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特別累，躺了兩個小時，10點才感覺恢復點了，本想按隨筆規(guī)格簡單寫寫，最終還是4千多字了，挺好，又是沒偷懶的一天。

小鎮(zhèn)承認，“能做到閉門造車，是一手調研的前提”，這個說法并不嚴禁。之所以這么說是希望以一種反常識刺激思考，小鎮(zhèn)想表達的真實意思是：。

如果一個人連閉門造車搞一份像樣調研報告的能力都不具備，那更不可能開展有效的一手調研。

關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不必贅述。小鎮(zhèn)在《》引用毛主席《反對本本主義》和總書記《調查研究就像“十月懷胎”》闡述調研的重要性。任何理性決策，都應該建立在扎實的調查研究基礎之上，而不能寄希望于所謂的“頓悟”。

但絕不能狹隘地將調查研究僅僅局限在前往某個地方、針對某個人群進行一手調研。這對調查者的能力要求極高，如果一個人不具備在現成信息基礎上進行辨別、歸納、分析的能力，那就不可能靠一手調研得到什么有效的結論，大概率只會鞏固內心既定的結論。

小鎮(zhèn)做過一些一手調研，印象最深的有兩次，主要是因為開展時間早，一次是就讀本科期間，一次是剛參加工作。

之所以開展調查，是受毛主席的影響，想要以實踐促進學習。毛主席第一次開展社會調查，是1916年拜訪同學期間進行的，當時毛主席23歲，小鎮(zhèn)進行這兩次調查時的年齡分別是21歲和25歲，平均恰好23歲。

第一次調研：

發(fā)生在本科期間，當時組織了一個小團隊去北京南站周邊調研“上訪村”，當時十幾個人兩兩一組，在沒有經過任何社會學專業(yè)指導，也未進行報備的情況下，直接進入村子，展開隨機調研。

調研進行一個多小時后，被叫停了，檢查了我們的學生證和身份證，確認學生身份后，讓我們趕緊離開。有一位還說“你們還是學生，不了解社會的復雜，剛才這些人對你們說的話，你們不要輕易相信，尤其要注意自身安全”。

小鎮(zhèn)當時還非常不滿，覺得這些人太可憐了，非常想為他們做什么。但工作多年以后，有了一定的閱歷，回過頭來回顧當時收下的各種材料，覺得有很多蹊蹺之處，再后來，小鎮(zhèn)真正接觸到群眾工作，才明白當年，小鎮(zhèn)這群天真的大學生，或許是真的被“騙了”。

后來，小鎮(zhèn)又自學了一些社會學知識，才明白，當時小鎮(zhèn)這群大學生的做法，極其錯誤，是好心辦壞事。

社會調查是一件非常專業(yè)的事情，要特別注意倫理。比如在北美，一切與人有關的調查研究，都需要經過學術單位、倫理委員會的評議和審核，尤其針對社會弱勢群體或邊緣人群，不規(guī)范、不專業(yè)的調查，很可能造成被調查者的進一步心理創(chuàng)傷，這是違背基本學術道德的。

當然，小鎮(zhèn)當時也不是想著搞什么學術。

第二次調研：

發(fā)生在剛參加工作前兩年，當時小鎮(zhèn)在鄉(xiāng)鎮(zhèn)，利用日常走訪、工作的便利，參考毛主席《尋烏調查》，對該鄉(xiāng)鎮(zhèn)進行了細致梳理。

重點是商業(yè)經濟體系和人口結構。期間恰逢村級選舉，也進行了一些調研，獲得了對基層選舉的直觀認知，比如賄選和宗族問題，小鎮(zhèn)之后就堅定認為，普遍基層自治的基礎尚不具備，必須加強黨的組織，至于所謂“新鄉(xiāng)賢”更是荒誕。

商業(yè)方面，基本完成了該鎮(zhèn)所有經營主體的調研，包括采石場等對外人比較敏感的；還參考《尋烏調查》，重點對個體工商戶情況進行了細致調查，包括門類、規(guī)模、經營者情況、商品種類等等，梳理了出現最多的重點商品。

人口方面，重點是關注性別、年齡等情況，觀察人的特性與收入水平的關系。

這個調查挺繁瑣的，對小鎮(zhèn)工作沒什么意義，只是為了完成上級安排的任務，利用部分調研數據寫了一篇政策建議報告，被上級采納了，其他就沒啥了。

但對小鎮(zhèn)理解鄉(xiāng)鎮(zhèn)很有幫助，尤其是親手實踐了一手調研，深切感知到調研的不易，并想辦法解決調研面臨的種種難題，這種方法論的實踐，對日后的幫助太大了。

小鎮(zhèn)也體會到了，為什么毛主席會在《尋烏調查》中說，損失了部分原始調研數據，是他感到最痛心的。

雖然小鎮(zhèn)從小在鄉(xiāng)鎮(zhèn)長大，但學生時代看到的世界，跟工作以后看到的截然不同。所以，現在小鎮(zhèn)看到一些社會問題，自然而然就想到當年調研時接觸的形形色色的人，這種主觀的感知，極為重要。

從這個意義上講，脫貧攻堅的重要性仍然被低估了，更大的意義要在十幾年乃至幾十年后，才能充分顯現。那就是對未來中堅黨員干部群體的鍛煉，不必回避，當代已經出現了城市與農村、勞動群體與脫產學生之間的割裂，才有了對“三門”干部的批判。

脫貧攻堅實現了人類歷史上首次消滅絕對赤貧，同時也磨煉了一大批以百萬計的年輕黨員干部，超過1800人犧牲在脫貧攻堅第一線，這就是和平時代的“戰(zhàn)爭”，這批人經受過了“戰(zhàn)爭”的考驗。

其中很多剛剛從學校走出來，哪怕這些參與農村脫貧攻堅工作的年輕人，多數只是做一些尋常的工作，也沒取得多少成績，甚至不乏抱怨和不理解。

但經過這幾年的磨煉，親眼看看中國這片土地最貧困的地區(qū)是什么樣的，理解中國不僅僅只有城市，這對于脫產的學生重新回歸社會極為重要。更親身理解貧困地區(qū)的人是什么思維模式、他們的生活狀態(tài)如何，親眼見證了在黨和全社會共同努力下，這些看似沒有希望的人，重獲新生，這是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這樣一批經過磨煉的青年黨員干部，深知現實的復雜，親眼見識到人性的淳樸善良與奸詐狡猾，就算一時不理解，但隨著工作生活經驗的累積，終究有一天會想明白，由此大大加強對人性的理解。

這批人在未來將成為基層、中層乃至高層領導干部，甚至有的能參與到頂層的決策。這幾年融入真實世界的經歷，可以確保我們的國家在未來幾十年，不會跑偏。

不跑偏的關鍵，就是要發(fā)自內心的明白什么是異常。

這次美國“斬殺線”的討論，就說明了這一問題。

一些移民美國的華人，對“斬殺線”的討論很不理解，覺得流浪漢跟他們的生活無關，這些人之所以成為流浪漢，是因為吸毒、與親朋割裂關系等等個人問題。這種想法就是被西方思維給污染了 ，已經搞不清楚什么是對、什么是錯。

這兩次調研之所以令小鎮(zhèn)印象深刻，一是因為早期年輕時代，當時對社會認知很淺薄；二是出于自我主動籌劃。

后來十幾年，調研很多，但個人主觀能動性發(fā)揮的空間就小了很多，多數是跟著安排走，雖然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本質上還是“二次分析”，也就是不親自收集數據信息，而是在他人收集整理的一次數據基礎上，進行再分析。

但，正因為小鎮(zhèn)搞過一手調研，才知道這事兒很不容易搞，也特別費時間，在沒有扎實基礎的情況下，也很難得到有意義的調查結果。對大多數人而言，最有價值、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調研方式，還是“二次分析”，而“二次分析”也是有效的一手調研的前提。

很多人腦子里的一手調研，無非就是去某個地方、找到當地的幾個人、問一些自己想好的問題，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愿意接受詢問的對象也不好找，很多人對外人存在警惕，僅僅獲得被調查者的信任，就需要大量工作，更取決于調研人給人的感知。

小鎮(zhèn)經過調研實踐后，最感慨的不是毛主席的洞察力，而是他為什么這么容易就能獲得被調查者的信任，就像《尋烏調查》，短短二十多天，怎么就能這么細致？

舉個例子，想要對當前邊緣人群進行調研，比如說“精神小妹”“精神小伙”，這一群體對認同非常在意，不是說一個人跑過去問幾個問題，人家就搭理，調性得匹配才行；又比如“三和大神”，有兩個比較有名的調查報告，一個是《三和往事》，另一個是《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都可以看到“三和大神”群體的復雜。

如《豈不懷歸》以人力市場為切入口進行觀察，涉及的調查對象不僅僅是“三和大神”本身，還包括人力經理、NGO組織、政府部門等等群體，因為“三和大神”這一群體能夠出現，必然與復雜的社會環(huán)境有關，如果只調查“三和大神”本身，這頂多只能作為自媒體賺取流量罷了。

小鎮(zhèn)個人認為《豈不懷歸》的作者大概率沒有進行多少一線調查，他寫這個報告，主要還是“二次分析”，所以也只能用白描的形式，缺乏系統(tǒng)綜合性，感覺就像手頭有什么就寫什么，從這個意義上講，要想了解“三和大神”現象，更推薦《三和往事》。

又比如調查農村供暖問題，這也非常復雜，比如到底調查哪個村子？自己的調查是這個村子的特殊情況，還是一大片地區(qū)的普遍情況？又該如何提問、如何交流、如何把村民的話進行總結提煉？

以小鎮(zhèn)當年開展農村調查的經驗，一定要把自己的問題轉化為被調查者能夠理解的話。比如現在網絡上對取暖問題關注的是補貼、費用問題，但如果跑到農村問老人現在每月天然氣補貼是多少、一個月費用是多少，大概率老人是聽不明白的，更回答不上來。

比如，現在很多農村老人，在不得不使用天然氣的時候，會很小心地把天然氣閥門打開一點點，覺得開的閥門小了，用的氣就少了，往往看不懂天然氣計量儀表；至于天然氣補貼、階梯氣價等等，基本不可能通過一手調研直接獲得一個答案。

小鎮(zhèn)沒有去任何一個村子直接進行調研，但小鎮(zhèn)能夠想得到，前去調研，能夠獲得的直觀數據，是一個村子有多少老人白天在外面曬太陽、有多少人家里能夠看到堆著的木柴，有多少煤炭需要獲得信任之后才能問出來；至于煤改氣之后的費用，就需要問相對年輕一點的中年人或者村干部，但如《小鎮(zhèn)喧囂》作者所說，與村干部等群體進行交流，對方往往以下級迎接上級檢查的心態(tài)，很難獲得全面信息。

又比如美國“斬殺線”問題，有一些人表示美國哪有這樣，想要去美國做調研，或者批評說“斬殺線”的人沒有去調研。

但真跑過去調研，就能搞清楚這個問題嗎？

很難，正如對“三和大神”現象的調研，絕不能僅僅停留在針對“三和大神”群體，還要對產生這一現象的復雜社會環(huán)境相關各方開展調研。那么要想調研美國“斬殺線”問題，絕不能僅僅調研流浪漢本身，還要去調研美國聯(lián)邦政府、地方政府、福利部門、NGO組織、雇主等等群體，還要設置對照組，調研美國其他相關的群體狀態(tài)。

實際上，僅僅對流浪漢群體進行有效調研，就非常難了，一般花幾個月甚至一兩年時間都很正常。

如人民大學潘綏銘教授，有“中國性學第一人”之稱，他發(fā)表的《存在與荒謬》，建立在從1998到2010年，對中國23個“紅燈區(qū)”、1132位“小姐”、239位“媽咪”或老板以及212名嫖客的調研基礎上，想要獲得其中任何一個人的信任，得到相對真實的一手調研，都很難。

總結一下：

小鎮(zhèn)一直建議多進行調查研究，一個人一生中的重大決策，最好建立在調研基礎上，而非拍腦袋的感性判斷，比如就業(yè)、購房、談婚論嫁等等。

但調查研究并非一定要去實地一手調研，在現代社會，一手調研的效率和可信度反而不高。

小鎮(zhèn)個人認為，當前時代，對普通人而言，開展一手調研，重點是建立一種主觀感性的認知，并對調研的方法論進行實踐學習；要想獲得更真實的認知，從而有利于個人決策，關鍵還是“二次分析”，連“二次分析”都做不好，就別妄想一手調研了。

就算是一手調研，也有了新的工具。比如短視頻等社交平臺，只要善于利用這些工具，可以非常簡單地看到任何一個群體相對真實的狀態(tài)和態(tài)度，不需要先建立線下信任關系，只要樣本量足夠大，對現實的認知已經足夠了，反而是線下的調研，更容易有假。

就如前面提到的，經受過脫貧攻堅鍛煉的青年黨員干部，他們只要人待在農村，親眼看到、見證，就已經夠了，心中留下對復雜中國、底層生活的主觀感知，那么在他未來的一生中，當需要做出某種決策的時候，當看到一個個數字時，他就不會僅僅認為是數字，腦海中會閃現過一個個生動真實的人。

所以，當前一些部門，仍然延續(xù)要求干部借助春節(jié)假期開展一次調研，并非指望通過幾天時間的調研就能得到多少有效信息，關鍵在于要求干部們保持對現實的主觀感受，不要把活生生的人，當成冰冷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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