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歷史給人的教訓，那無非就是一句話:歷史不會隨著你的認知而改變，但卻會在你的認知下讓你變成跳梁小丑。而秦國的崛起就是如此，在東方大國魏國的認知中，秦國不過是邊陲之地，蠻荒之地。尤其是吳起大敗秦軍更是讓諸侯視秦地如蠻荒之地，這也是龐涓提議消滅秦國的原因。因為如果魏國消滅其他諸侯，則必然會被大家群起而攻之，但如果消滅一個蠻荒之地，那么大家必然不會有所反應。這也是趙國起來消滅中山國的原因。而這一切都伴隨著一個人發(fā)生了改變，而這個人就是商鞅。

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法治，雖然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秦國能奮六世之余烈的核心體系就是遵循商鞅制定的法治。而推行法治的核心在于:1.自己的律法不偏不倚。2.自己的律法能得到百姓的認可。因此商鞅立木為信來增強秦帝國在百姓心中的威信，然后通過秦法來實現(xiàn)秦國不偏不倚的制度。秦國的制度核心就在于兩個字:公平，按軍功授爵，貴族無軍功不再授爵。而所謂的血脈傳承和三代貴族人在商鞅變法面前一文不值，而當時看懂這個的人就是贏虔。秦法雖然殘酷但卻公平，它就如同一臺機器一樣摸摸不斷運行著，而在投胎為王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幾乎是普通人家逆天改命的唯一機會。

因此這種法治其實已經深入人心了，不管有沒有商鞅，這臺機器都會運行。而但凡有人敢阻擋這臺機器的運行，任何人都會成為齏粉。這也是贏虔敢于車裂商鞅的原因之一，因為不管是誰都無法阻礙法治的進行，哪怕是自己和秦惠文王。很多人知道秦國奮六世之余烈，但不知道但凡有人敢破壞商鞅的律法，必然都會以萬劫不復收場，哪怕這個人是商鞅。因此秦國后世君主都必然要遵循商鞅變法，因此秦國在法治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支鐵軍。縱觀戰(zhàn)國，不管是趙邊騎該是魏武卒，他們要么是用錢砸出來的，要么需要強大的身體素質。

而唯獨秦國的銳士可以量產，今天這里還是魏地，他們的士兵不堪一擊。明天這里變成秦地，在商鞅法治的影響下，同一個人可能就所向披靡，這便是制度的魅力。而商鞅法治的缺陷是因為商鞅出身于戰(zhàn)爭，因此這套規(guī)則是為了應對戰(zhàn)爭而產生的。因此一旦秦國統(tǒng)一天下，這套制度也就變得不再適應。按理來說，秦朝更應該依照商鞅的法治重新建立盛世法則，而對于權力欲極強的秦始皇來說，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實行了政由己出的人治，我對他的評價是:害人害己。一方面政由己出高強度的勞動讓自己很早就去世了，另一方面人治的核心是人。

秦始皇可以以人治運行秦朝，但如果這個人不是秦始皇呢？因此當秦朝實行人治的時候，便注定了這個王朝存在的時間不會超過三代。果然這套人治對于秦二世是玩不轉的，于是秦二世選擇了授權，但人怎么可能沒私心呢？你為了統(tǒng)治授權給我，那我圖啥呢？說不定明天惹你不高興，你就授權給他人。這就是君主制時期臣子的普遍性思維，于是他們選擇了同樣的目的:撈錢。然后清朝用了百年法治實現(xiàn)的天下一統(tǒng)，最終卻被人治在短短幾年就化為了泡影，這便是大秦帝國的崛起史。

我為什么說大秦呢？因為大秦改革和越南的發(fā)展是很想的，他就是以法治來推行改革。而今很多企業(yè)會遷移到越南，越南成為世界工廠也只是時間問題。而之后不管是經濟增長還是就業(yè)率上升都不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也算不得越南法治的成功。而區(qū)別就是:如果越南把經濟增長的功勞歸咎于自己，然后用人治瘋狂作死，那么這法治必然也是失敗的。相反，越南如果能夠抓住契機，建立像韓國三星、起亞、現(xiàn)代這樣的國際化產業(yè)鏈時，這才是真正的成功。產業(yè)轉移少則一二十年，多則三四十年，這經過的不只是時間，更是自己在虛度還是在發(fā)展。

當初日韓是美蘇爭霸的前沿，他們抓住機會發(fā)展?，F(xiàn)如今工業(yè)轉移多少次了，但日韓仍然是工業(yè)鏈的前沿。三星電子在世界上幾乎是科技前沿的存在，起亞和現(xiàn)代雖然比不了日系三巨頭，但自然在世界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日本就更不用說了，我就拿傳感器來說，日本索尼、佳能和尼康的傳感器直接甩美國好幾條街，也就只有歐洲的傳感器能與之一較高下。而從目前來說，越南的方向是正確的，法治是經濟增長的基石，也是人才聚攏的核心。

關鍵的核心實在經濟增長以后，它是像秦國一樣實行人治，還是繼續(xù)推行法治，這基本就是一個民族的十字路口。如果推行第一種，那么幾十年的世界工廠積蓄會揮霍一空甚至負債累累，一夜回到解放前。而如果推行后者，那么越南可以以世界性企業(yè)為前提踏入現(xiàn)代化國家的行業(yè)。如果用反差來證明，那么朝鮮半島的南北毫無疑問是最具有教育意義。而最終愚昧者越來越愚昧，聰慧者也越來越聰慧。而這樣的機遇在越南的發(fā)展中也只有這么一次，重生和毀滅的區(qū)別，無非就是人治還是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