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外長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嚴厲措辭警告日本涉臺挑釁，并用“七重鎖定”夯實臺灣歸屬法理依據，同時結合中東之行展現中國外交底線與格局的深層邏輯。

日本這般無視歷史法理、執(zhí)意碰瓷挑釁的行徑，難道真的以為能逃脫應有的代價嗎？

十二月的北京冷得讓人直打哆嗦，深夜出門得把大衣裹得嚴嚴實實才能抵御嚴寒，但坐落于朝陽門南大街的外交部大樓里，一場剛結束的外事會見，卻讓整個東亞的局勢變得異常緊張。

這場會見絕非流于形式的外交客套，午夜時分發(fā)布的新聞稿一經公布，懂外交話術的人一看就知道，這話里的分量遠超常規(guī)表態(tài)。

雖說是王毅外長與來訪的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會面，但新聞稿里重點對準的是日本，不僅明確點出其名，還嚴厲敲打它戰(zhàn)后不反省歷史、發(fā)表涉臺謬論的行為，批評意味十足。

此次中方完全沒有拐彎抹角，也沒用那些模糊緩和的外交辭令，而是罕見地拋出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七個字。

在中國的外交語境中，這絕非簡單的情緒宣泄，更不是普通的抗議表態(tài)，而是清晰無誤地傳遞出一個信號：中方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再也無法容忍日本的相關行為。

回顧歷史就能發(fā)現，這七個字的使用向來非同尋常，往往出現在重大局勢轉折之前，1962 年邊境沖突爆發(fā)前、1979 年南疆戰(zhàn)事開啟前，這句話都曾被置于關鍵位置，用來明確劃定紅線、定下應對基調。

如今在高規(guī)格的外事會見中，中方再次使用這樣的重話，直接評價日本現任領導層的所作所為，這本身就說明，在中方的判斷里日本的行為已經越過了可以協商周旋的界限，正朝著不可回頭的方向發(fā)展。

中方 “是可忍孰不可忍” 的強硬表態(tài)，并非泛泛而談，而是直接對準了東京當下的權力核心，尤其是以首相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政治路線。

近段時間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操作，早已超出單純試探，變成了毫無掩飾的冒進。

從公開宣揚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的論調，到特意在輿論和法律層面鋪路，為自衛(wèi)隊可能介入臺海事務創(chuàng)造條件，這些行為的本質，都是把中國的核心利益當作政治賭注。

在中方看來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口頭挑釁，而是一場實打實的戰(zhàn)略賭博，嚴重觸碰了核心利益底線。

亮明嚴正態(tài)度后，王毅外長隨即拋出更具殺傷力的 “七重鎖定”，不靠情緒施壓，而是用鐵打的事實和條約，把臺灣問題的法理性質一層層明確界定。

1943年《開羅宣言》明確要求日本歸還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領土，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這一核心原則，日本無條件投降時已正式接受這些條款，臺灣回歸中國在戰(zhàn)后國際秩序中早已明確。

后續(xù)的法理鏈條同樣完整閉環(huán)：新中國確立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國合法席位，從國際層面否定 “兩個中國”“一中一臺” 的荒謬說法。

日本自身在72年《中日聯合聲明》和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里，一再確認并承諾，會尊重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這是雙方認可的原則。

日本防衛(wèi)省突然對外炒作所謂中日軍機“危險接觸”，防衛(wèi)大臣公開指責中國軍機對日方進行“雷達照射”，刻意使用帶有強烈攻擊性的表述，把日本塑造成“被威脅的一方”，試圖在國際輿論中搶占道德位置。

但事情的經過并不復雜，當時中國航母遼寧艦編隊正在相關海域開展正常、合法的跨區(qū)演訓活動，完全符合國際法和慣例。

反倒是日本艦機多次主動靠近，進行近距離偵察和持續(xù)跟蹤，這種行為本身就具有明顯挑釁性，也大幅抬高了軍事摩擦的風險。

在這種情況下，中方采取必要的跟監(jiān)和警示措施，是任何主權國家軍隊都會作出的標準反應，并不存在所謂“異?！被颉斑^激”。

日方在主動抵近的前提下，反過來指責中方“制造危險”，本質上是在混淆因果關系，把自己主動挑釁的行為包裝成“被動應對”，至于日本方面放風稱“防務熱線無人接聽”，同樣是輿論操作的一部分。

溝通機制的前提是基本尊重，而不是一邊不斷制造緊張局勢，一邊要求對方配合營造“理性克制”的形象，在持續(xù)挑釁的背景下，指責對方不接電話，本身就缺乏誠意。

中方的態(tài)度已經非常清楚：停止危險接觸和前沿挑釁，才具備對話的基礎，如果繼續(xù)升級動作，后果只能由日方自行承擔，這一立場并非只說給日本聽，而是通過公開渠道傳遞給國際社會，明確劃出紅線。

在主權和領土問題上，中方不存在模糊空間，也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任何試圖通過軍事抵近和輿論施壓改變既定事實的做法，都不可能得到回應，只會進一步加劇緊張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