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在“面對巡撫被殺，嘉靖反應不如咸豐”一文中，我對2017年的5篇“咸豐朝巡撫鄧爾恒被殺一案”、2020年的3篇“嘉靖朝巡撫許銘被虐殺一案”進行了總結性陳述。但說實話，仍然有一些問題沒有詳細地說明白。

即為什么明清的皇帝對于“同一類型案件”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咸豐果斷去除（那時離去世不到40天）、慈禧在不得以的情況下下采用了和嘉靖相同的方式、嘉靖在并不危急的情況下采用了最“姑息養(yǎng)奸”的方式？

這個思想問題，我們應該研究研究。對于新朋友，因為上面9篇文章未必讀過，我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兩件案情，但因為有第9篇——嘉靖反應不如咸豐一文做積淀，我的這個介紹也是總結性介紹，與前面9篇沒有什么雷同之處，要想全面了解這一問題，也請對前面兩年多來的9篇文章進行了解。

嘉靖“九邊問題”20年綿延不絕的原因是什么

明武宗死后，大明自“土木堡之變”（1449年）之后七十年，“九邊問題”再次爆發(fā)?！巴聊颈ぶ儭敝园l(fā)生，不僅僅是明英宗和王振的問題，其中“九邊”在管理問題上也很嚴重。因為與此文無關，暫不介紹。那么，何以在正德嘉靖年間九邊的問題如此嚴重呢？其重要原因如下：

“九邊問題”是永樂遷都后，北平作為京師后的必然反應。皇帝及其天量的權貴階層距九邊并不遙遠，再加上古代封建社會各種“治國的好政策”在“權貴階層”利益下，每隔幾年、十幾年就會產生質變：好的政策被執(zhí)行者執(zhí)行成對權力階層有好處的政策，也就是把好的政策由全民變成僅對權力階層有好處。

由此造成吏治特別是貪腐問題（吏治是很廣的范疇，還包括庸官懶官治理、官員評價等）、土地兼并問題、糧食種植轉向經濟作物種植中的稅收問題、開鹽開馬開糧等“開中制”等諸多問題逐漸積累。

嘉靖登基后二十多年不斷出現兵變的根本原因就是上述原因。對這些，嘉靖從他的能力上說不可能根本解決。但不能根本解決不代表沒有辦法舒緩、降低。特別是“兵變”的直接導火索就是“武將貪腐”“邊臣腐敗”導致的“兵變沒糧沒錢無法養(yǎng)家糊口”。根本問題封建社會皇帝無法解決，但問題爆發(fā)在哪位皇帝身上，就是哪位的最大問題。

說句公平的話，嘉靖比較倒霉，一切的問題在他登基后全爆發(fā)了，正德時期是上述問題快速積累的時期。正德死后，嘉靖登基未改元的正德十六年十二月（1522年1月）便爆發(fā)甘州鎮(zhèn)兵變。

巡撫、都御史許銘被亂兵殘忍殺害，先是被打暈然后被火焚，火焚中蘇醒逃走，被亂兵用門板壓住燒死。由此拉開“第一次兵變爆發(fā)期”的序幕。

對于這一案件的處理結果，嘉靖并沒有按照文官的要求去嚴懲兵變指使者總兵李?。ㄋ皇窍虢o許銘警告，但沒想到釀成大亂），他只是對李隆降職、調往他處（應該也是九邊其他邊鎮(zhèn)）。后人為此給出的理由是嘉靖怕李隆引蒙古騎兵南下。其實，在上文“面對巡撫被殺，嘉靖反應不如咸豐”一文中，我已經駁斥了，理由根本不成立。

咸豐對類似問題處理時所面臨的的風險，比嘉靖危險得不知多少倍。

咸豐對于巡撫被殺一案的不同處理

說到此處，有個問題需要明晰：嘉靖朝的巡撫和清朝的巡撫性質完全不同呀，權力大小、任期和權力適用范圍都不同。嘉靖朝的巡撫權力小、任期不固定、屬于臨時性任務派遣。因為這與本文無關，所以就不展開了。

清朝的巡撫權力比較大、任期固定。雖然主要管民，但在實際運作中卻也管軍，像山東巡撫、河南巡撫、山西巡撫等可以直接插手軍事，因為這些省沒有總督。但在亂世、在現實生活中各種人情或利益因素，官員的權力邊界其實是模糊的。

如果死鉆牛角尖兒的話，就不會理解為何被罷了代理巡撫一職的徐之銘，為何可以牢牢控制云貴地區(qū)，為何云貴總督張亮基都被他逼走了。

其實，徐之銘的方式很簡單：用清廷的錢給自己買好兒，聽我的我就給你撥款、我就給你向朝廷請功。不聽我的，你有功我把你的功給別人、你有過我就照死了整你！

在古代封建社會的現實生活中，這種方式雖然很齷齪，但卻可以迅速增強自己的實力。

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死前40天對一個多月內三次調換職務的鄧爾恒（顯示云南布政使調貴州巡撫、再調陜西巡撫、再調云南巡撫）被殺案考驗了咸豐和肅順、慈禧和奕?慈安的政治魄力。

咸豐憚于徐之銘已經控制云貴地區(qū)軍政大權，通過對徐之銘有制衡能力的鄧爾恒職務的不同任命，先是防止徐之銘控制貴州、然后防止徐之銘與西北陜甘地區(qū)的曾經同僚聯系、最終直接任命鄧爾恒為云南巡撫去收編徐之銘的政治勢力。

可以說，從一開始，咸豐就希望用“強硬”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也即鄧爾恒回到昆明擔任巡撫后，對于已經被罷官卻無新的職務、新任務的徐之銘來說，恐怕不會有什么好的命運。就在這個階段，鄧爾恒被徐之銘派去的人假扮劫匪，在知府衙門的別院殺死。

咸豐之后一直想通過調人進入昆明，來重新奪回對云貴地區(qū)的軍政控制。但先后兩位云貴總督、一位巡撫、多位省級官員都以各種理由拖延不敢進入昆明赴任。由此可見，云貴地區(qū)基本已經失控。徐之銘已經成為“土皇帝”。

慈禧和奕?采用了和嘉靖完全相同的方式，但后患比較大

咸豐死后，慈禧和奕?選擇潘鐸為新任云貴總督。四川總督駱秉章和兩位前云貴總督、貴州提督等軍隊在云南與四川邊境對峙的時候，潘鐸突然空降昆明。徐之銘在此情況下束手待擒。

潘鐸在這時也犯了一大錯誤：即主張降職徐之銘，繼續(xù)留用。當然，潘鐸只是建議權，拿大主意的還是奕?和慈禧。因為，云貴地區(qū)情況他比較熟悉。然而，潘鐸之死也可能是徐之銘暗中所為。潘鐸乃是被馬榮所殺，而馬榮乃是投降官軍的叛軍，被徐之銘收編后定為參將。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馬榮率本部人馬圍攻昆明。潘鐸命令馬榮遷出，并與徐之銘相約一同前往訓斥馬榮。哪知，徐之銘事到臨頭卻以忽有戰(zhàn)事為由沒去，致使潘鐸最終被馬榮所殺。

潘鐸死后，馬榮率兵搶掠昆明。受潘鐸推薦的岑毓英（其子就是日后著名的“北袁南岑”；清末三屠——屠官屠民屠財的“屠官”岑春煊，他反腐反得很厲害，所以人稱“屠官”，另外二人是屠民袁世凱、屠財張之洞）拼死抵抗，徐之銘見狀卻逃之夭夭。

這時，受潘鐸收降的滇東南回民起義領袖馬如龍，當時正在鎮(zhèn)守建水，官職是臨元總兵，聞知潘鐸被殺，立刻率軍回轉昆明，趕走了馬榮。

其后，徐之銘和馬如龍幾次退讓“云南巡撫”一職，徐之銘知道呀，自己這輩子也就只能“暗中控制”了。馬如龍也知道自己當不了，因為，能當巡撫的人太多且自己的身份比較特殊——回民起義領導者之一。

最后，清廷任命馬如龍為云南提督一職。那么，徐之銘最終命運如何呢？史料不詳，在西南民族起義被剿滅前病死了。當然這“病”是怎么個病就很難說了。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咸豐的處置最激進，嘉靖和慈禧的處置方式類似。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我們后人為何會對嘉靖、慈禧的處理方式贊同呢？認為咸豐的處置激進危險呢？是什么原因導致我們愿意采取“拖延”戰(zhàn)術呢？

這其實就是：清承明制，兩朝皆受北宋思維影響所致。

明清一體，應該如何理解？兩朝總體上都屬于閉關思想，深受北宋思維影響

明朝和清朝，因為掌握政權的民族不同，被有些人強行不認同擁有“一體思想”。

有人說，清朝施行的是雙軌制——對外可汗，對內皇帝；對蒙古、西藏、廣西等地區(qū)施行各自原有治理體系，對長城以內的傳統(tǒng)大中原地區(qū)采取儒家統(tǒng)治。然而，我們要說，這些統(tǒng)治方式在漢唐明不是同樣嗎？比如土司治理，在明朝也是存在，在宋朝、唐朝都是如此。

因此，在大體的統(tǒng)治是相同的，當然具體細節(jié)會有變通，這對于歷史發(fā)展很正常。不同時期，具體細節(jié)有所變化很正常。同樣是統(tǒng)治術，內閣與軍機處在成立之初都是為皇權服務的“秘書性”機構。只不過細節(jié)上，清廷因為是少數民族政權，在軍機處內部往往由滿人領銜，漢人數量逐漸增多。

由此，在整個國家治理上，行政管理上，社會管理上，明清一體、后朝承接前朝也是如此。明朝也同樣是繼承元朝的諸多管理體制。在思想上，清朝對明朝的繼承非常明顯。無論是“文字獄”還是“對外閉關”都是繼承。只不過，因為清廷是滿人執(zhí)政，為了自身控制力問題，做的事情往往更狠。但在“統(tǒng)治術”上一體一致。

在這個思想脈絡下，明清思維方式與北宋是相同的。自北宋開始，因為“文人治國”徹底代替“武人治國”，經過幾百年的逐漸加深，北宋的“忠君思想”逐漸加強，典型代表就是北宋文人開始對歷史進行“重新梳理”。

例如對曹操評價徹底扭轉，更多的稱其為“奸臣”；例如對秦瓊參與“玄武門兵變”進行弱化，從而導致“忠義偶像變得完美無瑕”。北宋皇帝也開始對儒家文人投桃報李，給與他們強大的“建議權、批評權”。同時，這種現象在明朝也很明顯。這一方面是因為，沒有他們皇帝無法治國，另一方面則是有意識地“容忍”——為了自己的江山，那就忍忍吧。

為了自己的江山，特別是農業(yè)文明下的江山，宋明清三點非常類似。

宋朝“澶淵之盟”徹底放棄收復幽云十六州，有些人說北宋其實沒有放棄收復幽云地區(qū)。其實，感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慶歷增幣”（重熙增幣）之中，儒家文臣是如何反對宋遼一戰(zhàn)的吧，從上到下都以“盟約”為說辭。這點和后世的李鴻章，以“協定”已經簽訂，無論多么不好、對我們多么不利也不應該反悔，都要義無反顧地去執(zhí)行是一個思路。

為了自己的江山，明宣宗主動內撤，放棄了朱元璋、朱棣時期擴展的大部分領土。從這一時期開始，明朝也基本采用了“專守防御”的措施。當然，相對于北宋來說，明朝的骨氣更大些。

清朝也同樣為了自己的江山，自康熙開始就對外妥協，當然不管這種妥協以什么理由。越到后期，這種“自私”越明顯。例如對沙俄幾乎是“并無多少抵抗”下就割去了大片領土。其理由也是為了防止內部民亂。

李鴻章和徐之銘籠絡他人的手段類似

對比北宋前的漢唐，北宋后的明清，我們會發(fā)現，北宋就是“變化的關鍵”。北宋之前——辱我者，我必滅之；北宋之后——辱我者，我不理之或我繼續(xù)忍之。

這就是儒家思想在逐漸被統(tǒng)治階層利用后，皇權與儒學逐漸形成一種：為了自己的江山，可以什么都不顧的狀態(tài)。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忠君”仍然要求忠君，過往的“君主”與“社稷”的正常關系，變成了“居主即社稷”，社稷即自我，自我即一切，非我的一切皆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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