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共黨史出版社推出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五卷，解鎖了一封塵封七十余載的密函。這頁泛黃的紙頁，將“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重新拉回公眾視野，也讓那個纏繞她半生的謎題再度發(fā)酵，那位曾經極度活躍在東方戰(zhàn)場，且與教員和朱老總有著交往的美國女性，是否真的是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隱秘特工？

1892年，史沫特萊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奧斯古德的底層家庭，早年的侍女、煙廠工人與書刊推銷員經歷，鍛造了她叛逆而堅韌的靈魂。從《紐約呼聲報》的職場歷練，到1918年因聲援印度獨立運動入獄六月，再到1919年起旅居柏林八年間與尼赫魯的交集，她的人生早已與國際左翼運動緊密捆綁。1928年底，史沫特萊踏上中國土地，這一停留便是十二個春秋。抗戰(zhàn)烽煙中，她奔赴前線、深入延安，以筆為刃向世界傳遞中國抗戰(zhàn)的正義之聲，可與朱德的一段共舞傳聞，卻為她的傳奇添上了幾分曖昧色彩。即便離世多年，籠罩在她身上的身份迷霧，始終未曾散去。

早在1941年日本特高課破獲佐爾格案件的卷宗中，史沫特萊就被直接指認為蘇聯間諜。這一指控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學界數十年的爭論。不同國家的研究者各執(zhí)一詞，有人堅決認定她的特工身份，有人含糊其辭避重就輕，也有人全盤否認。直至今日，學界仍未形成統一定論，而在中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一官方稱謂，始終是對她的主流界定。

客觀而言，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證明史沫特萊從事過實質性間諜活動。以常理推斷，這位行事高調、聲名在外的左翼人士，與間諜所需的隱秘低調特質格格不入。但不可否認的是，她雖非佐爾格小組正式成員，卻與這個二十世紀著名情報團隊的組建密不可分，與核心人物佐爾格的往來更是超乎尋常。

華懋飯店，今天的和平飯店客房

佐爾格在日本受審時的供詞顯示，兩人相識于上海，且同居高檔的華懋飯店，往來極為便利。“我在歐洲就曾聽說過她，我明白，我可以依靠她。”佐爾格直言，自己在組建上海情報小組時，曾多次向史沫特萊求助。這份信任背后，藏著諸多耐人尋味的巧合：1928年史沫特萊來華前曾到訪莫斯科，而佐爾格當時正任職于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她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身份在華活動，游走于民國社會名望賢達之間。

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魯迅

1933年佐爾格赴日時，使用的竟是同一報社的記者身份。種種線索暗示，兩人的交集或許早于上海的相遇。

當然，至今沒有證據表明史沫特萊知曉佐爾格的真實特工身份，作為熱忱的左翼支持者，她對國際共運的同情與助力發(fā)自本心。但正是這份純粹的支持，讓她無意間成為佐爾格開拓情報網絡的重要橋梁。史沫特萊的社交圈極為廣泛，不僅結交大批中國左翼人士，身邊還聚集著旅居上海的西方、日本進步群體，涵蓋記者、作家、流亡者等各類身份，這些人無一不是佐爾格眼中理想的情報網絡拓展對象。

尾崎秀實

在史沫特萊的寓所，她將密友、日本《朝日新聞》特派記者尾崎秀實引薦給佐爾格，為這個情報小組找到了“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助手”。尾崎秀實在日據臺灣長大，對中國懷有特殊情感，在日本軍國主義狂熱蔓延之際，他轉向馬克思主義尋求真理。早佐爾格兩年抵達上海的他，憑借對中國社會的深刻了解站穩(wěn)腳跟，與魯迅、夏衍等左聯人士過從甚密，還參與了《阿Q正傳》的日文翻譯工作，魯迅曾評價他“不但知識面廣，而且為人誠實可靠”。

佐爾格

兩人迅速結為摯友，佐爾格曾坦言彼此私交與工作往來都極為融洽，尾崎從日本人士處獲取的情報精準而珍貴。有趣的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尾崎始終不知佐爾格的真實身份，甚至一直以化名“約翰遜”相稱。這一細節(jié)，或許是佐爾格特意為惹眼的史沫特萊設置的保護屏障。即便后來知曉真相，尾崎仍堅定地協助佐爾格工作，直至1941年案件爆發(fā)。他在獄中回憶，與史沫特萊、佐爾格的相遇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正是兩人的真摯與堅定，讓他甘愿投身其中。

史沫特萊為佐爾格引薦的另一關鍵人物，是魯迅日記中多次提及的“漢堡嘉夫人”魯特·維爾納。這位德國經濟史學大師的胞妹，是共產國際功勛女間諜，二十余年諜報生涯零失誤，最輝煌的功績便是協助核物理學家克勞斯·富克斯，將“曼哈頓計劃”等英美核武絕密資料傳遞給蘇聯。她在回憶錄《索尼婭的報告》中，稱佐爾格為“導師和榜樣”，也披露了與他的相識契機。正是史沫特萊一句“愿不愿意認識一個可以完全相信的共產黨人”，讓她踏上了諜報之路。

維爾納在小組中負責提供接頭地點、保管情報與通訊設備等外圍工作，佐爾格每周至少會在她家中召開一次會議。為掩人耳目，她常邀請資產階級客人到訪，以此淡化地下工作者聚集的痕跡。她的回憶錄還揭開了更多小組成員的面紗，其中不少人需通過多重歷史檔案交叉考證才能確認身份，比如被稱為“幽默的楊教授”的，實為中共秘密黨員、著名社會學家陳翰笙。經研究者考證，佐爾格情報組織在華成員近百人，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南抵穗港、北達哈爾濱的龐大網絡。

佐爾格在受審時的反常表現，更添幾分隱秘。他對在華三年的情報工作敘述詳盡，卻極少提及組中的中國成員，偶有涉及也以“名字難記”為由回避具體信息。這份刻意的沉默，顯然是為了保護身處日占區(qū)的中國同志。他唯一提及的“很有本事的王君”，連姓氏都是虛構，這位神秘人物實則是方文（原名劉進中），史沫特萊引薦給佐爾格的第一位中國得力助手。

方文的身份同樣充滿傳奇色彩，他后來曾任北平軍事調處執(zhí)行部聯絡員，負責司徒雷登與中共代表團的秘密聯絡，1949年還擔任北京公安局秘書長，統籌毛主席進城后的保衛(wèi)工作。據他1991年在內部資料中的回憶，佐爾格被捕后不久，他因其他案件牽連被日軍逮捕，僥幸越獄逃生。“他們如果知道這人就是佐爾格供出的那個姓王的，早就押解到東京歸案，和佐爾格一同上絞刑架了�！�

方文老前輩手稿（部分）

關于方文加入小組的經過，存在兩種說法：一說他當時與中共組織失聯，經史沫特萊引薦后，從翻譯、剪報工作逐步成長為國際特工，史沫特萊全程擔任他與佐爾格的聯絡人；另一說他是受周恩來直接委派，轉入共產國際系統接受佐爾格領導。無論真相如何，佐爾格小組與中共隱蔽戰(zhàn)線的緊密合作已成定論。

方文曾險些搞砸佐爾格交辦的首個任務，卻意外印證了這份合作關系。當時佐爾格委派他與中共隱蔽戰(zhàn)線傳奇人物潘漢年建立情報交換聯系，久未與組織聯絡的方文情緒激動，兩人接頭時竟暢談兩小時，將自身經歷和盤托出。佐爾格得知后立即撤銷了他的聯絡員職務，理由是“話說得太多”。而佐爾格提供的情報確實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他從德國軍事顧問處獲取的“掩體戰(zhàn)略”情報，及時傳遞給鄂豫皖根據地，助力紅四方面軍主力成功轉移，成為挽救紅軍的兩大關鍵情報之一。

方文老前輩手稿（部分）

史沫特萊在上海奉賢路的居所，早已成為小組的核心據點。方文回憶，重要會議常選在那里召開，違禁文件也多藏于此處。“她是外國記者，可依法保存各類文件，且社交廣泛不易引人懷疑�！弊鳛槁摻j中樞，她還承擔著方文與佐爾格之間的傳話職責，成為兩人無法替代的溝通橋梁。

史沫特萊對中國的深入研究，更讓佐爾格的工作事半功倍。她隨身攜帶的卡片箱，收錄了218名中國高級將領與地方軍閥的詳盡資料，小至身高體重、相貌性格，大至身份背景、政治主張，無一不包，連張宗昌擁有38位妻妾的細節(jié)都被記錄在內。這份珍貴的資料庫，為佐爾格快速掌握中國軍政局勢提供了極大便利。正如方文所言，若無史沫特萊引薦骨干、開拓人脈，佐爾格的情報網難以迅速成型，她堪稱小組的“開路先鋒”。

《中國呼聲》雜志

除了協助組建情報網，史沫特萊還受共產國際指令，投身左翼輿論宣傳。她主編的英文雜志《中國呼聲》，以及推薦伊羅生主編的《中國論壇》，均由共產國際出資創(chuàng)辦，專門刊發(fā)受其領導的左翼作家作品。

1932年，為營救共產國際駐上海負責人牛蘭夫婦，她與宋慶齡等人攜手奔走，依托《中國論壇》發(fā)聲造勢，動用了上海幾乎所有共產國際情報網絡，包括中共地下情報系統。營救結束后，蘇聯情報部門因擔心網絡暴露，將佐爾格等人召回，史沫特萊也于1933年5月前往莫斯科。

1934年，因伊羅生與中共上海中央產生分歧，共產國際再次想到了史沫特萊。共產國際中國主席埃韋特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明確請求調她回滬，稱“她在政治上不夠強，但可以幫助她，而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報紙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同年4月，共產國際正式下令派她返華主持《中國論壇》工作，經美國輾轉后，史沫特萊于當年秋重回上海，將主要精力投入輿論宣傳。

過于張揚的個性，卻讓史沫特萊陷入四面受敵的境地。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的檔案，詳細記錄了她的行蹤軌跡，從莫斯科到美國再到上海的往返時間、出版著作、簽約刊物，甚至養(yǎng)病地點都一目了然。中共與共產國際也對她頗有微詞，1935年，米夫、王明、康生聯名致信共產國際，指責她擅自會見地下工作者，因行蹤被嚴密監(jiān)視而可能暴露同志，建議立即將其召回。共產國際官員貝克更直接將當年二十余名中共同志被捕的事件，歸咎于警方搜到了史沫特萊的工作計劃。

（注：5月9日，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貝克在作關于上海工作的報告時說：“1935年2月，史沫特萊在北京的時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時發(fā)現了史沫特萊的工作計劃，導致了黃文杰（化名科爾薩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連被捕�！�）

曾與她并肩作戰(zhàn)的宋慶齡，也對其工作方法表示不滿，在致王明的信中提及，史沫特萊因不當安排導致秘密據點被破壞，雖本心善意卻給革命事業(yè)造成損失。

1936年，她與共產國際派來的格蘭尼奇夫婦產生分歧，王明隨即警告中外秘密工作者避免與其接觸，多次要求她離開中國，均被史沫特萊拒絕。

在國民政府與美國輿論場，對她的評價更是兩極分化。國民黨稱她為“陰謀分子”“政治騙子”，指責其報道煽動農民暴亂，甚至要求美國領事館收繳她的護照；美國教會因畏懼牽連，不斷向當局報告她的行蹤。美國報刊對她的報道同樣撕裂，左翼贊其為英雄，右翼斥其為無賴，好友辛克萊稱她為共產黨的“白膚女皇”，美共掌控的《工人日報》則公開批評她支持張楊、抨擊蔣介石的立場。

1937年3月13日，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要求公開聲明史沫特萊與中共、共產國際無任何關聯，徹底切斷她與革命組織的聯系。至此，這位曾為共產國際奔走的左翼斗士，被徹底拋棄。此后她前往延安、助力新四軍抗戰(zhàn)的種種舉動，都淪為純粹的個人行為，與共產國際再無牽連。

時至今日，我們仍無法為史沫特萊的身份下一個確切定論。她從未有過直接從事間諜活動的實證，可又深度參與了佐爾格情報網的構建，為共產國際的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單純的理想助力與刻意的特工行動之間，本就存在模糊的邊界。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位張揚自主的美國女性，的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致力于中國紅色革命，她早已與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洪流、國際共運的復雜脈絡緊緊纏繞。也因此，成為中國近代史，共運史中波譎詭異，又極為隱秘中最耐人尋味的謎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