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春的延安，午夜的棗園仍透出炭火微光。周文楠裹著舊呢大衣，手里攥著一張薄薄的紙條——那是她準備遞給中央組織部的再婚申請。她猶豫了一下，還是轉身敲響了毛澤東辦公室的門。

門開后不久，只聽毛澤東輕聲一句：“這么晚，有事？”一句尋常問候，卻讓周文楠幾乎握不住那張紙。她深吸一口氣，把來意說得干脆：自己與王英樵感情穩(wěn)定，希望組織批準結婚。

這一幕距離她與毛澤覃生離死別已過去五年。把記憶撥回1925年，長沙學潮此起彼伏。青年毛澤覃在街頭散發(fā)傳單，恰巧遇見剛送完情報的周文楠；一句“同志，辛苦”埋下情緣。那年秋天他們同赴廣州，婚禮極簡：幾張木桌、一塊紅布。彼時兩人只談理想，不談柴米。

大革命失敗突如其來。1927年春夏，清鄉(xiāng)隊滿城緝捕，夫妻不得不分路。毛澤覃轉戰(zhàn)南昌、井岡山；周文楠則回到長沙待產(chǎn)，以地下身份繼續(xù)工作。9月的一個雨夜，她產(chǎn)下兒子毛楚雄，隔日又頂著高燒外出聯(lián)絡——白色恐怖里，產(chǎn)褥期意味著奢侈。

次年，長沙淪陷，她被捕入獄。三次嚴刑，始終咬緊牙關。1930年彭德懷攻城，鐵門轟然倒塌，她才得以重見天日。出獄后，她隨紅軍輾轉江西蘇區(qū)，在紅十六軍政治部寫標語、編壁報，熬夜磨破了指節(jié)。

1934年主力長征前夕，她被留在中央蘇區(qū)堅持游擊。蓮花縣失散那一次，她落到地方武裝手里，本以為兇多吉少，卻被一頂輕轎神秘送出——十幾年后她才知是周邦杰暗中相救。風雨里，生死常常只隔一扇門。

1935年底，她聽說毛澤覃已在瑞金突圍中犧牲，同時又得知賀怡與毛澤覃早成伉儷。消息如鈍刀，疼，卻無法責怪任何人。槍林彈雨下，愛情多半靠命運裁剪，她選擇默默祝福。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湖南省工委把她秘密轉到韶山。毛澤東得訊，特地寫信邀請她赴延安，并隨信寄來二十塊大洋路費。周文楠揣著那封信走了一個多月，才在1939年底抵達陜北黃土高坡。

再回到延安的那間窯洞。毛澤東放下手中文件，聽完她的申請，只淡淡一句：“婚姻自由嘛，這是蘇維埃早就定下的。你再婚，我不干預的。詠菊為革命犧牲，他的精神不朽，活著的人要好好活?！?/p>

話音不高，卻把周文楠心中最后的顧慮掃凈。她鄭重點頭，把申請交到組織。1941年初，她與王英樵補辦登記，炊煙里沒有儀式，只有一碗糊糊。戰(zhàn)事緊迫，雙方便繼續(xù)各自崗位，偶爾相逢，也只是匆匆一句“保重”。

毛澤東對“再婚”二字一直持開明態(tài)度。同樣的態(tài)度，他后來也給了兒媳劉思齊。1950年毛岸英赴朝鮮陣前請命，毛澤東雖心里不舍，仍批示同意。噩耗到來后，他整整遲了三年才向劉思齊透露真相，害怕年輕的兒媳承受不住。在多次勸說之下，劉思齊終于在1962年和楊茂之組建新家。毛澤東托人送去三百元，依舊一句：“總得往前走?！?/p>

再把鏡頭拉回周文楠。1946年，中原突圍時，兒子毛楚雄壯烈犧牲。接到陣亡電報，她在宿舍窗前站了一夜。天亮后，她照常去保育院帶孩子，只在筆記本的扉頁寫下一行：楚雄，媽媽以你為榮。

新中國成立后，她被分配到哈爾濱，主持市婦聯(lián)工作。文件堆成山，她卻常常抽空記錄江西、湖南地下斗爭的細節(jié)，擔心后人遺漏。1982年離休時，她留下兩萬余字回憶稿，大半是夜里咳嗽間寫成。

1992年9月5日，周文楠病逝于哈爾濱，享年八十一歲。此前半年，她還委托家屬向韶山紀念館寄去一千元，信里寫：“個人綿薄，以表心意。”一千元并非巨款，但對那位久病臥床的老人而言，掏出這筆錢并不輕松。

周文楠、毛澤覃、毛楚雄，這一家三代的名字散落在不同的烈士陵園，卻以另一種方式團聚在史冊中。毛澤東曾說：“為革命，個人得失算不得什么。”周文楠用一生作答：把個人悲歡讓位給時代需要，這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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