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年，努爾哈赤入駐遼陽，到1625年遷都沈陽。努爾哈赤在遼陽坐鎮(zhèn)了五年，推行了五年的“遼陽新政”。遼陽新政的本質是一個落后的部族國家接觸到先進的文明后，試圖轉變國家的治理方式，進而完成文明的進步。但由于努爾哈赤推行的某些政策嚴重激化了民族矛盾，導致“遼陽新政”淪為泡影。

一，遷都遼陽

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努爾哈赤攻克遼陽，當即決定遷都遼陽。和遼陽相比，赫圖阿拉只是一個偏遠的山城，只適合據守，不適合進取。后金想要發(fā)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地區(qū)民族國家就必須遷都。從軍事的角度說，努爾哈赤獲得遼東后，明金戰(zhàn)爭的戰(zhàn)場就推進到了遼西走廊一帶，從赫圖阿拉出發(fā)的話，距離就比較長了，對后勤的壓力就更大，對糧草的消耗就更多。在如此的背景下，努爾哈赤將目標鎖定了遼陽。

遼陽自古以來就是遼東地區(qū)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遼陽位于太子河畔，地勢平坦，也避開了遼河下游的“遼澤”地帶，有利于農業(yè)的發(fā)展。在交通上，太子河水量較為豐富，有利于水運發(fā)展，適合軍事鎮(zhèn)守和物資調配。遼陽又處于遼東的陸運交通樞紐上，北可以通建州、南可以達旅順?？?，東可以聯(lián)絡朝鮮，西可以交通蒙古，《大明一統(tǒng)志》記載遼陽:“負山阻河，控制東土。秦筑鄣塞，以限要荒。臨閭之西，海陽之北，地實要沖，東北一都會也!”

從經濟的角度考慮，遷都遼陽也是必要的。遼陽地形平坦，更適合后金農業(yè)的發(fā)展。努爾哈赤還提到吃鹽的問題。居住在赫圖阿拉時，食鹽匱乏，努爾哈赤不得不派人到東海（日本海）煮鹽，但距離遠，沿途是崎嶇的山區(qū)，運輸困難。隨著后金人口不斷增加，對食鹽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但運輸困難導致食鹽一直緊缺，一些奴隸甚至因為吃不上鹽而選擇逃亡。努爾哈赤認為遼陽距離大海較近，又有河流通海，遷都到此就可以解決食鹽短缺的問題。

努爾哈赤在說服滿洲貴族后，就下令在太子河以東修建遼陽東京城作為新都。1622年，東京城尚未建成，努爾哈赤就下令遷居其中。遼陽原本有南北二城，南城時遼東都司駐地，居住的主要是軍官和屯田士兵；北城居住的主要是平民。努爾哈赤攻占遼陽后，讓旗民居北城。東京城建立后，又下令旗民遷居東京，而漢人居舊城，實行“滿漢分居”。這種分居制度是古代東北少數民族王朝的傳統(tǒng)，例如遼國時期就有契丹人居內城，漢人居外城的規(guī)定。契丹人征服喀喇汗國后，也在八剌沙袞外駐扎，形成了虎思斡耳朵。

此種民族分居的政策是基于現實情況而出現的。從軍事角度來說，旗民為軍，平民為民，自古以來軍民分治。旗民分治也是對明朝南北二城軍民分治的繼承；從民族的角度來說，女真人口少，分居有利于加強對漢人的防范和治理，混居則容易導致本民族的文化習俗在短時間被迅速同化，這是不利于本民族的凝聚和發(fā)展的；從治安的角度說，混居容易加劇相互之間的矛盾，引發(fā)各種社會治安問題，也不利于女真人的人身安全。對于少數民族來說，民族分居是最佳的選擇，但此舉也在人為上造成了民族的隔離，長期而言會形成滿漢對立的民族心理。

遷都遼陽，想要治理的就不是一座遼陽城這么簡單了，而是整個遼東。過去的后金只是一個以女真族為主的民族政權，如今具有整個遼東，使得國內的民族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單一的民族國家逐漸演變?yōu)榱硕嗝褡鍑?，過去簡單的國家組織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的發(fā)展。因此，遷都遼陽是后金進入新階段的一個標志，但也是新的挑戰(zhàn)的開始。

二，遼陽新政

進駐遼陽之前，努爾哈赤將漢人視為仇敵、外國之人，因此在戰(zhàn)爭中屢屢采取掠奪、俘虜和屠殺的手段。進駐遼陽后，努爾哈赤試圖將遼東的漢人編為“國人”，實行“豢養(yǎng)漢民”的政策?！盎筐B(yǎng)”也可以稱之為“收養(yǎng)”，是古代君主官僚對百姓的管理的提法，春秋戰(zhàn)國時期稱之為“牧民”。從現代人權的角度來說，“豢養(yǎng)”“牧民”在本質上還是將百姓視為可以收割的牲畜，努爾哈赤也直白地說收養(yǎng)漢人，可以增加國人，增加兵，增加錢糧。從古代現實的角度來說，這也是仁政的表現。只有百姓生活安定了，才能創(chuàng)造更多財富，國家也才能富強。

即使殺了你們，奪取的財物又有多少？那只是暫時的、有限的。如果收養(yǎng)，你們能夠生產出任何東西，用生產的東西又可以做買賣。生產好的果物、東西，那可是永久性的利益?！瑺柟?/p>

努爾哈赤進駐遼陽后推行的一些新政策，我們可以統(tǒng)稱為“遼陽新政”?！斑|陽新政”并沒有全局的規(guī)劃和政策，是很多政策組成的集合，主要涉及政治制度、經濟發(fā)展等方面。其表現出來的政策可以分為以下的諸多方面。

1、禁止劫掠。進入遼陽之時，努爾哈赤就宣布漢人“各安生活”“各守其業(yè)”。1621年四月，努爾哈赤為了順利招降遼南諸衛(wèi)，發(fā)布命令“河東金州城一帶各管轄之地，凡見四處搶掠之諸申（女真），即行誘捕送之來，其帶有弓箭拒捕者，可殺之，將其弓箭來獻”。1621年五月，努爾哈赤發(fā)布上諭：“嚴諭留代阿敦主管之游擊、參將，勿奪豬、雞、鴨、鵝及田園糧谷等物，駐堡軍士勿淫婦女，勿搶財物，勿使馬畜踐踏田禾。”努爾哈赤嚴禁八旗之兵劫掠，規(guī)范軍隊的紀律，有利于維持地方的治安和穩(wěn)定，有利于漢人的歸附。此政策不一定能夠真正得以執(zhí)行，但政令的出臺畢竟標志著國家態(tài)度的轉變。

2、恢復經濟。經過戰(zhàn)爭的蹂躡，遼東殘破，經濟急需要恢復，尤其是農業(yè)。努爾哈赤非常重視農業(yè)生產，甚至親自去視察農田的耕種情況。1623年七月，他發(fā)布命令：如果八旗牧牛之人毀壞了農田，或者牲畜進入農田啃食，其主人和牧牛人就要承受鞭刑。

3、加強商業(yè)管控。努爾哈赤在遼陽城西關設市場進行交易，設專門的官員進行收稅，商業(yè)稅收和價格按照明朝的舊例征收。努爾哈赤規(guī)定：“外地小城小堡商民，可攜其大宗貨物，來汗城貿易。小宗貨物，可于各屯內貿易。為了方便交易，努爾哈赤下令鑄造銅錢——天命汗錢。其銅錢有一品、兩品兩種，前者較大，刻有滿文；后者較小，刻有漢文“天命通寶”。經過考古發(fā)現，人們在遼陽發(fā)現了后金的鑄錢遺址。

但戰(zhàn)爭給遼東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破壞，物價飛漲，正常的商業(yè)活動已經難以持續(xù)。于是當時遼東糧食短缺，偷盜牲畜之風盛行，努爾哈赤就直接下令規(guī)定牲畜只準自養(yǎng)自售，嚴禁牟利興販。牲畜的交易按照十分之一來收稅。

對進行商業(yè)交易而不交稅的行為要進行嚴厲懲罰。《滿文老檔》記載了一個例子：有一個叫做夸泰吉的女真人，縱容家人和漢人交易，但是拒不納稅，于是被治罪。為了嚴防這種行為，努爾哈赤在天命七年下令：“開設店鋪的滿漢人等，務將店主姓名書刻于店前，違者罪之?！币簿褪菍嵭械赇亴嵜?。店鋪的實名一來可以防范漢人在食物中下毒，二來可以加強對商業(yè)的管控，保障商業(yè)稅收的增收。

4、計丁授田

1621年的七月，努爾哈赤頒布了《計丁授田法令》，規(guī)定將遼東30萬日（一日為六畝）土地圈占進行重新分配，每丁受糧田五日，棉田一日。因為種種原因，棉田的分配未能實現。授田的對象包括南遷的女真人和遼東漢人。明代遼東都司的耕地總面積為63萬日，其中遼東為43萬日，也就是說遼東四分之三的土地被圈占和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土地，加速農業(yè)于經濟恢復和社會穩(wěn)定。明朝時期，遼東土地兼并已經十分嚴重，努爾哈赤曾說：“昔爾等明國富人，多占田地，雇人耕種，食之不盡，將谷出賣。貧困之人，無有田谷，買而食之，錢財盡后，則行求乞?！爆F在重新分配土地，自然也有緩和社會矛盾、安定民心的考慮。廣寧之戰(zhàn)后，努爾哈赤以分配土地來勸誡遼西之人不要逃亡關內。

遼陽之戰(zhàn)后，大量的女真南遷，為了長期駐扎，努爾哈赤將大量的土地圈占，以分配給女真旗民。如此，女真地區(qū)盛行的莊園制度就移植到了遼東地區(qū)。女真旗民南遷后，有利于加強后金對遼東的控制，減少對明對戰(zhàn)的距離，減輕后勤上運輸的消耗。與此同時，將莊園移植到遼東，擴展了女真旗民的土地，有利于提供女真旗民的戰(zhàn)斗積極性。

但計丁授田在執(zhí)行過程中并沒有設想的那么美好。首先就是圈占的土地過多，名義上只是圈占荒地、無主之地，那世紀上許多有主之地也被圈占；其次，分配上并沒有實現每丁五日。由于女真莊園大量南遷，占據了大量的土地，導致一些地區(qū)分配給漢人的土地可能只有兩三日。

三，制度變遷

1，八王議政制度確立

后金初期，設議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和諸王每五日朝會一日，商議國家大事。努爾哈赤和諸王一起商議國策，是早期民族、國家存在的一種原始民主制度。

努爾哈赤時期，雖大權在握，但事事必和大臣、諸王商議，這有利于減少政策的失誤。努爾哈赤雖完成了集權，但他并不希望這種集權的體制被傳承下去。建立后金之前，努爾哈赤讓長子褚英作為嗣子，但褚英有虐待、威脅四弟、五大臣的言行，這讓努爾哈赤十分擔心。為了防止自己的兒子們自相殘殺，努爾哈赤囚禁并最終處死了褚英。之后，努爾哈赤又下令讓代善為太子。但代善出現了過錯，努爾哈赤又廢太子。以上兩事讓努爾哈赤意識到：集權不利于子孫的和睦，不利于后金的穩(wěn)定發(fā)展，相反共議政事可以集思廣益，化解矛盾。

1620年，努爾哈赤寬恕了代善，并調節(jié)了代善和和莽古爾泰的矛盾。之后，努爾哈赤讓代善、莽爾古泰和其他諸王立誓，并發(fā)不了政治宣言，其中明確提出“汗不得恣意橫行。汗承天命執(zhí)政。任何一位和碩額真，若欲為惡擾亂政務。其余七位和碩額真集會議處，該辱則辱之，該殺則殺之。”如此則在思想綱領上確立了諸王議政的路線。

1622年，努爾哈赤正式確立了八王議政制度。其規(guī)定八王共同掌握后金的最高權力，大汗是八王之中的一員，是其他七王推舉的領袖。大汗不能專斷獨行，大事必須要和諸王共同商議，如若違背，諸王有權罷免大汗。八王之下，設女真大臣八位、漢大臣八位、蒙古大臣八位。大臣之下，又設相應的理事官八人。又設女真秘書（巴克什）八人、漢秘書八人、蒙古秘書八人，負責文書工作或者協(xié)助商議政務?？傮w上，形成了八王、大臣、理事官的三級等級制度。

2、建立武官制度

后金占有遼東后，民族結構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要長期穩(wěn)定地統(tǒng)轄遼東，必須要以漢制來治漢人，并需要大量的漢人來補充兵力。早在1618年撫順游擊李永芳投降后，努爾哈赤就依照明朝舊制設大小官員，授李永芳為三等副將，這是后金采用明朝官制的開端。1620年，努爾哈赤仿照明朝都司衛(wèi)所“論功序爵”，結合八旗制度，設總兵、副將、參將、游擊等職位。

1621年，努爾哈赤設都堂一職，作為治理遼東最高的軍事長官。明朝時期，派遣外任的總督、巡撫、經略等往往兼都堂之銜。久而久之，遼東邊外的女真、蒙古人就稱呼明朝派遣到明朝的軍事長官為“都堂”或者“都統(tǒng)”。其中都堂一職由八旗旗長（固山額真）兼任，初期前后有六大都堂。1623年，努爾哈赤鑒于旗長兼任都堂一職，權勢熾熱，因而削弱都堂的只能，讓地位較低的人兼任，都堂逐漸成為了了旗主（固山貝勒）的附庸。

武官制度建立后，實行“滿漢分治”。八旗旗主、額真負責管理女真事務，都堂、總兵等管理漢人事務。都堂之下有總兵，擔任總兵的有女真將領，也有漢人將領，當時還以女真人為主，漢人擔任此職的有李永芳、佟養(yǎng)性。總兵之下，設游擊八員，每游擊下轄四十千總，每千總下設五百長，每百長各管百丁。千總、百總是直接學習了明朝的衛(wèi)所制度，努爾哈赤曾說按“明人設千長、百長，不論丁數多寡，任意濫設，而我不多不少，百人設百長一人”，文中的千長、百長也就是千戶所、百戶所。

1622年，努爾哈赤對漢人當兵的編制做了規(guī)定。漢人中，每20丁抽一人為兵。丁是后金對成年男子登記戶籍的統(tǒng)計單位，不包括老弱婦孺，其制度直接來源于明朝軍屯制。明朝的軍屯制一般是，八丁耕地二丁出征或者七丁耕地，三丁出征。如此，游擊統(tǒng)轄的男丁為4000人，兵力200；總兵則可以達到男丁3.2萬人，總兵力4000人。努爾哈赤還規(guī)定了火器分配：每支隊伍選擇一半的軍隊作為火器部隊，火器部隊中每10人配置一門大炮和8支鳥槍，沒有被選為火器兵的則作為預備，隨時可以補充。

3，建立禮儀制度

中國的禮儀制度，起源于夏商，完善于西周，有周公制定禮樂之說。禮儀制度的本質就是等級制度的外化，一旦一個民族從原始部落階段過渡到等級社會，其禮儀制度就逐漸產生發(fā)展。

努爾哈赤自建佛阿拉城，稱王以來，其禮儀制度就逐漸萌芽。但總體而言，遷徙遼陽之前的建州制度處于萌芽階段，國家制度帶有明顯的部落聯(lián)盟色彩，等級區(qū)分并不十分明顯。努爾哈赤駐遼陽后，便仿明朝舊制，建立了一套新的禮儀制度。

1621年，努爾哈赤頒布朝會制度，規(guī)定各級的將領、官員必須先到各自的上司衙門匯集，由都堂、總兵官等帶領匯集到各八王衙門，最終由八王帶領眾將朝覲大汗。朝會大汗的時間是日出之時，所以各級將領必須很早就要起床。后來清朝的大臣們必須凌晨就要起床去參加朝會，其制度就來源于此。

1623年，努爾哈赤對朝會制度進行補充，規(guī)定滿、蒙、漢箭隊（牛錄）組織之下的官員除了每天早起逐級參加朝會之外，還必須要每天晚上集中箭長（牛錄額真）衙門一次，以此來確認是否在崗，類似于現代的打卡制度。如果沒有參加，則要收到懲罰。努爾哈赤設此規(guī)定的目的在于加強旗箭制度的管理，加強對旗民的控制。

在服裝上，過去的女真人沒有等級觀念，“衣服則雜亂無章，雖至下賤，亦有衣龍蟒之繡者”。努爾哈赤設武官制度后，規(guī)定各級官員、將領的服色，如諸王服四爪蟒緞補服；都堂，總兵官、副將服麒麟補服，參將、游擊服獅子補服；備御、千總服繡彪補服。明朝的服色制度規(guī)定王以上俱服龍，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武官一二品服獅子，三品四品服虎豹，五品服熊羆，六品七品服彪，八品服犀牛，九品服海馬。后金的服色體系明顯學習了明朝，但不如明朝的細致嚴密。

1622年，努爾哈赤確定了各級將領官員的儀仗標準，第一等和碩貝勒、大臣等各備旗八對，傘一柄及鼓、喇叭、嗩吶、簫全部；二等貝勒各備旗七對，余同上；以下一等大臣、二等大臣、三等參將、游擊、四等備御依次遞減。并規(guī)定游擊以上各備一轎。后金的儀仗標準同樣仿照于明朝，但加入了鼓、喇叭、嗩吶、簫等遼東民間樂器，具有地方色彩。

在相見之禮上，同樣仿照明朝制度，規(guī)定上下級人員、官員和將領之間的禮儀規(guī)范。比如下級官員見上級，必須彬彬有禮，不能抄手而立，不可背手而行，不能有依仗，必須只身跑前相見。平民百姓見到官員，必須下馬起立，讓道避之。

四，遼陽弊政和遼東危機

努爾哈赤推行“豢養(yǎng)漢人”的政策，但并沒有減緩遼東的民族矛盾。遼東許多漢人要么逃亡、要么起義，導致遼東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蕭條局面。究其原因，一是政策在執(zhí)行上不能完全做到上下一致。努爾哈赤規(guī)定八旗士兵不能搶掠，但想要完全約束八旗士兵習性還是非常困難的，搶掠之事難免會不斷發(fā)生。另外，努爾哈赤的某些政策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主要包括剃發(fā)令、同吃同住、遷民等政策。

（1）剃發(fā)令

清朝“剃發(fā)令”是清朝第一弊政，清朝民族矛盾激化的標志性政策，而清朝的“剃發(fā)令”起源于努爾哈赤。努爾哈赤攻取遼陽后，就下令居民必須剃發(fā)。“剃發(fā)令”的本質是將一族的習俗強加于另一族，帶有民族同化、民族歧視、民族壓迫的性質。剃發(fā)令一經發(fā)布，就立即讓遼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感，人們怎么會甘愿接受呢？

（2）同吃同住

八旗男丁初遷遼東時，遼東的賦稅體制尚未建立起來，所以剝削壓迫更深。后金規(guī)定，八旗軍戶和漢人同住、同吃、同耕，并申明女真人不能欺壓漢人，不能搶奪漢人的財物。如果有欺壓漢人、搶掠漢人的行為，則治罪。努爾哈赤下令統(tǒng)計了遼東的糧食儲量，最后計算出了遷居遼東的旗民所需要的糧食量。根據規(guī)定，漢人要每月給每位旗民提供4升糧食。明朝明朝規(guī)定，士兵一月的糧食供應大概是30升。也就意味著，大概每個旗民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糧食由同吃同住的漢人直接提供。

如果只看紙面的政令，似乎還算合理。但在實際的執(zhí)行過程中就出現了嚴重欺壓、勒索漢人的現象。而且，讓漢人直接向女真人提供糧食的政策，其表現出來的遠比賦稅這種溫和的剝削方式直白，因而更讓人難以接受。同吃同住政策在推行一年后，由于女真人在遼東的稍微安定下來后就取消了。努爾哈赤又規(guī)定“用各自的牛，種各自的田”。賦稅方面，則延續(xù)明朝舊制征收。

（3）強制遷徙

遼東地區(qū)的人口分布，南多北少。以遼陽作為分界點，其北土地多，但人口較少，經過幾次戰(zhàn)亂，遼北逃亡的遼寧不計其數，更為荒涼。經過鐵嶺、沈陽等戰(zhàn)役后，女真人已經大量圈占了遼北之地。沈遼之戰(zhàn)后，后金占據整個遼東后，旗民土地需要從遼北插花到遼南一帶，以此加強對整個遼東的控制。但遼南的人口較多，土地不夠分配，完全打不到一丁五日的土地分配標準。所以，努爾哈赤就設想將部分遼南百姓遷徙到了遼北或者遼東邊墻意外，和女真實現土地置換。

努爾哈赤下令，已經遷到遼陽以南的女真人，必須要將土地、房屋轉交給北遷的遼民。從長期來看，此舉是有利于東北的土地開發(fā)以及民族融合的。但當時遼東初定，民心思安，大規(guī)模的遷徙活動必然會引發(fā)危機。遼南之地開發(fā)較早，氣候較為暖和，而遼北土地雖然平曠，但氣候寒冷，遼民自然不愿意北遷。努爾哈赤還規(guī)定漢人需要先將糧食、耕牛上交了，再到新居之地領取。就算是強制遷徙，漢人也寧愿自己帶著糧食出發(fā)，而現在先讓上交糧食，那可真是生死未卜。加上漢人自古以來就是農耕民族，有安土重遷的傳統(tǒng)，所以更不愿意遷徙了。

努爾哈赤下令遷徙的另一個原因是防范遼南漢人和明朝發(fā)生聯(lián)系。從遼東半島到山東半島是一葦可航，遼海之上還有多個島嶼。許多漢人逃到島上，明朝則派遣船只到遼海接濟。毛文龍等游擊隊伍活動在遼南的島嶼一帶，他不斷聯(lián)系遼南的漢將為內應，對后金進行騷擾。

1621年七月，毛文龍聯(lián)合鴨綠江口的鎮(zhèn)江堡軍民發(fā)動了鎮(zhèn)江起義，捕捉城主游擊佟養(yǎng)正。后金平定了這次起義后，努爾哈赤決定提前進行遷徙政策，下令鎮(zhèn)江、叆河、新城、寬奠、湯山、鎮(zhèn)東堡、鎮(zhèn)夷堡、鳳凰等地漢民北遷到薩爾滸、清河一帶。留戀家室者，焚燒其屋舍；不肯遷徙者，殺無赦。努爾哈赤也承認，此次遷徙十分倉促，導致許多漢人遷徙到北方后發(fā)現“田、房、糧沒有落實”。1622年，由于毛文龍在遼南的活動更加頻繁，努爾哈赤又下令將遼南四衛(wèi)和鴨綠江口附近的漢人大批遷徙到遼陽以北。

1623年，復州一帶的反金運動被鎮(zhèn)壓，努爾哈赤下令將復州等地區(qū)的漢民北遷到耀州、海州、牛莊、鞍山等地，并撥30萬坰土地來安置，可見遷徙的規(guī)模是很大的。

除此內遷漢人之外，努爾哈赤還將遼西的居民遷徙到遼東。1622年，努爾哈赤取得了廣寧之戰(zhàn)的勝利，遼西的居民大量逃亡關內，遼西一片荒涼。努爾哈赤就下令將遼西剩下的居民全部遷徙到了遼東，以充實遼東人口。遼西居民遷徙到遼東后和遼東人“大家并于大戶，小家并于小戶，房同住，谷同吃、田同耕”。此次遷徙，是努爾哈赤爭奪勞動力的表現，總體而言并不算暴政。但強制遼西居民遷徙，導致遼西成為了“無人之地”，為明朝在卷土重來埋下了伏筆。

努爾哈赤推行的剃發(fā)令、強制遷徙等政策，嚴重激化了遼東的民族矛盾，漢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漢人的反抗方式比較多，最直接的就是選擇逃亡，有的逃亡到了關內和山東，有的流亡到朝鮮，還有的躲在遼海的孤島之上。暫時接受后金統(tǒng)治的遼民也可能暗中聯(lián)絡明朝，密謀起義，一旦有明朝將領從海上來，他們就為內應。還有的逃也無所逃，抗也無所抗，只能在食物中下毒，在水井中投毒。針對此現象，努爾哈赤規(guī)定實行食品、店鋪實名登記制度。努爾哈赤還規(guī)定女真人出行必須10人以上結隊，以此防范漢人襲擊；女真人不能單獨到漢人家中去，不能和漢人交朋友。漢人不能攜帶、制造武器。如果發(fā)現逃亡的漢人就將之貶為奴隸。

遼民的不斷反抗、逃亡，讓遼東社會未能安定，經濟也得不到恢復，大量的土地荒蕪。遼東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日益嚴重。根據天聰年間的記載，當時米價暴漲，一斗糧食的價格是8兩白銀，而明朝萬歷年間一抖米在0.7兩到1兩之間。后金是不缺白銀的，但是缺少糧食。糧食價格的飛漲帶動整個社會的物價上漲，比如一頭牛價格為100兩白銀，蟒緞一匹的價格為150兩白銀。為了抑制物價上漲，努爾哈赤在甚至規(guī)定，努爾哈赤又試圖對各商品進行了硬性的價格規(guī)定，但這顯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在遼陽的這段時間，努爾哈赤的耐心逐漸被消磨，他的政令也開始變得更加極端。為了迅速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化解經濟危機，努爾哈赤在遼陽后期頒布了兩條非常極端的政策，分別是捕殺無糧之人和強制歸莊。

他在1624年下令清查漢人的糧食數額，以五斗作為標準。又五斗糧食的，或者有四斗糧食并有牲畜的漢人為有糧之人，而不足這個標準的就是無糧之人。對于這些無糧之人，努爾哈赤下令將之淪為農奴，后來直接下令殺掉。努爾哈赤認為，這些無糧之人不能給社會提供勞動力，不僅無法提供糧食，可能還需要國家用糧食了養(yǎng)活。他們游手好閑或四處流亡，可能成為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的來源。

努爾哈赤曾憤怒地說:“凡偷殺牛馬者，火燒積糧屯舍者，皆乃不耕田、無糧、不定居、流亡各處之光棍也。此等無食閑游之乞丐、光棍，一經諸申、漢人發(fā)覺，即行捕送。若有妻孥，則將妻孥賞于捕送之人；若無妻孥，則捉一人賞銀三兩。因得遼東以來，漢人無定，遺逃不絕，奸細肆行，務田不勤”。

1625年，努爾哈赤下令“編莊”，強制將漢民編入莊園。按照規(guī)定，每13丁編為一莊，給牛7頭，耕地百日，其中八十日為自食之地，二十日作為賦稅之地。此種制度和西周的“井田制”類似，也就是將土地分為私田和公田，私田所得歸自己，公田所得歸國家，孟子認為私田和公田的比例是九比一，換算為賦稅為十分之一，但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遼東編莊兩種土地的比例為四比一，也就是要交五分之一的稅。其本質是一種勞役地租。努爾哈赤認為之前的“計丁授田”制度并未讓漢人安心耕地，因而采取了強制編莊之策，強制漢人勞動，束縛漢人的自由。此舉也并不能解決遼東糧食危機，因為失去了自由的勞動力是沒有勞動積極性的。

因為漢人反抗不斷，努爾哈赤對漢將的看法也發(fā)生了改變。在前期，努爾哈赤對李永芳、佟養(yǎng)性、劉興祚等將領都十分信任，使其擔任總兵等關鍵職位，甚至通婚。但后期，努爾哈赤對漢人將領不在信任，更多是猜忌。他擔心這些漢人將領和明朝保持秘密的聯(lián)系，甚至認為他們會密謀造反。努爾哈赤的后期的不智之舉，是讓劉興祚走上叛金歸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終在1625年，努爾哈赤放棄了遼陽，遷都到了沈陽，標志著努爾哈赤“遼陽新政”的失敗。第二年，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zhàn)中戰(zhàn)敗，不久去世，留下了一個前途未明，危機四伏的爛攤子。

北斗維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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