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致命賬本：為什么國民政府越繁榮，離亡國就越近？

1936年，南京城里那叫一個歌舞升平，報紙上天天都在吹噓“黃金十年”的偉業(yè)。

他手里攥著一份重工業(yè)計劃書，想趕在日本人動手前，給中國搞出點能造槍造炮的鋼鐵廠。

結果呢？

他發(fā)現(xiàn)攔路虎根本不是什么技術壁壘，而是他的頂頭上司——國民政府財政部。

那時候的財神爺孔祥熙，正盯著不斷上漲的進口數(shù)據(jù)樂得合不攏嘴。

這畫面太諷刺了，一邊是想救亡圖存搞工業(yè)，一邊是靠賣國門票數(shù)錢。

這事兒聽著離譜，但你要是翻開當年的賬本一看，后背絕對發(fā)涼。

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竟然從根子上就不希望自己國家搞成工業(yè)化。

這不是陰謀論，這是寫在稅單里的生存邏輯。

咱們得把鏡頭從大上海的十里洋場拉遠點，看看那時候真實的權利格局。

這就跟現(xiàn)在的公司架構差不多，老蔣雖然名義上統(tǒng)一了中國，但他其實就是個“掛名董事長”或者說“盟主”。

各地的軍閥，那是實打實的土皇帝，地盤里的田賦、厘金（商業(yè)稅），那是人家養(yǎng)私兵的“保護費”，誰會傻到上繳給南京？

這就導致了一個奇葩現(xiàn)象：國民政府管著最大的地盤，兜里卻比臉還干凈。

老蔣沒轍啊，擺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條路：收關稅。

因為海關都在沿海，又有列強條約罩著，這筆錢是最好收、也是最穩(wěn)當?shù)摹?/strong>

我剛查了一下數(shù)據(jù)，嚇了一跳。

在所謂的“黃金十年”里，關稅收入居然占到了中央財政的6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更高。

這不僅僅是個數(shù)字問題，這意味著國民政府的生存邏輯徹底變異了。

這就好比一家公司，不靠做產(chǎn)品賺錢，全靠在大門口收過路費養(yǎng)家，這過路費還是外國人施舍的。

這種畸形的財政結構，直接搞出了一個要命的死結：政府的利益，跟民族工業(yè)的利益，竟然是反著來的。

你琢磨琢磨這個邏輯，如果咱們中國的廠家爭氣，造出了質量好的布匹、火柴或者水泥，把洋貨擠出了市場，那海關的進口量是不是就得暴跌？

那南京政府的關稅收入不就得跟著跳水？

反過來說，西方列強往中國傾銷的工業(yè)品越多，南京收的稅就越多，孔祥熙的日子就越滋潤。

這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這一榮俱榮的怪胎關系，讓蔣介石政府在潛意識里直接成了西方資本的天然盟友，誰搞工業(yè)化，誰就是在挖財政部的祖墳。

因為在南京那幫大員眼里，搞工業(yè)化是費力不討好的事兒，哪有守著海關數(shù)錢來得快？

還不就是靠代理外國商品、搞進出口貿(mào)易抽成攢下來的。

說白了，這就是一群高級“代購”加“買辦”。

就在這幫人忙著數(shù)錢的時候，北邊那個鄰居蘇聯(lián)，斯大林正拿著鞭子逼著全國搞工業(yè)化。

那句狠話怎么說來著？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必須在十年內(nèi)跑完這段距離?！?/strong>

蘇聯(lián)人哪怕餓肚子也要把鋼鐵產(chǎn)量搞上去，因為他們懂一個硬道理：在現(xiàn)代戰(zhàn)爭面前，沒有工業(yè)化的國家就是待宰的羔羊。

咱們這邊呢？

雖然嘴上喊著“救亡圖存”，但身體卻很誠實。

那時候流行一句話：“發(fā)公債不如發(fā)鈔票，辦實業(yè)不如做買辦?！?/p>

這不光是短視，這簡直就是一種制度性的貪婪。

蔣介石政府實際上活成了一個巨大的“買辦集團”，他們壓根沒動力去保護那些稚嫩的民族工業(yè)。

相反，為了維持高額的關稅收入，他們甚至默許、縱容外國商品對本國市場的絞殺。

這種感覺，就像是為了多收點過路費，親手把自家的圍墻給拆了。

這種“慢性自殺”的惡果，等到1937年鬼子真的打進來時，才算是徹底爆雷。

當時日本人的坦克和重炮在華北平原上橫沖直撞，咱中國的士兵手里拿的啥？

很多部隊連像樣的反坦克雷都沒有，只能綁著集束手榴彈往坦克底下鉆，拿血肉之軀去填那個鋼鐵的坑。

我們歷史書上常說“鋼少氣多”，這話聽著提氣，但細想全是血淚。

這個國家本來有機會煉出更多的鋼，造出更多的炮。

但那些本該變成高爐、機床和兵工廠的資金，全變成了上海灘大佬們的進口轎車，變成了孔宋家族海外賬戶里的存款，變成了維持那個龐大官僚機構運轉的經(jīng)費。

更慘的是，戰(zhàn)爭一爆發(fā)，沿海城市一個個陷落，海關一丟，國民政府的財政瞬間崩盤。

之前依賴的關稅沒了，這下連軍餉都發(fā)不出來。

沒錢怎么辦？

那就印唄。

于是法幣開始像廢紙一樣滿天飛，惡性通貨膨脹直接把老百姓的積蓄洗劫一空，最后徹底失去了民心。

如果說日本人的侵略是外患，那么這種依賴關稅、扼殺本土工業(yè)潛力的財政頑疾，就是內(nèi)憂中的絕癥。

其實站在今天的視角回望，哪有那么復雜？

答案就寫在那些枯燥的稅收數(shù)據(jù)里。

一個靠充當外國商品代理人來養(yǎng)活自己的政府，是絕對不可能領導一個農(nóng)業(yè)國完成工業(yè)化轉型的。

因為工業(yè)化的本質就是獨立自主，是要建立完整的工業(yè)體系，這勢必會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得罪西方的傾銷者，更會切斷買辦階層的財路。

蔣介石政府做不到，也不想做，更不敢做。

直到1949年之后，這套舊的稅收體系和買辦結構被徹底砸碎。

在一片廢墟之上，中國人不惜一切代價，甚至是從牙縫里省錢，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yè)體系。

咱們才真正掌握了這次“大變局”中的主動權。

歷史這玩意兒最講實話，救亡圖存從來不是靠給列強當看門人換來的，而是靠自己的工廠、自己的鋼鐵和自己的骨頭硬生生撐起來的。

參考資料：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