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鐵瓜

我胡鐵瓜不想否定日本人的學習精神，而且我還承認在某些方面他們確實學的非常好！從學習我們到學習西方，日本人在不停的學習過程中也的確強大了起來，他們甚至為了學習西方提出了脫亞入歐的口號！可是也正是這種不計代價，不顧后果的學習或者說是照搬，讓日本人一點點迷失了自己，而脫亞入歐曾讓他們在一段時間內提到了飛速的提升，卻也牢牢的鎖死了發(fā)展到上限，因為他們壓根兒就搞不明白什么叫摸著石頭過河！

一百五十多年前，面對歐美列強的黑船炮艦，明治時代的日本精英做出了一個決定國家命運的抉擇：“脫亞入歐”。這并非簡單的政策轉向，而是一場旨在全面重構國家靈魂的激進革命——從制度、技術到思想，徹底否定自身的亞洲身份，以“學生”的姿態(tài)，虔誠地模仿乃至抄襲西方老師的一切。

這一戰(zhàn)略在初期取得了驚人的“成功”。1870年工部省成立后，日本政府以國庫資金為杠桿，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礦企業(yè)，改造擴充為國有體系，同時創(chuàng)辦“模范工廠”樹立標桿。內務省主導的千住呢絨廠從英國引進全套紡織設備，聘請外籍技師，甚至派遣員工赴約克郡大學學習染色技術，將天然染料升級為合成染料，解決了色牢度難題，僅明治37年度就實現(xiàn)職工人數(shù)從34萬人增至71萬人，羊毛采購費從110萬日元飆升至300萬日元，成為供應軍方制服的核心企業(yè)。三井、三菱等特權資本通過“官業(yè)下放令”廉價獲得礦山、航運等資產，三菱憑借政府補貼壟斷近海航運，三井則掌控北海道煤礦開采，形成龐大的財閥體系。通過“殖產興業(yè)”“富國強兵”雙輪驅動，日本迅速崛起為亞洲第一個工業(yè)國，1885至1890年間，棉紡廠數(shù)量從20家增至30家，紗錠從7萬個激增至28萬個，從棉紡織品進口國逆襲為出口國。更讓日本信心爆棚的是，它在甲午戰(zhàn)爭中擊敗清帝國，掠奪2.3億兩白銀賠款，又在日俄戰(zhàn)爭中戰(zhàn)勝沙俄，這兩場勝利仿佛鐵證，證明了老師的方法確實有效。然而，正是這種早期的“成功”，為后來一個世紀的路徑依賴與終極困境，埋下了最深的伏筆。

問題的核心，正如中國學者溫鐵軍所指出的：西方的發(fā)展經驗，真的可以被復制嗎？或者說，他們允許你復制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看清西方現(xiàn)代化的原始內核。那不是教科書上的制度神話，而是沾滿鮮血的掠奪史詩。葡萄牙在統(tǒng)治巴西的300年間，掠奪黃金總值6億美元、鉆石3億美元，僅16世紀就從非洲掠走黃金270噸以上，黑奴貿易成為其原始積累的核心手段。西班牙在美洲殖民的三百年里，運回本土的黃金達數(shù)百萬公斤，白銀上億公斤，墨西哥的銀礦和秘魯?shù)慕鸬V支撐起歐洲的貨幣體系，而當?shù)赜〉诎踩丝趶臄?shù)千萬銳減至百萬級。荷蘭東印度公司更是將壟斷做到極致，為控制香料貿易，它將肉豆蔻樹種植嚴格限定在班達群島，嚴禁其他島嶼栽種，甚至燒毀過剩香料人為抬價，香料在歐洲的售價比亞洲收購價高14至17倍，毛利潤最高可達4000%，每股股息在七十年間累計達10.7萬荷蘭盾。英國則通過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實行“鹽稅壟斷”，1770年孟加拉大饑荒餓死近千萬人，而英國卻將掠奪的棉花、茶葉源源不斷運回本土，滋養(yǎng)工業(yè)革命，其“圈地運動”通過議會立法，將農民強行趕出土地，為工廠提供廉價勞動力，造就了“羊吃人”的血腥時代。

這些西方列強的現(xiàn)代化，本質上是“對內壓榨，對外轉嫁”的暴力循環(huán)：將資源壓力、生產過剩、社會矛盾全部傾瀉到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他們的成功建立在特定歷史窗口期——全球尚有大量“無主之地”可供瓜分，而后來者日本卻錯失了這個時機。當日本明治維新啟動工業(yè)化時，地球已被瓜分殆盡：亞洲大部分地區(qū)要么被西方列強占領，要么像中國這樣雖未完全殖民，但已被劃分勢力范圍。日本想學西方的掠奪模式，卻發(fā)現(xiàn)無地可搶，只能在自己的小島上硬闖工業(yè)化。可工業(yè)化需要大量資源，日本本土石油、煤炭、鐵礦石大多依賴進口；生產出的商品又需要廣闊市場消化，國內有限的人口和消費能力根本無法承接。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爆發(fā)，西方列強紛紛提高關稅、關閉市場，日本出口貿易一落千丈，工廠倒閉、工人失業(yè)，國內矛盾急劇激化。這時候，日本政府沒有反思“抄作業(yè)”的時代錯位，反而認定是“掠奪不夠多”，將目光投向了身邊的亞洲鄰國。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學到的正是這一套“發(fā)展教科書”的表層邏輯。從吞并琉球、殖民朝鮮，到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再到全面侵華戰(zhàn)爭，日本堅信自己正在重復英國或美國的崛起之路，試圖通過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來獲取“生存空間”與資源供應地。這場掠奪規(guī)模之大、手段之殘酷，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濃重的黑暗一筆。1931至1945年間，日本從中國東北掠奪煤炭2.27億噸、鐵礦石3500萬噸，僅撫順煤礦就被掠走2.27億噸，鞍山制鐵所掠奪的生鐵達1187萬噸，這些資源直接轉化為槍炮彈藥，反過來屠殺中國人民。為支撐掠奪，日本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鋼所，實行嚴苛的種族隔離式管理：日本職工占比約20%，擔任管理和技術崗位，享有休假、勞保等福利，中國勞工占80%，包括當?shù)剞r民、關內流民、戰(zhàn)俘甚至被抓捕的平民，他們每日勞作14小時，卻幾乎沒有勞動保護，重傷率是日本工人的25.46倍，死亡率高達18%，1941年鞍馬町工程隊的1959名戰(zhàn)俘勞工，短短半年就有61人死亡、130人逃跑。即便如此，掠奪仍無法滿足戰(zhàn)爭機器的胃口，日本在中國各地強征糧食，僅偽滿時期東北糧食被強征量就占總產量的40%，導致數(shù)百萬中國民眾饑寒交迫。

然而，這是一場致命的誤判。日本啟動殖民游戲的時機，恰好撞上了全球殖民體系瓜分完畢、守成列強決不允許新玩家來分蛋糕的“壟斷時代”。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成了日本擴張路上最堅固的絆腳石。從平型關大捷打破“日軍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到百團大戰(zhàn)破壞日軍交通線，從臺兒莊會戰(zhàn)的殊死阻擊，到長沙會戰(zhàn)的四次拉鋸，中國軍隊在裝備落后、物資匱乏的情況下，硬生生拖住了日本陸軍主力，讓“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妄想徹底破產。八年抗戰(zhàn)，中國軍民傷亡三千五百多萬人，經濟損失不計其數(shù)，但也讓日本陷入“持久戰(zhàn)”的泥潭，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根本無法實現(xiàn)“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的目標。

更致命的是，日本在亞洲的瘋狂擴張，直接觸動了英美法等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地盤。西方列強從一開始就沒把日本當成“自己人”，雖然日本在一戰(zhàn)中加入?yún)f(xié)約國，戰(zhàn)后獲得了一些利益，但在西方眼里，它始終是“亞洲的異類”。當日本試圖獨占中國市場、搶奪東南亞的石油和橡膠資源時，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鋼鐵禁運，英國凍結日本在海外的資產，西方列強聯(lián)手給日本的戰(zhàn)爭機器“斷了糧”。1941年，日本年耗油量高達540萬噸，80%以上依賴進口，而英美禁運后，其庫存石油僅剩840萬噸，按戰(zhàn)時消耗計算僅夠18個月用量。為解決燃油危機，日本海軍部提出“南進”策略，計劃奪取東南亞的巴厘島油田，可荷蘭人撤退時大肆破壞，油田產量從500萬噸銳減至260萬噸，再加上美軍潛艇的絞殺，1945年日本從東南亞運抵本土的石油已不足10萬噸。太平洋戰(zhàn)爭的爆發(fā)，表面上源于地緣沖突，實則是日本試圖以武力打破既有全球資源分配格局，與舊秩序守護者之間的必然決戰(zhàn)。

二戰(zhàn)的結果，是用兩顆原子彈的毀滅性光芒，為日本第一階段的“脫亞入歐”模仿秀畫上了句號。戰(zhàn)敗后的日本，成了一片廢墟。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被美軍轟炸得面目全非，工廠倒閉，農田荒蕪，數(shù)百萬民眾無家可歸，糧食短缺導致餓殍遍野。更讓日本憋屈的是，美軍以“占領軍”的身份進駐日本，頒布《和平憲法》，規(guī)定日本不得擁有正規(guī)軍，只能保留自衛(wèi)隊；政治上，美國扶持親美政權，把控日本的外交政策；經濟上，美國通過《日美安保條約》，把日本綁在自己的戰(zhàn)車上，日本的軍事基地成了美軍在亞洲的“前沿陣地”。直到今天，日本境內還有近百個美軍基地，駐扎著數(shù)萬美軍，美軍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權”，犯下罪行后往往能逃避制裁。它用全民的鮮血和國家的廢墟證明：西方列強通過血腥掠奪完成原始積累的舊路，不僅道德上破產，而且在實踐中已成為一條死路，任何后來的模仿者都將遭到系統(tǒng)的圍剿。

歷史的諷刺在于，戰(zhàn)敗的日本在廢墟上重生，卻依然沒有跳出“追隨西方”的思維定式。冷戰(zhàn)將它牢固地綁定在美國的戰(zhàn)車上，其經濟崛起（“日本第一”）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美國東亞戰(zhàn)略布局下被允許的“特許繁榮”。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的“特需訂單”，讓日本企業(yè)接到大量軍事物資生產合同，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企業(yè)迅速恢復元氣，美國為了遏制蘇聯(lián)，向日本轉移先進技術，開放本國市場，日本汽車、電子等產業(yè)借此快速發(fā)展。到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GDP躍居世界第二，汽車產量全球第一，索尼的隨身聽、松下的家電風靡全球，一度出現(xiàn)“日本可以說不”的聲音，甚至有人預測日本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

可就在這時，日本又犯了老毛病——看到美國進入“金融資本時代”，靠美元霸權收割全球，就又想跟著學。美國在二戰(zhàn)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把美元與黃金掛鉤，后來又廢除金本位，讓美元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和貿易結算貨幣。為了維護美元霸權，美國在全球建立了800多個軍事基地，打造了最強大的軍事機器，通過在世界各地制造沖突、引爆危機，讓全球避險資本回流美國金融市場，再以此資本強化其軍事與科技優(yōu)勢，從而鞏固美元信用。這是一種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新型殖民”。

日本一看，這招比搞實業(yè)輕松多了，印印鈔票就能收割全世界，于是也開始搞金融擴張。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利率一降再降，甚至出現(xiàn)零利率、負利率，大量增發(fā)日元。1985年《廣場協(xié)議》簽訂后，日本央行為減弱日元升值對出口的沖擊，進一步加大寬松力度，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從1985年10月的8.6%增至1990年5月的峰值13.2%，信貸總額由428萬億日元增至1047萬億日元，私人信貸占GDP比重從127%增至190%。日本企業(yè)和資本拿著廉價的日元，在全球瘋狂收購資產——以14億美元買下美國洛克菲勒中心，以6億美元收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歐洲的房地產、酒店被日本資本批量收入囊中，一時間“日本資本征服世界”的說法甚囂塵上。

可日本忘了，金融收割的前提是“軍事霸權”和“貨幣信用”，而這兩樣它都沒有。美國的美元能成為世界貨幣，靠的是全球最強的軍事力量做背書，靠的是美國在全球產業(yè)鏈中的主導地位，而日元呢？日本的軍事被美國牢牢控制，自衛(wèi)隊連“集體自衛(wèi)權”都要美國點頭，根本沒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海外利益。日元的信用依賴于美國的默許，一旦美國覺得日本的金融擴張威脅到自己的利益，就會毫不猶豫地出手打壓?！稄V場協(xié)議》的簽署便如同一次精確的外科手術，直接打斷了日本的金融脊梁。日元兌美元匯率在1985至1987年間累計升值35%，日本出口企業(yè)遭受重創(chuàng)，原本廉價的日本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出口額急劇下降；而國內的資產泡沫則越吹越大，1990年日本六大城市地價指數(shù)達284，較1985年增長1.6倍，東京的房價甚至能買下整個美國。1990年，資產泡沫破裂，日本房價暴跌，股市崩盤，大量企業(yè)倒閉，銀行壞賬堆積如山，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二十年的“失落期”，后續(xù)為處理不良貸款投入的資金超100萬億日元。

進入21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主導邏輯已從產業(yè)資本的實體爭奪，升級為金融資本的全球虛擬收割。今天的日本，似乎再次渴望模仿這一新模式。2013年4月，黑田東彥出任日本央行行長后，推出量化質化貨幣寬松政策（QQE），打出“2、2、2”口號：通脹目標2%、實現(xiàn)期限2年、基礎貨幣擴大至2倍，被市場稱為“黑田火箭筒”。2014年10月加碼寬松，將基礎貨幣年增速擴大至80萬億日元，2016年1月更是導入負利率，短端利率維持在-0.1%。日本長期實行超寬松貨幣政策，日元基礎貨幣量龐大，渴望讓日元成為區(qū)域乃至全球的避險資產和收割工具。但致命的短板依然存在：它的貨幣背后，有全球投送的航母戰(zhàn)斗群和數(shù)百個海外軍事基地作為終極信用擔保嗎？答案是否定的。當日元面臨真正的沖擊時，其避險屬性在美元面前不堪一擊。2022年3至10月期間，日元相較美元貶值20%以上，成為十國集團（G10）中最弱的貨幣。它增發(fā)的天量流動性，最終反而大量購買了美債，成了支撐美元霸權的“燃料”而非挑戰(zhàn)者。

自2016年底以來，日本一直是美國國債最大海外持有國，2022年4月持倉達1.215萬億美元的歷史峰值，2023年底仍持有1.1153萬億美元。這些資金大多來自超發(fā)的日元，日本央行通過購債向市場注入流動性，而企業(yè)和金融機構卻將大量資金投向美債，為美國的財政赤字買單。2025年，美國國債總額突破9萬億美元，日本作為最大債權國，實際上成了美元霸權的提款機。更諷刺的是，日本持有美債的收益還常常被匯率波動吞噬，當日元貶值時，美債的日元計價收益會大幅縮水，形成左手印錢，右手送錢的尷尬局面。

更嚴峻的挑戰(zhàn)在于地緣政治。當美國將中國確立為最主要的戰(zhàn)略競爭對手，并極力推動盟友體系“一體化”對抗時，日本被推向了前沿。它被要求承擔更多軍事責任，配合“印太戰(zhàn)略”圍堵中國，2023年日本國防預算同比增長26.3%，創(chuàng)下歷史新高，還計劃部署美國的中程導彈，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但這等于讓日本主動將自己置身于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對立面。它正在被要求“脫亞入美”，而這與亞洲內在的發(fā)展趨勢完全背道而馳。

與日本的困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亞洲內部基于平等合作、產業(yè)鏈深度整合的“區(qū)域化”浪潮。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這個涵蓋15個國家、占全球人口29.7%、GDP 30.8%、進出口31.9%的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qū)，正在重塑亞洲經濟格局。中國與東盟互為最大貿易伙伴，2022年雙邊貿易額達到9836億美元，中國的制造業(yè)優(yōu)勢與東盟的勞動力、資源優(yōu)勢相結合，形成了完整的產業(yè)鏈，越南的電子組裝、泰國的汽車零部件、馬來西亞的半導體材料，與中國的上下游產業(yè)深度綁定，帶動了整個東南亞地區(qū)的經濟增長。韓國、澳大利亞等國也通過RCEP擴大了市場空間，區(qū)域內貿易額持續(xù)攀升，2023年RCEP成員國間貿易額占全球比重已超過31%。

這就是日本脫亞入歐百年道路走到今天所面臨的終極悖論：它在政治安全上竭力“脫亞”，試圖融入一個由西方主導、卻始終視其為“他者”的“普遍價值”圈子，同時，它又在經濟生存上無法真正“離亞”，其產業(yè)命脈與亞洲市場血肉相連。日本的汽車產業(yè)依賴中國市場，2023年日本汽車對華出口占其總出口量的22%，豐田、本田等企業(yè)在中國的合資工廠貢獻了近三分之一的全球產量，電子產業(yè)更是離不開亞洲供應鏈，日本的半導體材料、精密零部件，大多供應給中國、韓國的電子企業(yè)，再組裝成終端產品銷往全球。這種撕裂，導致了其國家戰(zhàn)略長期處于精神分裂狀態(tài)：一邊是首相不斷奔赴歐美峰會宣誓同盟，另一邊是商界領袖持續(xù)呼吁穩(wěn)定對華關系。

日本當前的困境，正是這種深層結構性危機的集中爆發(fā)。2023年第三季度，日本GDP環(huán)比下降0.5%，同比下降2.3%，連續(xù)兩個季度負增長，陷入技術性衰退，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達29.1%，勞動人口持續(xù)減少，消費市場不斷萎縮，2024年初，日本石川縣發(fā)生7.6級強震，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本就脆弱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更嚴重的是，日本的產業(yè)競爭力正在下滑，汽車行業(yè)面臨中國新能源汽車的沖擊，電子產業(yè)被韓國、中國臺灣擠壓，傳統(tǒng)優(yōu)勢產業(yè)的市場份額不斷流失。

溫鐵軍曾言：“中國可以是日本的威脅，也可以是日本的機遇。”這句話在今天更具現(xiàn)實意義。威脅，源于零和博弈的對抗思維，而機遇，則存在于亞洲共同應對全球資本主義系統(tǒng)性危機、共同構建新發(fā)展模式的可能性之中。對日本來說，中國既是最大的鄰居，也是最大的市場——中國有14億人口的龐大消費市場，有完整的工業(yè)體系，有全球最發(fā)達的基礎設施，這些都是日本經濟復蘇所急需的。如果日本能放下偏見，融入亞洲一體化進程，與中國在產業(yè)鏈、供應鏈上實現(xiàn)互補，共同打造亞洲的貨幣體系和貿易體系，就能共享亞洲發(fā)展的紅利，擺脫對美國的依賴。

可日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近年來，日本不斷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增加國防預算，修改和平憲法，甚至計劃部署美國的中程導彈，把自己綁在美國的戰(zhàn)車上，成為遏制中國的棋子。這種做法不僅加劇了地區(qū)緊張局勢，也讓日本的經濟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的汽車、電子產品、精密儀器等很多都依賴中國市場，可由于日本在政治、軍事上與中國對抗，導致中日貿易受到影響，日本企業(yè)在中國市場的份額不斷被韓國、德國等國的企業(yè)擠壓。

是繼續(xù)充當舊秩序棋盤上沖鋒陷陣卻可能率先被犧牲的棋子，還是放下百年執(zhí)念，成為共建亞洲新未來的棋手，這或許是日本避免在下一個百年中持續(xù)沉淪，所必須做出的真正抉擇。這一抉擇無關道德，而關乎最根本的生存理性：一個在物理地理和文化根基上都屬于亞洲的國家，其長遠的繁榮與安全，究竟應寄托于一個日漸保守、視其為工具的戰(zhàn)略盟友，還是應植根于其所在的、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中心的亞洲大陸本身？

如今日本的百年迷夢，該醒醒了。脫亞入歐從來都不是一條正確的路，亞洲才是日本的根，合作共贏才是唯一的出路。百年時間不算短，足夠一個國家看清方向，百年教訓也足夠深刻，足夠一個國家做出改變。日本的近代史上，曾有過向西方學習的勇氣，卻缺乏獨立思考的智慧，曾有過追趕強者的決心，卻迷失了自身的定位。

歷史沒有給出注定幸福的答案，但它已經無數(shù)次證明，一條被驗證走不通的老路，走得再認真，也只會離目的地越來越遠。日本一百年來的道路，正是這句箴言最漫長的注腳。日本到底會選擇繼續(xù)走死路，還是轉身擁抱新生？這不僅關系到日本的未來，也關系到整個東亞的和平與發(fā)展，更值得每一個關注亞洲格局的人深思。而時間，不會為任何一個執(zhí)迷不悟的國家停下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