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2.19要講的這個案子實在是一言難盡……

近日，甘肅的馬先生向記者反映稱，他和26歲的妻子小艾結婚已有7年，育有3個孩子。 今年7月3日晚，馬先生哄完3個孩子睡覺后，發(fā)現妻子還未進房間，于是去尋找妻子。結果，他發(fā)現妻子躺在侄兒小進睡覺的地方，小進則坐在沙發(fā)上。事后，妻子承認猥褻了侄兒小進。 馬先生提供的資料顯示，7月10日，甘肅東鄉(xiāng)警方對此事行政立案；7月23日，小艾因涉嫌猥褻兒童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7月26日，東鄉(xiāng)縣公安局鑒定意見通知書顯示，小艾案發(fā)時患有精神分裂癥，辨認及控制能力喪失，故無刑事責任能力。

10月29日，東鄉(xiāng)縣檢察院向法院申請對小艾強制醫(yī)療。12月1日，東鄉(xiāng)縣法院駁回了強制醫(yī)療申請，由法定監(jiān)護人對其嚴加看管和治療。 丈夫馬先生表示：“事發(fā)時我以為她是故意氣我的，因為她在鬧離婚，幾年來她沒表現出有精神疾病。已向上級法院申請復議，希望重新進行鑒定，并追究小艾的刑事責任?！?/blockquote>

暑假結束后，老馬帶著兒子小進回到了打工的地方，小進也開啟了初中生活。但老馬稱，今年暑假發(fā)生的這件事，讓小進至今晚上睡覺做噩夢。 “沒有讓他住校，每天晚上回家，但他經常睡到半夜會說亂七八糟的夢話，會被驚醒。”老馬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這事對孩子的心理創(chuàng)傷太大了，“不僅晚上做噩夢，而且現在不太愛說話，變得很沉默了?！?對于法院駁回強制醫(yī)療一事，老馬稱，他從來沒有發(fā)現小艾有任何精神疾病，他們早就提出了重新鑒定，但得到的回復是對方不配合，所以直到現在都沒有重新鑒定。

這起26歲嬸嬸猥褻12歲侄子案，當地法院竟以“治療期間病情穩(wěn)定”和“本人及家屬不同意”為由駁回了強制醫(yī)療申請。這一決定意味著涉案女子小艾將不再被強制醫(yī)療，而是由家屬進行所謂的“嚴加看管和治療”。與之對比鮮明的是，受害者小進卻因這次侵害行為長期做噩夢、性格變得沉默。

而且更令人憤慨的是，本案曝光后，某些網絡言論竟將責任歸咎于丈夫“不夠關注妻子”，甚至暗示12歲受害者有責任，我?真是想順著網線一巴掌扇過去釘在墻上摳都摳不下來——

先說法律這塊，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進行強制醫(yī)療往往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即“實施暴力行為”、“經鑒定不負刑事責任”、“有繼續(xù)危害社會可能”。

本案中前兩個條件已滿足，爭議焦點在于第三個條件。法院駁回強制醫(yī)療申請的理由是“治療期間病情穩(wěn)定，治療效果明顯”。然而，“病情穩(wěn)定”明顯不等于“不再具有危險性”。精神分裂癥作為一種慢性精神疾病，其治療需要長期管理和監(jiān)控。

最高檢相關解讀也明確指出，強制醫(yī)療必要性審查應從“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險和家屬的管控能力兩個維度”進行。涉案女子小艾在案發(fā)前并無明確精神疾病史，婚后七年育有三子，村民也反映其日常行為正常。在這種情況下，僅憑短期治療后的“病情穩(wěn)定”，就簡單認定其不再具有社會危險性，未免太過于樂觀了吧。

本 案也進一步揭示了我國在 男童保護問題上，存在嚴重不足 。據不完全統計，男童遭遇性侵的比例相對來說高于女童，但社會關注度和法律保護力度卻是遠遠不夠的。由于傳統觀念認為 “ 男孩不會吃虧 ”甚至還覺得“賺了” ，男童防性侵教育是普遍缺失的。本案中的小進就是這樣，在遭受侵害后，因恐懼和害羞一直不敢告訴家人，這正是 男童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的體現。

我國刑法中 強奸罪的對象僅限于女性 ，對男性實施的嚴重性侵行為只能認定為猥褻罪，導致對男性性權利保護不足。這種法律上的 “ 性別歧視 ” ，使得侵害男童的犯罪成本相對較低。小進離家出走后被發(fā)現在鎮(zhèn)上一家賓館，這一細節(jié)也表明侵害行為對未成年人造成的心理創(chuàng)傷何其嚴重，我們的法律和社會支持系統應該給予男童與女童同等的保護力度。

至于案件曝光后，部分網絡言論展現的扭曲邏輯也是令人震驚。上面放的所謂“律師”公然聲稱“男方的才是罪人”，認為丈夫應該更關注妻子精神狀態(tài)。這種顛倒黑白的受害者指責游戲，不免令人想起的典型案例。

在這些敘事中，無論女性犯下何種錯誤，總能找到歸咎于男性的角度。更為荒謬的是，有評論甚至暗示12歲的侄子“勾引”其26歲的嬸嬸。這種對未成年人受害者的二次傷害，再次反映了我們社會中對男性受害者的嚴重忽視。

倘若性別角色互換，是一名26歲男性猥褻了12歲侄女，輿論場保證是一片嘩然，絕不可能出現任何為施害者開脫的聲音。所以說，這種性別雙重標準不僅不客觀不公平不理性，反而可能會更加助長相關犯罪的氣焰。

除此之外，本案還暴露了農村留守兒童容易受到侵害的問題。小進雖然平時隨在外打工的父母在外上學，但暑期是留在老家的，這種缺乏父母監(jiān)護的環(huán)境無疑增加了兒童受侵害的風險。我國還有數千萬留守兒童，他們面臨被侵害風險是很高的，尤其是熟人甚至親人犯案。

可問題在于，目前的兒童保護體系難以有效覆蓋這一群體。在司法救濟方面，小進家屬已向上級法院申請復議，要求重新對小艾進行精神鑒定。然而，重新鑒定卻面臨程序障礙——因為小艾拒不配合而未能進行。小進的父親和叔叔不得不尋求媒體幫助。

這也揭示了我國司法精神鑒定程序的一個漏洞，當嫌疑人選擇不配合時，如何保障鑒定程序的公正性和可靠性？如果嫌疑人可以通過不配合來規(guī)避重新鑒定，那么司法公正如何實現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該因性別差異就區(qū)別對待。部分輿論對女性施害者格外“寬容”，也明顯正在踐踏法律公正和男性受害者的基本權利。

目前男童小進依然被那起案件困擾而噩夢連連，而施加侵害者卻因為一紙“精神分裂病情穩(wěn)定”的鑒定而被免于刑責，甚至不需要接受強制醫(yī)療…

如此荒誕的司法結果，對于成千上萬的潛在男性受害者而言，無疑是傳遞出了令人不安甚至恐慌的信號。當然，這種騷操作早就不是一天兩天了，我們和某些不可名狀群體之間的戰(zhàn)爭早已白熱化，注定不死不休，加速狂飆就是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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