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的深冬，金陵城，秦淮河畔。寒風如刀，從破損的窗紙縫隙間擠入，嗚咽著灌滿這間低矮破敗的屋舍。六十六歲的王安石蜷在一床舊衾下，瘦骨嶙峋，氣息微弱如將盡的殘燭。屋內(nèi)幾乎空無一物，唯有一張瘸腿的木案，幾卷散亂的舊書，空氣里彌漫著塵灰與藥石混合的枯敗氣味。屋外，幾個孩童清脆的嬉笑聲不合時宜地傳來，他們拍著手，反復唱著一首俚謠。詞句尖刻，語調(diào)戲謔，分明是汴京勾欄瓦肆里編排出來，嘲笑他“拗相公”和那些已成泡影的“新法”的。那聲音穿透寒風，一字一句，敲打著他早已麻木的耳膜，卻像冰錐，扎進心里某個尚未完全冷卻的角落。

他的眼皮顫動了一下，渾濁的目光投向虛空。那童謠的調(diào)子漸漸模糊、扭曲，幻化成另一種水波蕩漾的聲響，是槳櫓欸乃，是清朗的笑語……眼前破敗的屋頂，仿佛化作了三十余年前西子湖上那片開闊的、被夕陽染成金紅的天空。

那是嘉祐年間，最好的年華。他，王安石，與司馬光，同舟泛于湖上。朝廷英才，并稱“嘉祐四友”之二，胸懷錦繡，意氣相投。他們談?wù)摻?jīng)史，針砭時弊，酒至半酣，指點江山。司馬光，那時還是溫厚誠摯的君實兄，面龐被酒意和霞光映得發(fā)亮，他舉起酒杯，目光灼灼地望著自己，聲音里滿是誠摯與憧憬：“介甫，你我皆知這天下積弊已深，非猛藥不可去疴。他日，若這錦繡山河能因你我之輩同心戮力而澄清寰宇，海晏河清，你我當再泛舟于此，不醉不歸！”

“當再泛舟于此……”王安石的嘴唇無聲地囁嚅了一下，枯槁的臉上掠過一絲極其微弱、難以捕捉的波動，像是冰封的湖面下曾有一尾魚輕輕擺過尾鰭，旋即重歸死寂。同心戮力？澄清寰宇？如今想來，那誓言清澈得近乎天真，也遙遠得如同前生。江山未改，河山依舊，只是那曾舉杯對飲的人，早已在翻涌的政潮中，站成了勢不兩立的巍然壁壘，將他，連同他半生的理想，一同拋擲在這秦淮河畔的凄風苦雨里。

那場始于治平、熾于熙寧的變法，像一塊投入死水潭的巨石。他，王安石，是那個奮力投石的人。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甲法……一道道詔令頒下，一本本《三經(jīng)新義》刊行，他要用“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決絕，為這個看似富庶、實則內(nèi)里已被“三元”（元官、元兵、元費）蛀空的大宋，強行續(xù)命，重開生機。神宗皇帝年輕而熾熱的眼神，是他最初也是最大的支撐。朝堂之上，他言辭犀利，邏輯縝密，將一個個守舊大臣駁得啞口無言。新黨聚集，呂惠卿、章惇、曾布……他們口稱“相公”，眼中燃燒著對權(quán)位與新秩序的渴望。一時間，“王安石”三字，成為革新最耀眼的旗幟，也成了所有舊秩序維護者眼中最刺目的釘。

反對的聲浪從未止息，且愈演愈烈。最初的異議還圍繞著法令本身的得失：青苗貸款是否真的惠及貧農(nóng)，還是成了地方官吏盤剝的新工具？市易法是否平抑了物價，還是窒息了民間商業(yè)的活力？但很快，爭論便滑向了更危險的深淵——人身攻擊與陣營劃分。

王安石并非沒有預見阻力，但他或許低估了這阻力所蘊含的毀滅性能量。他性格中的執(zhí)拗（時人謂之“拗”），在推行新法時是利器，在應(yīng)對復雜人際與政治絞殺時，卻成了致命的弱點。他越來越剛愎，聽不進不同聲音，將許多原本中間甚至同情變法的士大夫推向了對面。他信賴的助手，如呂惠卿，后來卻因利益反目，給了他背后重重一擊。神宗皇帝的決心，也在太皇太后、皇太后日夜涕泣的“王安石亂天下”的哭訴中，在接連不斷的天災(zāi)（被舊黨解讀為“天變示警”）面前，開始動搖、猶豫。

熙寧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流民圖直呈御前，舊黨輿論洶洶。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雖然后來短暫回朝，但皇帝的信任已大打折扣，新法推行步履維艱。熙寧九年（1076年），愛子王雱病逝，給了他致命的情感打擊。他再度罷相，徹底退出了汴京的權(quán)力中心，回到金陵，筑“半山園”隱居。他試圖遠離政治，著書立說，但“王安石”這個名字，早已是黨爭最核心的符號，如何能真正超脫？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英年早逝，年僅十歲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她素來厭棄新法，立刻起用司馬光為相。舊黨卷土重來，勢頭更猛。一場對熙豐新法與新黨人物全面、徹底、甚至是不顧一切的清算與反攻倒算，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這不是簡單的政策調(diào)整，而是一場以“更化”為名、充滿報復色彩的政治清洗。

司馬光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急迫與徹底。他提出“以母改子”，否定神宗朝政，要求將新法“如救焚拯溺”般盡速廢除。即便是一些已被證明略有成效、或弊端可調(diào)的新法內(nèi)容，如免役法，舊黨內(nèi)部如蘇軾等人也曾提出可保留其合理內(nèi)核，但司馬光一概不聽，力主盡廢。短短數(shù)月間，耗費了王安石與神宗十數(shù)年心血的各項新法，被不分青紅皂白地逐一廢止。隨之而來的，是新黨官員的大規(guī)模貶黜、流放。章惇、曾布、呂惠卿等，皆遭遠竄。朝廷重要職位，悉數(shù)被舊黨及其子弟門生占據(jù)。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沉默地注視著這一切。最初，他還存有一絲幻想，希望新法能留下些許種子。但當他聽聞連他最看重的、旨在為國培養(yǎng)實用人才的“三經(jīng)新義”都被廢棄，科舉重回舊軌；當他得知司馬光甚至要將他主持編修的《字說》也列為禁書時，他終于明白，這已不是政見之爭，而是對他這個人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徹底抹殺。他常常獨自坐在半山園中，一坐就是整日，望著北方的天空，不發(fā)一語。身體迅速衰敗下去，舊疾頻發(fā)。

悲劇的高潮還在后面。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司馬光病逝。舊黨失去了最具威望的領(lǐng)袖，但黨爭并未平息，反而因失去制衡而變得更加混亂與酷烈。舊黨內(nèi)部迅速分裂為以程頤為首的“洛黨”、以蘇軾為首的“蜀黨”和以劉摯等人為首的“朔黨”，他們之間互相攻訐，傾軋不休，朝政陷入空轉(zhuǎn)。而更致命的逆轉(zhuǎn)，發(fā)生在八年之后。

紹圣元年（1094年），哲宗親政。這位年輕的皇帝對祖母高太后和元祐舊臣長期壓制深感不滿，決心“紹述”（繼承）父親神宗的遺志。于是，新黨在章惇等人帶領(lǐng)下，以更為猛烈的姿態(tài)重返朝堂。這一次，輪到舊黨成為被清算的對象。新黨的報復，比元祐年間更為酷烈。已死的司馬光被追貶，險些被斫棺暴尸；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大批元祐名臣被貶謫到更遠的嶺南蠻荒之地，許多人病死在途中。朝廷甚至立“元祐黨人碑”，將舊黨主要人物姓名刻石示眾，宣告其“奸邪”，禁錮其子孫。政策上，新法被簡單粗暴地恢復，但此時推行新法的，更多是借機攬權(quán)營私的投機之徒，早已失卻了當初富國強兵的理想內(nèi)核。北宋的朝堂，徹底淪為了黨派報復的修羅場，政治風氣、士大夫節(jié)操，在這一次次翻云覆雨的循環(huán)中敗壞殆盡。

這一切，蜷居金陵的王安石都聽在耳中。他的“半山園”早已不是世外桃源，朝廷的每一次人事動蕩、每一次政策反復，都會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他的耳邊。他看到了自己寄予厚望的“新法”，如何在這場無休止的、只為傾軋而傾軋的黨爭中，被扭曲、被利用、被掏空，最終變成雙方爭奪權(quán)柄、打擊異己的工具，變得面目全非，甚至臭名昭著。他為之嘔心瀝血、不惜與天下士大夫為敵的理想，不是被公平地討論、修正或取代，而是在這場骯臟的拉鋸戰(zhàn)中，被反復踐踏、碾磨，直至成為權(quán)力廢墟上一片無人珍視、只余嘲弄的破碎琉璃。

秦淮河的水默默流淌，帶走了三十年前的盟誓，帶走了熙寧年的喧囂，也帶走了元祐、紹圣的腥風血雨。屋外的童謠不知何時停了，寒風依舊。王安石感到最后的力氣正從指尖一點點流走，匯入身下冰冷的席褥。那不是疾病帶來的虛弱，而是一種從靈魂最深處蔓延開來的、徹骨的寒冷與空洞。他用盡最后一絲清明，望向窗外那一角灰蒙蒙的、看不到對岸的天空。

沒有舟，沒有湖，沒有那個舉杯相約的人。只有無盡的、碾壓過一切的虛無，和這首，為他半生理想送葬的、冰冷刺骨的童謠尾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