中國古代匾額遺存，承載著豐富的特定時代信息，猶如歷史的微注腳。

這塊清代道光年間的【拔魁】匾，從載寫歷史信息的角度看，算得上是本人館藏匾額中的重量級藏品之一！因為，它實證“記錄”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的歷史背景。

清·道光二十九（1849）年【拔魁】匾

前匾由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廣東學政全慶聯名題寫，頒發(fā)給一名廣東拔貢生。在三位題匾人中，徐廣縉、葉名琛是廣東人民抵制英國侵略勢力的帶頭人。

眾所周知，清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后，中英雙方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老百姓心中永遠的痛。這種悲憤交加的情緒，在抗英第一線廣州的市民內心中尤其強烈。

亦因如此，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根據《南京條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不得不對英國開放通商。但在此前提下，廣州人民集體堅守了他們的尊嚴底線：英國人可以在廣州城外自由通商，但英國人不得進入廣州城內！

民意大于天。清政府高官也略懂這個道理。尤其是在民族主義情緒激憤當頭，為政一方的兩廣總督也不敢違背民意。1843年，當英國人以戰(zhàn)勝者的姿態(tài)提出要進入廣州城時，時任兩廣總督耆英拒絕了，他給出的理由是：“民情未妥?！?/p>

英國在戰(zhàn)爭賠款割地中討到了大便宜，自然也不愿在英國人進廣州城這種無關實質的“小事”上大動干戈。所以此事久拖未決。

四年之后，即1847年，英國以軍事相威脅，再次要求英國人自由出入廣州城。形勢危急，兩廣總督耆英搬出了緩兵之計，他向英國人許諾：兩年之后，英國人即可出入廣州城。稱暫時未放行英國人，只因廣州民眾反對英國人入城的情緒過于激烈，需要給他們一些時間做心理緩沖。

耆英的說法，實出于緩兵之計，因為兩年后他的兩廣總督任期早就結束了，到時候，是否允許英國人入廣州城這塊燙手山芋，不需要經過他手。但英國人的西洋思維，并不能想到這一層，他們只知道允許英國人入城有了確切的時間表，這就可以了。于是英國軍隊退了。

耆英像

英國人暫時退卻了，耆英也如釋重負了，但有兩個人卻開始憂慮了——他們就是徐廣縉和葉名琛。

左徐廣縉 右葉名琛

彼時，徐廣縉為廣東巡撫，葉名琛為廣東布政使。按照道光官場規(guī)律，兩年后，徐廣縉和葉名琛大概率各升一級，繼續(xù)搭班留在廣東，應對咄咄逼人的英國人。

實際上，耆英的調職，徐廣縉和葉名琛的升職，都提前了一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兩廣總督耆英被召入京覲見，然后就留在北京供職了，出任禮部兼兵部尚書；而徐廣縉和葉名琛順理成章分別接任了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

不管怎么樣，英國人遵守“約定”，他們不得進入廣州城的日子，還是過了兩年。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英國人提出：跟前任總督耆英約定的兩年時間到了，英國人應該可以自由出入廣州了吧。

清代的廣州

時任兩廣總督徐廣縉當然不愿意做歷史罪人。既然耆英這種軟骨頭都能擋住英國人三番五次的入城要求，他徐廣縉以性格強硬著稱，豈能做替罪羊？徐廣縉同樣以廣州人的民族情緒激烈為由，拒絕英人入城。

英國人感覺被耍了，怒火中燒，再次擺出要引兵開打的姿態(tài)恐嚇徐廣縉：要么對英國人打開城門，要么英國軍隊攻入城。

誰知徐廣縉早有準備，他迅速組織了含清軍和鄉(xiāng)勇達10萬人之眾的兵力，嚴陣以待。而實際操辦軍務的人，正是時任廣東巡撫葉名琛——他對徐廣縉強硬對外的態(tài)度深感敬仰；他愿意全力配合徐廣縉的武力拒敵策略！

看到沒有，徐廣縉和葉名琛，這就是清代道光年間的中國好搭檔！理念一致，氣節(jié)一致，如此便能同仇敵愾，拒敵于國門外。難怪，也就在這一年，他們共同題寫了前述【拔魁】匾；如果總督和巡撫不對付，斷不會在同一塊匾額上聯名題匾。

徐廣縉、葉名琛題寫【拔魁】匾

應該說，徐廣縉和葉名琛領導下的廣東官方態(tài)度，打了英國人一個措手不及，他們沒有想到同一套官府體系，為什么換了總督，底氣截然不同。更要命的是，英國人本想著以口頭威脅就能達到目的，軍事上實則全無準備。

無奈之下，英國人偃旗息鼓，既沒有出兵，且連續(xù)好幾年不再提允許英國人進入廣州城的事。

英國人的不戰(zhàn)而退，讓朝野主戰(zhàn)派揚眉吐氣，廣東民眾更是民族士氣爆棚。消息傳到北京，道光皇帝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他一聲旨意，給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各封了個大賞，并分別賜予爵位。

實事求是地說，從1848年到1852年，在徐廣縉任總督、葉名琛任巡撫的搭檔期間，英國人在廣東沒有討到任何便宜，英國人甚至沒有得到過好臉色看。

就英國人企望入廣州城一事來說，從1843年到1856年，悉數十三年，英國人始終未能得逞。盡管英國坐收了打贏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無數利益，但它們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尊嚴”。

咸豐二年（1852），徐廣縉被緊急調任湖廣總督，督辦軍務圍剿太平軍。同年，他因武昌失守，被革職收監(jiān)。后東山再起，又官至四品。不贅述。

而接任兩廣總督的，自然是葉名琛。平心而論，就氣節(jié)和性子來說，葉名琛比徐廣縉更為剛烈！從1852年至1857年，葉名琛在任兩廣總督期間，英國人別說跟他討價還價，他們甚至連見葉名琛一面都難，后者打定主意，要跟英國人硬氣到底。

但晚清中國的衰弱，注定了會有更大的國禍臨頭，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就廣東的局勢而言，葉名琛對英國強硬，也加速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到來——英法意識到必須再次訴諸武力才能讓清政府屈服。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始于1856年，英法聯軍發(fā)動戰(zhàn)爭的目的，并不是英國人入城事宜（這件事翻篇了），而是為訴求更多利益的“修改條約”。所以，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對清英（法）雙方來說，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不可避免。

關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本文不贅述。這里只想強調，身為兩廣總督的葉名琛，不管是在戰(zhàn)前還是戰(zhàn)時，都做到了硬氣到底。

1857年12月28號，英法聯軍攻破廣州城，葉名琛拒絕逃亡被俘虜至英艦“無畏號”上。

后來，葉名琛被英方送至印度加爾各答囚禁。在船上的日子，他還以為自己要被送去英國跟英國王談判。

再后來，葉名琛終于認識到，自己無法再為大清效力，且不知猴年馬月才能回到祖國，無望之下遂絕食而亡。葉名琛此舉，算得上是保住了自己最后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