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虛假宣傳糾紛中訴的利益的識別

口 石超丹

只要是競爭者，一方通過虛假宣傳行為占有更多的市場，就難謂沒有對另一方造成損害。而何種損害程度及關聯(lián)性才有必要通過民事訴訟制度進行救濟，既是虛假宣傳糾紛司法裁判中不可回避的首要問題，也是涉及司法權與行政權之界分的基礎問題。針對同一主體實施的同一虛假宣傳行為，雖然其他競爭者都有訴的可能性，但并非都當然享有訴權。否則，同一主體可能會因同一行為被無數(shù)次地卷入訴訟，進而產生惡意競爭、重復賠償、浪費司法資源等一系列問題。對訴訟法所要求的具體訴訟法律關系而言，虛假宣傳糾紛案件中給付判決的作出，必須以存在足夠的利益為前提，這種利益即訴的利益。訴的利益作為訴的前提條件，制約著具體訴權，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中的基礎性概念。為避免本為保障權益而設的“訴權”，異化為困擾企業(yè)和司法系統(tǒng)的“訴累”，有必要識別訴的利益，構建虛假宣傳糾紛的司法裁判思路。

一、虛假宣傳糾紛中識別訴的利益的必要性

訴的利益包括權利保護資格和權利保護利益。權利保護資格與請求內容是否可以作為本案判決對象有關，意指請求內容是否屬于法律上的爭訟，不屬于法律上爭訟的請求被置于審判權之外。權利保護利益則是在肯定權利保護資格后，判斷對于原告的請求是否有作出本案判決的必要，強調訴之提起是否有必要或是否被容許。具體而言，應否定訴的利益的情形一般包括重復起訴、存在不起訴合意、超過訴訟時效等情形。

訴的利益作為訴訟要件是本案審理和判決的理論前提，本身具有重要的程序價值。對于原告而言，訴的利益具有訴權保障功能，使其能方便利用國家訴訟制度保護自身權益；對于被告而言，訴的利益具有保障其正常經營活動不受干擾、防止其被不當卷入訴訟的功能；對于國家而言，訴的利益系對原告的訴權保障與被告無端涉訴等因素進行利益衡量后，就利用民事訴訟制度的必要性與正當性作出的一種判斷。

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對象并非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權利，而是一種具有模糊性和不穩(wěn)定性的利益。與商標法、著作權法、專利法相比，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對象、保護的邊界并不清晰。法益保護上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導致訴的利益的識別難度增加。在虛假宣傳糾紛中，作為經營者的原告并非享有某項法定權利，而只是當其合法權益受到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所規(guī)定的虛假宣傳行為損害時，才能具備訴的利益，進而訴諸民事訴訟進行救濟。

二、虛假宣傳糾紛中訴的利益的識別缺位

虛假宣傳糾紛中，訴的利益的識別缺位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一是虛假宣傳糾紛常與其他知識產權侵權類糾紛作為復合案由出現(xiàn)，法院容易因其他行為導致的損害“顯而易見”，而忽略審查原告是否因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行為受到了損害，進而造成虛假宣傳糾紛中訴的利益的審查被遺漏。

二是損害要件事實在實踐中逐漸異化為免證事實。原告怠于舉證損害事實的行為，借由法定賠償在知識產權審判中的慣常適用而被默許或縱容。原告本就模糊的利益究竟是否受到現(xiàn)實損害，常常被忽略審查，或錯將損害的可能性等同于損害的現(xiàn)實性。

三是混淆虛假宣傳行為與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的概念。目前，規(guī)范虛假宣傳行為的法律淵源隱含在諸多部門法領域，其中過半數(shù)以上是行政法律規(guī)范。違反行政法律規(guī)范的虛假宣傳行為，只能引起行政法上的責任，進而應由行政機關處理。此種情形下，民事訴訟并非合適的解紛方式。

三、虛假宣傳糾紛中訴的利益的識別路徑

一種虛假宣傳行為可能引起的法律責任，既有行政法上的責任，又有民法上的責任，前者有賴于行政權的行使，而后者則有賴于審判權的行使。審判權的行使要符合訴的利益要件，遵循審判權的中立性和被動性，避免對行政權的蠶食或僭越。訴的利益在性質上是一種強制性訴訟要件，具有資格篩選與權利界分的雙重功能。虛假宣傳糾紛中，原告提起民事訴訟的正當理由，不在于被告是否存在受公法調整的虛假宣傳行為，而在于被告的虛假宣傳行為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具體而言，虛假宣傳糾紛中訴的利益的識別宜遵循如下路徑：

一是基于不同案由，圍繞訴訟請求識別訴的利益。虛假宣傳糾紛的司法裁判思路，應是利益出發(fā)型而非權利出發(fā)型。不能以權利歸屬思維審理本屬行為規(guī)制范疇的不正當競爭糾紛，而應當圍繞與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相關的訴訟請求進行。在單純的虛假宣傳糾紛中，訴訟標的有且只有一個；在虛假宣傳糾紛與其他不正當競爭或知識產權侵權糾紛并存的案件中，原告提出多項給付請求且請求根據(jù)為兩個以上，訴訟標的亦有兩個以上，此時發(fā)生“訴的客觀合并”。無論是單一案由還是復合案由，經識別，訴的利益存在的，與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相關的訴請均應進入實體審理階段。經識別，訴的利益欠缺的，在單一案由中，宜作出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的裁定；在復合案由中，對于原告提出的與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相關的訴訟請求，不必再進入實體審理階段。若因基于其他法律關系的訴訟請求進入實體審理需要作出判決的，應按照判決吸收裁定的原則，一并在判決中駁回與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相關的訴請，但在判決說理部分應當闡明，該項訴訟請求系因缺乏訴的利益不予審查。

二是以現(xiàn)實損害為標準，認定原告是否具備訴的利益。市場競爭本身就是自帶傷害的，甚至具有天然的“損人利己”屬性，由此造成的損害是由市場生態(tài)理性而決定的競爭損害，是法律所豁免的損害，沒有必要利用國家訴訟制度進行救濟。當現(xiàn)有證據(jù)不足以認定原告競爭利益受到被告虛假宣傳行為的直接、現(xiàn)實損害時，原告向被告提起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之訴就缺乏訴的利益，更難謂構成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此種情形下，依照相關法律規(guī)定應當由其他機關處理的爭議，告知原告向有關機關申請解決，以避免出現(xiàn)“凡虛假宣傳行為皆可訴”的后果。

三是以原告舉證為必要，準確區(qū)分“虛假宣傳行為”與“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最高人民法院第28批指導性案例——廣州王老吉大健康產業(yè)有限公司訴加多寶（中國）飲料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案中明確，“引人誤解”必須是現(xiàn)實的、確定的結果，而非僅僅是一種可能性。換言之，不能簡單地以相關公眾可能產生誤導性后果來替代原告對自身受到損害的證明責任。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八條重申，即使被訴行為屬于虛假宣傳行為，因該行為請求賠償損失的原告，也“應當”舉證證明其因該行為受到損害。在訴訟中，只有原告證明其競爭利益受到直接的、現(xiàn)實的損害，而非僅屬一般市場競爭損害或潛在損害可能，當事人之間的損害關系方可特定化。

四、虛假宣傳糾紛中訴的利益識別的法律適用

訴的利益最終劃定了審判權的界限范圍。由此，民事訴訟法第三條關于“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的規(guī)定，第一百二十二條第四項關于“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的規(guī)定，以及第一百二十七條的規(guī)定，均可作為識別訴的利益的法律淵源。

此外，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款還明確規(guī)定，經營者違反本法規(guī)定，給他人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具言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規(guī)定的虛假宣傳行為，并非都是經營者可以通過民事訴訟制度進行救濟的行為。經營者可以訴諸民事訴訟的虛假宣傳行為，必須是導致其自身私益受到損害的行為?？梢?，經營者受到損害是訴的前提條件之一。有損害，才有訴的利益。因此，對于虛假宣傳糾紛的裁判而言，訴的利益的法律淵源不僅包括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規(guī)定，還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款的規(guī)定。

（作者系山東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四級高級法官）（石超丹）

來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