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重慶那鞭炮皮堆得簡直沒處下腳，連那濕漉漉的青石板都被染紅了。

整座陪都都在狂歡，大家都知道抗戰(zhàn)贏了，但這會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那棟灰撲撲的小樓里，有個人徹底涼了。

這一天，搞了七年“黨務調查”大權的徐恩增，灰溜溜地交出了印信，理由是“養(yǎng)病”。

哪怕是三歲小孩都知道，這是被踢出局了。

幾條街外，戴笠的軍統(tǒng)局正大擺宴席，甚至狂得開始接收全中國的日偽資產。

這看似是權力的交接，其實是兩種活法的最終攤牌，一個是太像“官”而被淘汰，一個是活成了“刀”而上位。

這事兒吧，要是光看這一天，你可能看不懂。

得把日歷硬生生扯回到1944年的那個冬天，那時候重慶霧氣重得對面看不見人，徐恩增就是在這種天氣里，挨了這輩子最大的一記耳光。

起因說起來特簡單，就是個“山西商人黃金走私案”。

按理說，這種案子在當時也就是罰款了事，頂多也就是個經濟糾紛。

可軍統(tǒng)那幫人跟聞見血的鯊魚似的，硬是把這起商業(yè)走私案，給挖成了“中統(tǒng)利用特權倒賣國家戰(zhàn)略物資”的鐵案。

那證據(jù)鏈做得太絕了，從運輸路線到錢款去向，甚至連徐恩增的一個紅顏知己都被牽扯進去了。

這不就是現(xiàn)在的“實錘”嗎？

當那疊足足三寸厚的罪證擺在蔣介石桌上的時候，徐恩增還在那搞官場老一套。

他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的陳情表，談什么黨國艱難、經費不足，說白了就是想甩鍋。

而戴笠呢？

人家根本不搞虛的，只做了一件事：直接讓老蔣看到這批黃金流失，對法幣崩潰有多大影響。

那一刻，老蔣當場就炸了，直接砍了中統(tǒng)三分之一的年度經費。

徐恩增當時就只能在那鞠躬道歉，冷汗滴在地板上，周圍幾十號大員，愣是沒一個人敢去扶。

從中統(tǒng)局長到“被公開處刑的庸官”，徐恩增只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

說真的，這一幕看著都讓人替他尷尬。

其實這場敗局，早在十多年前就注定了。

好多人不知道，中統(tǒng)和軍統(tǒng)雖然都是搞特務的，但“基因”完全不一樣。

徐恩增是留美回來的無線電專家，典型的技術官僚。

他建的中統(tǒng)，前身是黨務調查科，骨子里就是個衙門。

徐恩增甚至天真地以為，只要把規(guī)章制度定好，情報工作就能像發(fā)電廠一樣自動轉。

反觀戴笠，這哥們兒是混過碼頭的。

1932年老蔣讓他組建復興社特務處，也就是軍統(tǒng)前身的時候，給的任務就是四個字：“提頭來見”。

軍統(tǒng)的邏輯簡單粗暴：結果導向。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不管合不合規(guī)矩，只要把情報拿回來，把人干掉，就是好樣的。

這種“基因差”在和平時期看不出來，一旦到了打仗的時候，那就是降維打擊。

抗戰(zhàn)一開始，國民政府退到重慶，局勢亂成了一鍋粥。

蔣介石每天焦慮得睡不著覺，他不需要誰來告訴他“某某黨員思想動搖”，他急需知道的是“日軍轟炸機幾點起飛”、“汪精衛(wèi)今晚睡在哪”。

1941年的那次交鋒最經典。

當時徐恩增搜集了幾箱子材料，準備告戴笠“貪墨軍費、培植私人武裝”。

這在官場上可是大忌，按理說戴笠不死也得脫層皮。

但戴笠根本沒去辯解貪污的事，他只是把一份剛剛截獲的日軍南進兵力部署圖，連同一份“軍統(tǒng)特工陣亡名單”放在了蔣介石桌上，輕描淡寫地說了句大概意思：委座，前線吃緊，如果今晚不發(fā)軍餉，這幾條情報線明天就斷了。

老蔣看了一眼那份帶血的名單，又看了一眼徐恩增那幾箱子所謂“貪污鐵證”，二話沒說，直接把撥款條子簽給了戴笠。

徐恩增那一刻才明白，在戰(zhàn)爭年代，道德和廉潔那是奢侈品，暴力和效率才是必需品。

蔣介石這是在養(yǎng)蠱，他需要一條最兇狠的狗來看家，至于這條狗是不是偷吃了幾塊肉，根本不重要。

這就叫亂世法則，能抓老鼠的貓才有資格吃魚，不管這貓身上臟不臟。

到了1942年，這差距已經變成了單方面的碾壓。

當時爆發(fā)了著名的“汪偽滲透案”，中統(tǒng)好不容易在南京安插的幾個內線，一夜之間失聯(lián)了。

徐恩增還在那按程序發(fā)電報查詢呢，戴笠的人已經化裝成倒爺，直接沖進敵占區(qū)把人給“搶”了過來，順便把中統(tǒng)建立的情報網全部收編。

戴笠事后在茶館里放了句狠話，大概意思是：刀尖上的買賣，不是靠點頭哈腰做成的。

這話傳到徐恩增耳朵里，這位大局長在宿舍枯坐半宿，最后憋出一句：“他的路太毒，我學不來�！�

這句“學不來”，既是無奈，也是實話。

徐恩增畢竟是個還要點“體面”的舊式官僚，他做不到像戴笠那樣毫無底線地利用人性之惡。

中統(tǒng)抓人還要填表、審訊、走流程；軍統(tǒng)抓人，往往是先綁了再說，甚至為了一個情報可以把對方全家做局進去。

在那個禮崩樂壞的年代，講規(guī)矩的人注定玩不過不擇手段的人。

但這事兒吧，歷史最幽默的地方就在這兒，它從不給任何人永久的豁免權。

1945年徐恩增的下臺，看著像是戴笠完勝，其實是國民黨特務政治徹底崩壞的開始。

失去了中統(tǒng)這個“磨盤”的牽制，軍統(tǒng)這把“快刀”開始瘋長，最終長到了連蔣介石都害怕的地步。

就在徐恩增去香港“養(yǎng)病”的那個冬天，戴笠竟然向蔣介石交了一份《治安整肅方案》，想將軍統(tǒng)的勢力合法化，甚至想插手警察系統(tǒng)。

這一下子就觸碰了獨裁者的逆鱗。

老蔣要的是一條聽話的狗，不是一頭能吃人的狼。

也就是半年后，戴笠就在南京岱山墜機身亡。

那場空難到現(xiàn)在都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戴笠不死，蔣介石也容不下他了。

現(xiàn)在回頭看這段歷史，徐恩增和戴笠的爭斗，根本不是什么“瑜亮情節(jié)”，而是國民黨政權內部爛透了的切片。

徐恩增當年站在嘉陵江邊感嘆的那句“路太毒”，或許不僅僅是在說戴笠，而是在說那個時代。

在那個黑暗的漩渦里，無論是書生還是流氓，只要依附于腐朽的權力體系，最終的結局早就注定了。

徐恩增雖然輸了官位，卻因為早早出局而茍活到了1985年；而那個贏了一輩子的戴笠，卻在權勢最頂峰時粉身碎骨。

這大概才是歷史給這兩人開的最大的玩笑。

一九八五年，徐恩增在臺灣病逝，終年89歲，比起那個摔死在岱山的對手，他多活了整整39年。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