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北京的第一場薄雪落下時，一輛人力三輪車慢慢駛進中南海西門。車上坐著一位穿海軍服、扎著雙辮子的姑娘，她叫鄧在軍，二十二歲，還沒有意識到這趟行程會成為她人生坐標的一次標記。趕車的師傅好奇地打量她，小聲嘀咕：“這位同志，看樣子不是普通探親吧？”姑娘笑而不答，緊了緊衣領，心里既忐忑又期待。

三輪車停在西花廳前，迎上來的工作人員核對完名字，便領她進屋。周恩來握手時打量了一下這位未來的侄媳，隨口問道：“路上冷嗎？”短短一句客套，卻讓鄧在軍的心跳瞬間平穩(wěn)，她意識到，總理面對親屬時的語氣，與面對普通戰(zhàn)士時并無二致。午餐桌上只有二米飯、白菜幫和一碗西紅柿雞蛋湯；臨時加的那盤炒雞蛋，成了她記憶中最溫熱的注腳。席間，周恩來談到“西洋唱法”，又提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三個詞讓鄧在軍暗暗驚訝：自己不過是文工團里的小演員，伯伯卻提前替她鋪好了思路。

時間往回撥十一年。1946年，重慶郊區(qū)的炎熱讓14歲的周爾均汗流浹背，他和哥哥周爾鎏拖著笨重的棉被，輾轉來到上海思南路，只為尋找傳說中身著西裝的“七伯”。那天，陳家康例行盤問后帶他們進門。周恩來下樓的一刻，看著兩個孩子打補丁的衣服，眉頭輕輕皺起，隨即伸手把他們推到鄧穎超懷里。短暫的相聚里，鄧穎超叮囑兄弟倆：“書還是要念，子彈飛得再緊，也別讓知識斷線。”一句話，讓周爾均日后在二野軍政大學埋頭苦讀。

1949年春，周爾均隨劉鄧大軍揮師西南。戰(zhàn)斗間隙，他注意到宣傳隊里一個愛唱歌的姑娘——鄧在軍。拉練時男女同睡大通鋪的經歷，讓年輕人之間的情愫迅速發(fā)酵。姑娘曾私下打聽他的“出身”，得到的答復是“絕對清白”。兩人順理成章地走到一起。1953年冬，周爾均獲準入黨，他把喜訊寫給西花廳，不久便收到鄧穎超那封著名的八條標準來信。信紙不厚，卻沉得讓人直不起腰。

婚禮辦在1958年夏天的上海碼頭倉庫。除了喜糖，就是一件綠色毛衣。周爾均后來自嘲：“一件毛衣，換個老婆，穩(wěn)賺?！比欢禄榈诙?，兩人便對“親屬”二字有了更嚴苛的理解。周恩來強調“自強自立”，并用紫光閣那塊“下馬必亡”碑作例子：“八旗子弟最后怎樣，你們心里要有數(shù)?！睆哪且院?，鄧在軍在公開場合刻意與總理保持距離，遇見也只微微點頭不攀談。一次，她在北京街頭偶遇周恩來坐吉普外出，硬生生把想要招手的手放進口袋。晚上回家，她只在日記里寫下一句：“分寸感，比禮貌更重要?！?/p>

1964年后，鄧在軍轉業(yè)至北京電視臺。繁忙的演播室讓她逐漸褪去文工團的稚氣，導演、制片、編審，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爬。她從不拿總理做“招牌”，同事只知道她業(yè)務扎實、脾氣急，卻猜不到后臺。直到1976年1月15日那天，她接到參加追悼會的正式通知，副臺長才半開玩笑問：“小鄧，你怎么拿到的請柬？”她沉默片刻，道：“到會場就清楚了?！比嗣翊髸美锖诩喌痛?，哀樂緩緩，她站在人群第三排，摘下軍帽默哀。散場時，一名解放軍警衛(wèi)悄聲稱呼：“鄧指導，家屬通道在那邊?！蓖械耐聜冞@才恍然。

追悼會后，消息像胡同里的風一樣穿了出去——央視的鄧在軍原來是周總理的侄媳。同事們議論紛紛：“真沒看出來。”但議論只持續(xù)了一兩天，原因很簡單：她依舊騎那輛舊鳳凰自行車上下班，依舊為一個燈位和攝影爭得面紅耳赤，依舊在錄制間歇蹲在走廊啃盒飯。身份浮出水面，行事方式卻毫無變化，這反倒讓周圍人閉了嘴。

1988年，為紀念周恩來誕辰90周年，周爾均與鄧在軍啟動紀錄片《百年恩來》的籌備。兩人翻閱電報、日記，走訪四百多人。有人問：“花這么大精力，是想給自己做家族傳記嗎？”周爾均搖頭：“伯伯不愿進史冊，我們只是還原一位國家領導人如何做一個普通人。”片子首映那天，銀幕上出現(xiàn)周恩來抱著嬰兒遞雞蛋的一幕，臺下坐著的鄧在軍把筆記本合上，沒有鼓掌，也沒有唏噓，只在暗處輕聲說了句：“總理說過，手是孩子的工具。”現(xiàn)場燈光太暗，沒人注意到她的表情。

2020年，鄧在軍退休的第二年，北京電視臺檔案室整理舊膠片，再次翻出《百年恩來》的原始素材。年輕編輯看完后問老同事：“那位鄧導現(xiàn)在去哪兒了？”老同事聳肩：“她一直在普通樓層領退休金，從沒申請過特殊護理。”編輯感嘆：“一輩子不麻煩組織，這膽識可真難得。”答話的人擺擺手：“那不是膽識，是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