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8日黃昏，外灘的霧氣從黃浦江面涌來，寒意順著軍大衣的領口鉆進湯恩伯的脊背。他剛剛送走陳儀的外甥丁名楠，那封寫滿隱晦暗語的親筆信被放進辦公桌最底層的抽屜。街頭霓虹還在眨眼，槍聲卻零星響起，上海已不像城市，更像一座囚籠。湯恩伯突然冒出一個可怕的念頭——這張紙若被人翻到，命運就不再由自己掌握。

幾乎同時，毛森在法租界的一棟三層小樓里整理電碼。戴笠死后三年，他已被毛人鳳推到“東南保密”第一線，身份是第一綏靖區(qū)第二處處長，公開名片寫著“第三方面軍少將高參”。他的活計只有一個：盯住湯恩伯。軍統(tǒng)行話叫“釘子”，戴笠生前親自擰進去的釘子，已經(jīng)生銹，卻一樣扎人。

外界一直好奇，淞滬總兵力二十余萬，將領大半出自湯系，為何最終誰也沒有打出紅底白字的“和平起義”標語？答案并不復雜——湯恩伯活在毛森編織的蛛網(wǎng)里，稍有風吹草動，那根細絲就會被拉緊。湯的膽子并不小，河南打鬼子時敢把部隊填坑，但他清楚“政治殺頭”的刀比刺刀鋒利得多。

時間往前撥到1945年9月。日本天皇剛宣布投降，第三方面軍坐著運輸機降落在龍華機場。湯恩伯揮著馬鞭沖進上海，誰也攔不住他搜羅租界里的黃金和公館里的古董。短短兩周，他發(fā)出的“接收令”比上海警察局的傳票都多。正在此時，戴笠從南京飛來，帶來的只有一句話：“老頭子需要證明你的忠心。”

這句客氣話背后隱藏的其實是警告。湯恩伯明白自己外號“水旱蝗湯”并非浪得虛名，河南大饑荒期間，他設卡征糧、索銀筑垣，蔣介石固然默許，但也擔心功高震主。戴笠提出補救措施：讓毛森就近任職，方便匯報淞滬動向。湯恩伯猶豫，可一想到背后還有何應欽和陳誠的明爭暗斗，便點頭默認——這一點頭，日后便再也抬不起來了。

1946年春，第三方面軍改番號為第一綏靖區(qū)。湯恩伯掛了三顆將星意氣風發(fā)，卻發(fā)現(xiàn)辦公桌旁多了一把靠椅，給毛森留的。毛森不懂兵，卻抓情報，開會時經(jīng)常半閉雙眼，手里卻握著速記本。有人悄聲嘲笑他“紙上談兵”，可沒過多久，毛森遞到重慶的一份報告就讓湯恩伯差點丟官——報告詳細列出湯系統(tǒng)各師長的籍貫、財產(chǎn)和私通商號的流水。

1947年孟良崮一戰(zhàn)，整編七十四師被“拔牙”，南京群情洶洶。湯恩伯躲在莫干山別墅里寫檢討，夜深時他曾拍案高呼：“若無盯梢，我早殺出一條血路！”參謀長只回了兩個字：“不敢?！闭l都知道“不敢”指的是什么——毛森晝夜跟班，甚至連湯夫人出門買旗袍，他都安排密探隨行。

1948年8月，陳儀調(diào)浙江，湯恩伯赴衢州綏署任主任。表面是養(yǎng)老，實則坐鎮(zhèn)東南門戶。不到十天，毛森連人帶電臺搬來，掛牌“二處處長兼浙江警保處處長”。衢州軍官茶余飯后議論：“司令怕老婆，老婆怕毛森?！彪m是玩笑，卻點破事實——湯恩伯心里的那根弦被毛森牢牢攥著。

再回到上海。丁名楠走后第三天，湯恩伯發(fā)現(xiàn)抽屜鎖眼有被撬痕跡。那封信動過，卻又被放回原位，顯然有人已拍照存檔。湯拿著鑰匙手心冒汗，他知道毛森的秘書胡德珍是特訓班出身，專門干這種“順手牽羊”。這時，抽屜里的紙張仿佛變成一條毒蛇，隨時會跳出來咬人。

思索一夜，湯恩伯第二天主動去找毛森，他把信遞出時語氣平淡：“這是陳主席的來信，內(nèi)容你自會判斷。”一句話便把自己與陳儀切割干凈，也把主動權雙手奉上。毛森面無表情，只回了句：“總座必有指令?！辈坏剿氖诵r，南京便下令撤陳儀的浙江省主席職務。二月二十三日，陳儀在上海被捕，押往臺灣。湯恩伯那口氣剛松到一半，便聽見毛森新職務——上海警察局局長。

從三月到四月，上海警署像一臺悶燒的機器。兩個月間，特務搜捕三千余人，三百多人罹難。有人說毛森是“魔鬼”，其實魔鬼拿著的，是湯恩伯交出的鑰匙。湯想過制止，卻不敢。他甚至把警備司令部夜間巡邏交給毛森，寧可在《申報》上挨罵，也不肯再冒一次“被偷看”的風險。

四月中旬，解放軍長江以北大炮聲隱約可聞。幕僚提出趕快渡海或者干脆舉事，湯恩伯閉目搖頭：“槍口向誰？向毛森？還是向南京？”一句話哽在喉頭，再無下文。他可以在戰(zhàn)場輸贏，卻輸不起背后那把刀。

四年時光，毛森如影隨形，湯恩伯的起義念頭一次次冒頭，又一次次縮回。誰說將軍無畏？在密探的盯視中，恐懼比子彈更準。至于那枚釘子，它未必銹死在骨頭里，卻足以讓人終生不敢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