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那頓天價牛排：一口吃掉1100條人命，長征老紅軍為何在臺北輸給了口腹之欲？

1950年，有一頓牛排貴得離譜，直接吃掉了1100條人命。

你敢信？

這不是什么夸張的比喻，是真事兒。

就在那一年的臺北，因為這頓西餐，1800多人被牽連，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將軍等一千多名熱血漢子倒在了槍口下。

而那個點了這頓“奪命牛排”的人，竟然是曾經(jīng)啃過樹皮、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臺灣紅軍第一人”——蔡孝乾。

這事兒吧，越琢磨越讓人破防。

咱們把時間線拉回到1934年，那時候的蔡孝乾，那是真的硬。

作為紅軍里唯一的臺灣籍干部，過草地的時候，別說牛排了，連皮帶煮湯他都喝得津津有味。

那時候他那一雙腳板，是用鐵做的，心里那團火，是用命護著的。

抗戰(zhàn)那會兒，他靠著一口流利的日語，抓俘虜、搞情報，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跳舞，誰提起來不豎個大拇指？

可誰能想到，能熬過雪山的嚴寒，卻沒扛住臺北的霓虹。

1946年，蔡孝乾帶著“臺灣省工委書記”的重任潛回臺灣。

剛開始那兩年，他確實干得漂亮，短短時間就把地下黨發(fā)展到了2000多人。

那時候國民黨在臺灣搞得是一塌糊涂，老百姓恨不得把這幫人都趕下海，局勢對我黨那是相當有利。

可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蔡孝乾這人，飄了。

到了臺北那個花花世界，他心里的那個“窮苦少年”死得透透的。

他開始嫌棄粗茶淡飯，迷上了西門町的高檔西餐廳，出門必定是一身筆挺的西裝，頭發(fā)梳得油光锃亮。

最要命的是，他還犯了地下工作的大忌——拿著組織的經(jīng)費去搞腐化，甚至和自己的小姨子馬雯娟搞在了一起。

這哪是在搞革命啊，這分明就是拿著公款在度假。

那時候的臺灣地下黨，表面看著人多勢眾，其實里頭已經(jīng)被他這種奢靡之風給蛀空了。

這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

1949年，《光明報》出事了，基隆中學(xué)校長鐘浩東被捕。

接下來的操作，簡直比現(xiàn)在的諜戰(zhàn)劇還狗血。

特務(wù)順藤摸瓜抓到了蔡孝乾。

這時候特務(wù)其實并沒底，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大魚。

按理說，只要他咬死不說，或者像那些烈士一樣扛住幾天，線索就斷了。

結(jié)果呢？

這位“老革命”在審訊室里提出了一個讓特務(wù)都懵圈的要求：我想吃牛排。

立馬讓人去波麗路西餐廳買。

蔡孝乾是真能吃，吃完還以此為借口帶著特務(wù)出去轉(zhuǎn)悠，然后趁機跑了。

你以為他跑了會去躲深山老林？

會去切斷聯(lián)系？

錯。

他在鄉(xiāng)下躲了幾天，受不了蚊子咬，嫌棄飯菜難吃，居然為了改善伙食，穿著那身顯眼的西裝又溜回城里找好吃的。

這就好比現(xiàn)在的通緝犯，逃命路上還要去打卡米其林三星，這不是送人頭是什么？

第二次被抓，特務(wù)連刑具都沒動。

好酒好菜一端，美女一陪，他就徹底跪了。

信仰的崩塌往往不需要大炮轟鳴，有時候一點糖衣炮彈就足夠把靈魂炸得粉碎。

他吐得那叫一個干凈。

不僅供出了所有名單，還親自給國民黨特務(wù)上課，教他們怎么識別地下黨，怎么破壞組織結(jié)構(gòu)。

那段時間，臺灣的馬場町刑場，槍聲就沒停過。

吳石將軍臨死前寫下“憑暉直上重霄九”，那是何等的豪氣；而蔡孝乾呢，正坐在國民黨給的別墅里，數(shù)著出賣戰(zhàn)友換來的鈔票。

很多人納悶，蔣介石那個多疑的性格，怎么沒殺這只“落水狗”？

還給他封了個少將？

這才是老蔣陰毒的地方。

殺了他，不過是多具尸體；留著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勸降廣告”。

國民黨讓他當“情報局匪情研究室”的副主任，說白了就是養(yǎng)條狗，專門用來咬以前的自己人。

但蔡孝乾這后半輩子，過得真像表面那么風光嗎？

我看未必。

在特務(wù)圈子里，叛徒永遠是叛徒。

國民黨那邊防他跟防賊一樣。

出門有人盯著，電話有人聽著，連去個菜市場買菜都要打報告。

他雖然頂著個少將的帽子，實際上就是個高級囚犯。

這種驚弓之鳥的日子，他愣是茍活了30多年。

據(jù)說晚年的蔡孝乾，變得特別神經(jīng)質(zhì)，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嚇的哆嗦。

也是，背負著幾千條人命的血債，既使是鐵石心腸，半夜醒來估計也得一身冷汗。

那時候兩岸關(guān)系緊張，我們也確實沒法跨海去清理門戶，這也成了歷史的一大遺憾。

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理解，為了一口吃的，至于嗎？

但這恰恰是人性最真實也最殘酷的一面。

英雄和叛徒之間，有時候就隔著一頓飯的距離。

1982年，他在特務(wù)的嚴密監(jiān)視下病死了，終年74歲。

那個沾滿鮮血的少將頭銜，到死都像個掛在他脖子上的笑話。

參考資料：

藍博洲，《臺共黨人的悲歌》，印刻出版社，2012年。

陜西省檔案館，《蔡孝乾生平檔案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