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六月一個悶熱的午后，北京鼓樓灣的青磚胡同里格外安靜。鄰居們只知道三號院里住著位久病臥床的老人，名字叫吳博哉，整天靠一名舊仆照看。沒人想到，北平公安局幾個月來的暗查，正悄悄指向他。

事情的緣起還要追到兩年前。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公安局開始接管功德林監(jiān)獄。朱文剛帶隊清點物資時，在角落發(fā)現一座象征死亡的鋼鐵怪物——絞刑架。舊警察嘀咕：“黎元洪從意大利訂的，當年李大釗就死在它手里?！敝煳膭傂念^一震，立刻封存。

絞刑架運到歷史博物館的那天，彭真親自看過，囑咐一句：“能留下罪證，更要找到兇手。”一句話，把全局偵查科推向一段塵封的血案。二十多年前，李大釗等二十位革命者在這臺機器上被絞死，主謀身份卻始終模糊。

檔案早被軍閥、日偽、國民黨多次轉移，線索斷得厲害。偵查員翻閱北洋政府警務檔案、張作霖偵察處記錄，又跑天津、沈陽、上海取證。多重比對后，一個名字浮出水面——吳郁文，時任奉天督署偵察處長，1927年行刑總指揮。

難點在于此人自1932年后就像蒸發(fā)一樣。情報科順藤摸瓜，發(fā)現在華北淪陷期間，吳改名“吳俞”投靠日偽；1945年光復，他又消聲匿跡。1951年春，一份住戶登記表顯示，鼓樓灣“吳博哉”，年齡、籍貫、口音同檔案吻合。

六月上旬，偵查員喬裝成民政救濟人員上門探訪。院里彌漫陳舊藥味，屋內木床上躺著骨瘦如柴的老人。他抬眼打量來人，神情警惕卻無力起身。一番閑談后，民警借口打掃，撬開床頭舊木匣，一枚“文虎勛章”靜靜躺在那里。那是北洋政府授給“剿共有功者”的獎勵，極其罕見。此刻疑點成鐵證。

外勤隊迅速待命。行動前夜，有人提議：老人命不久矣，是否暫緩？分局會議氣氛凝重。電話直接打到市委。彭真只說了一句，“只剩一口氣也不能放過，法律不是擺設?！倍潭淌?，讓所有猶豫歸零。

抓捕當天清晨，四名干警抬著擔架入院。老人被輕輕扶起，卻死死攥住薄被，聲音嘶啞：“我快死了，放我吧?！睅ш犆窬吐暬亓艘痪洌骸懊敢坟??！睂υ挷贿^十余字，卻像錘子敲在靜默的胡同墻上。

到局里，審訊意外順利?；蛟S病體支撐不住心理防線，吳郁文承認全部罪行，并供出副處長雷恒成。雷此時在上海馬立斯新邨當“了明禪師”，靠算命謀生。公安部電令滬警協(xié)作，數日后，雷被擒。

兩人交待1927年4月28日午后處決詳情。因缺乏絞刑經驗，李大釗被反復折磨四十分鐘，血痕三道。吳郁文提到一句：“他一直平靜，看得我心虛。”這一細節(jié)被記錄入卷。

追溯更早的路徑，吳郁文先追隨張作霖，后投國民黨，又在日偽里擔任警務高官；雷恒成則自“九一八”后完全淪為漢奸。二人仕途起落，不過踩著革命者尸骨前行。不得不說，這樣的角色在亂世并不少見，但被追究到底的并不多。

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被執(zhí)行槍決。吳郁文因癱瘓晚期，被法院核準暫緩，但羈押中病情惡化，6月17日死亡。執(zhí)行呈報表只寫了三行字，尾句“罪行昭彰，雖死難恕”。

社會關注點隨即轉向烈士家屬。早在1927年謠諑四起時，趙紉蘭抱病持家，靠友人接濟；魯迅捐五十元，胡適、傅斯年等也出手相助。1955年，中央批準烈士撫恤金，李大釗遺屬搬入新居，生活才算安穩(wěn)。

絞刑架如今保存完好，編號0001號。參觀者在玻璃幕外駐足，腳步總會放慢。講解員每次說到“主犯落網”，音量都會壓低，卻更清晰。或許這便是歷史的回響：遲來的正義，也必須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