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國會資料圖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據媒體報道，墨西哥參眾兩院在2025年12月10日通過了一項引發(fā)全球市場矚目的關稅法案。該法案決定從次年起，對來自中國等未與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亞洲國家商品，加征最高達50%的關稅。

這一政策是墨西哥總統克勞迪婭·辛鮑姆“墨西哥計劃”工業(yè)政策的核心部分，涉及近1400個關稅細目，預計將影響價值約52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約占墨西哥年進口總額的8.6%。

從歷史角度看，這一關稅措施的嚴厲程度在墨中雙邊貿易史上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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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關稅政策的出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個逐步加碼和清晰化的過程。

2025年1月，墨西哥開始對部分進口商品征收臨時關稅。3月，針對汽車、電子等重點產品的額外關稅措施出臺。7月，墨西哥對涉嫌傾銷的中國電動汽車征收最高35%的反補貼關稅。

到了8月，一項針對小額包裹進口關稅的上調，更被廣泛視為針對Shein、Temu等中國跨境電商平臺的精準措施，將價值低于2500美元的包裹關稅從19%提高至33.5%。

直至9月，墨西哥總統克勞迪婭·辛鮑姆公布了一項涵蓋范圍最廣、稅率分級最細的全面關稅方案，涉及1371個關稅代碼下的產品，占墨西哥所有關稅代碼的16.8%。

根據法案設計，關稅稅率被分為從10%到50%不等的六個檔次，體現出明顯的策略性。原材料和初級中間品面臨較低稅率，而高附加值的成品，尤其是汽車、電子產品等，則被課以重稅。

這種結構暴露了政策的雙重意圖：在試圖保護本國終端產業(yè)的同時，又希望盡量減少對本國制造業(yè)原材料成本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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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這是一項旨在保護本土產業(yè)、增加財政收入的國內經濟政策。但深入分析，其動因交織著地緣政治的妥協、經濟現實的逼迫與戰(zhàn)略性的選邊站隊。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來自北方的地緣政治壓力。

美國長期擔憂中國商品通過墨西哥“后門”進入其市場。隨著2026年《美墨加協定》全面審查的臨近，墨西哥此舉被視為向美國遞交的“投名狀”，以期在協議談判及移民、安全等議題上換取美方的妥協。

本質上，這是一種以限制對華經貿關系來換取北美市場準入資格的交易。

其次，國內嚴峻的經濟現實構成了直接推力。

墨西哥2024年預算赤字達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2025年的預算赤字雖較2024年的5.9%下調2個百分點，但仍處于較高水平。

高達50%的關稅預計每年可帶來近40億美元的額外收入，對緩解財政赤字誘惑巨大。

同時，執(zhí)政黨希望借此回應國內產業(yè)界，特別是占制造業(yè)比重23%的汽車產業(yè)，對“不公平競爭”的擔憂，保護其宣稱的超過32萬個就業(yè)崗位。

此外，法案選擇性征稅的特點暴露了其戰(zhàn)略傾向。它僅針對非自由貿易伙伴，而對美、加、歐等盟友豁免。這標志著墨西哥在貿易政策上，正從多邊主義原則轉向事實上的“選邊站隊”，將自己更深地錨定在美國主導的北美供應鏈體系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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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項被包裝為“保護”的政策，很可能對墨西哥自身構成一場嚴峻考驗，其負面影響或許比預想中來得更快、更深刻。

最直接的沖擊是輸入性通脹。

墨西哥制造業(yè)嚴重依賴全球供應鏈，特別是來自中國的機械、零部件和原材料。關稅推高的生產成本，最終必然轉嫁至終端消費品價格。

墨西哥汽車經銷商協會已警告，這不僅會限制市場競爭、減少消費者選擇，還將直接推高墨西哥家庭購買汽車，尤其是新能源汽車的成本。

更深遠的風險在于，墨西哥作為“全球制造樞紐”的競爭力可能被削弱。

吸引外資的關鍵在于穩(wěn)定、開放、可預期的營商環(huán)境。此次大幅提高關稅，向國際投資者釋放了政策不確定性的信號。

如果企業(yè)因成本上升和規(guī)則多變而將投資轉向其他拉美國家，墨西哥不僅難以實現產業(yè)升級的初衷，反而可能在全球產業(yè)鏈重組中陷入被動。

從外交層面看，這種明顯針對特定國家的歧視性貿易措施，損害了墨西哥長期以來秉持的獨立、多元外交形象。有墨西哥學者尖銳地指出，在美國試圖挑起的這場大國博弈中，墨西哥正冒著淪為“最終犧牲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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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而言，沖擊是切實的。

墨西哥是中國汽車出口的第一大市場，50%的關稅將極大削弱中國車企的價格優(yōu)勢。紡織、電子和蓬勃發(fā)展的跨境電商同樣面臨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的困境。

但挑戰(zhàn)也正倒逼出更具韌性的生存策略。簡單的商品輸出模式難以為繼，中國企業(yè)開始加速向“在岸/近岸生產”模式轉型。通過墨西哥的IMMEX出口加工計劃在當地設廠，滿足原產地規(guī)則，成為繞過關稅壁壘的直接路徑。

盡管獲取該資質門檻高、周期長，但這已是中資企業(yè)扎根北美市場的必由之路。

供應鏈的多元化布局也在同步進行。不少企業(yè)開始探索通過越南、泰國等RCEP成員國進行生產或中轉，利用區(qū)域累積規(guī)則重新優(yōu)化產品的“經濟國籍”，以符合優(yōu)惠關稅的條件。

同時，提升產品技術含量與品牌價值，從成本競爭轉向價值競爭，是消化關稅成本的長期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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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關稅法案，絕非一個孤立事件，而是全球貿易體系深刻變革的一個縮影。它標志著基于低成本、高效率的全球化供應鏈模式，正在被基于地緣政治信任、區(qū)域化合作的“友岸外包”模式所侵蝕。

即將到來的2026年《美墨加協定》審查，可能進一步收緊原產地規(guī)則，筑牢“北美堡壘”的圍墻。

未來的貿易競爭，或將越來越多地體現為“規(guī)則聯盟”之間的競爭。

中國與墨西哥的經貿關系，也可能進入一個“政冷經熱”的復雜階段：一方面關稅壁壘高筑，另一方面墨西哥在新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的發(fā)展又離不開中國的資本與技術，雙方在第三方市場的合作可能反而加深。

對于全球企業(yè)，尤其是深度嵌入國際分工的中國企業(yè)而言，未來的戰(zhàn)略關鍵詞將是“彈性”與“本地化”。

傳統的、集中式的全球供應鏈布局，將逐步讓位于更分散、更貼近終端市場的區(qū)域化生產網絡。“中國研發(fā)、墨西哥組裝、北美銷售”或類似的三段式布局，或將成為一種新常態(tài)。

這場由關稅引發(fā)的波瀾，其影響遠不止于貿易數字的增減。它迫使企業(yè)重新思考生產地的邏輯，從追求“最低成本”轉向計算“最低風險”。

墨西哥的抉擇，恰如一句古老的諺語所揭示的困境：“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

而對所有參與者而言，在保護主義抬頭的時代，如何在依賴與自主、效率與安全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將是比應對單一關稅更為持久的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