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底的重慶天氣陰沉，一連幾天灰蒙蒙的天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可就在這個時候，有人發(fā)現市長公館附近突然多了一隊穿便服的武裝人員——不歸警備司令部指揮，不掛番號，不打旗號。

白天不聲不響，晚上卻頻繁調動。

沒幾個人知道他們是誰。

更沒人知道，這支隊伍是楊森親自布置的“保底力量”，一旦局勢失控，他們的任務不是保城，也不是打仗，而是帶著楊家親眷和金銀細軟悄悄撤走。

說起來，楊森這個人，那時候在重慶是個誰也繞不開的角色。

四川人，老軍閥，打了一輩子仗，從北洋混到抗戰(zhàn)，又從抗戰(zhàn)混到了內戰(zhàn)末期。

雖然不是蔣介石最信任的心腹，但他在四川的影響力，誰也不敢小看。

可他也不是那種輕易就能看透的人。

蔣介石提拔他當重慶市長兼警備司令，是希望他能頂住解放軍的壓力。

可楊森心里怎么想的，誰也說不準。

那時候，重慶的局面其實已經很危險了。

川東防線幾乎成了篩子，貴州守軍一敗再敗，胡宗南那邊更是左躲右閃，不肯真打。

蔣介石急得不行，一邊調兵，一邊發(fā)電報催促各地死守。

可紙上的命令和實際行動是兩回事。

胡宗南只派了兩個團到重慶，還是在市區(qū)里走個過場。

羅廣文的部隊在南川連續(xù)行軍幾十天，早就疲憊不堪，根本沒法打硬仗。

白馬山一丟，南川也沒守住，羅廣文直接撤了回來。

蔣介石氣得連夜打電話罵人，蔣經國都看不下去了，勸他冷靜點兒，說羅廣文要是被逼急了，可能干脆起義。

在這種情況下，楊森的態(tài)度就變得尤為關鍵。

他手里有兵，有地盤，又是本地人，關鍵時刻如果反水，整個西南都要變天。

可是楊森一直沒表態(tài)。

他既不積極防守，也不主動投降。

每天照常上班，開會，接見來訪，一副中立得不能再中立的樣子。

其實他心里早有打算。

他清楚，重慶守不住。

更清楚，自己那點兵根本不是解放軍的對手。

這些年“楊家軍”早不是當年那支能打硬仗的隊伍了，大多是親信兄弟，吃空餉、混日子，真打起來，撐不過三天。

所以他采取了拖字訣。

上面來電就說“正在布防”，下面的部隊早就悄悄往川西撤退。

他對蔣介石說“堅守”，對手下說“能退就退”。

一邊說要保衛(wèi)重慶，一邊簽署城市破壞計劃，把九大工廠、兩座機場都列入爆破清單。

那時候，地下黨已經開始和他接觸了。

先是通過鮮英——楊森的親戚，文化人，口才好。

劉伯承親自托他去勸，說城破是遲早的事，投降還能保命保家保財。

楊森沒拒絕，但也沒答應，只說：“我知道局勢不好，可要下這個決定，也得講點誠意。”不多不少，就一句話，什么都沒說清，但話里的意思已經很明顯。

緊接著，重慶商會也開始出面。

會長蔡鶴年帶著劉鄧的親筆信去見楊森，勸他棄暗投明。

信寫得很誠懇，沒有命令口吻，只是擺事實講道理。

楊森把信看了好幾遍，沒說話。

過了幾天，他突然放出一句話：“要保重慶不被毀，得拿三千根金條來。”聽著像笑話，可當時沒人笑得出來。

這不是為了錢，是在試探。

他想知道，共產黨到底愿意付出多大代價來保住重慶。

他想保自己，但又不敢太快表態(tài)。

他既怕蔣介石清算，也怕共產黨將來不認賬。

劉伯承聽說后火了，說：“他不是談立場，是談交易。”但轉念一想，又不能真的翻臉。

因為一旦楊森被逼急了，那三百噸TNT真要炸下去，重慶可能真就沒了。

最后，鮮英和蔡鶴年又去了一趟，帶了五千銀元，說“余款難籌”。

說白了，就是穩(wěn)住他。

楊森接了錢，也沒再多說什么。

只是從那以后，他就不再亂動了。

可他也沒真停下來。

他一邊繼續(xù)配合毛人鳳的破壞計劃，一邊私下讓人和地下黨保持聯系。

他在賭，賭哪邊會先贏。

賭得很精，算得也很準。

12月初，重慶外圍的解放軍越來越近。

楊森悄悄撤了。

他沒放火，也沒抵抗。

他什么都沒說，什么都沒做，就這么走了。

臨走前，他還簽了所有的爆破圖紙。

渣滓洞、白公館的槍聲響起那幾天，他一句話也沒說。

幾百個被關押的進步人士被秘密處決，他只是說了一句：“我管不了。”

后來，他去了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