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下午，日本國際獎基金會（The Japan Prize Foundation）公布了 2026年日本國際獎（Japan Prize）的獲獎者名單。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yī)學中心教授陳志堅和大阪大學高級模式與診斷學中心教授審良靜男（Shizuo Akira）榮獲“生命科學”領域獎；哈佛大學計算機科學家辛西婭·德沃克（Cynthia Dwork）榮獲“電子、信息與通信”領域獎。

“日本國際獎”是一項日本國家級的科學大獎，也是目前全球最負盛名的科學獎項之一，常被譽為“日本的諾貝爾獎”。 該獎項面向全球所有科技領域的科研人員。每年，基金會會根據(jù)科技發(fā)展趨勢，從“物理、化學、信息、工程”以及“生命科學、農業(yè)、醫(yī)學、藥學”兩大門類中各選一個特定領域頒獎。通常情況下，通常情況下，每位獲獎者將獲得榮譽證書、獎章，每個獎項領域將獲得1億日元的獎金。

1983年，日本國際獎經日本內閣批準設立，初衷是“通過設立享有盛譽的國際獎項，為世界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做出貢獻”，該獎項的運作得到了大量私人捐款的支持。截至2026年，日本國際獎已授予來自十幾個國家的一百多位知名科學家。

有16位諾獎得主，在獲得諾貝爾獎前都曾斬獲該獎。這16位科學家中，共有7位在過去幾年摘得諾獎：2023年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德魯·韋斯曼（Drew Weissman），2022年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斯萬特·佩博（Svante P??bo），2020年化學獎得主珍妮弗·杜德納（Jennifer A. Doudna）、艾瑪紐爾·夏龐蒂埃（Emmanuelle Charpentier），2019年化學獎得主吉野彰（Akira Yoshino）、約翰· 古迪納夫(John Goodenough)。

其中，約翰·古迪納夫和吉野彰2001年獲日本國際獎，等了18年終獲諾獎，當時古迪納夫已經97歲高齡。而其他5位科學家獲得日本國際獎之后，很快拿到諾獎。珍妮弗·杜德納，艾瑪紐爾·夏龐蒂埃，這兩位女科學家2017年分享日本國際獎（基因剪輯開創(chuàng)者之一、華人科學家張鋒未獲該獎），三年后分享諾獎。斯萬特·佩博2020年獲日本國際獎，兩年后獲諾獎。兩位mRNA疫苗先驅，德魯·韋斯曼，以及女科學家卡塔琳·卡里科2022年獲日本國際獎，一年后拿下諾獎。

更有3位日本國際獎得主，獲得該獎當年即摘下諾獎。他們分別是：200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艾爾伯.費爾（Albert Fert）、彼得·格林貝格爾（Peter Grünberg），199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凱利·穆利斯（Kary B. Mullis）。

值得一提的是，華人科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高錕1996年獲日本國際獎，后獲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

另外有一位科學家，獲得諾獎多年之后拿到日本國際獎。1973年，48歲的江崎玲于奈（Leo Esaki）因為發(fā)現(xiàn)半導體和超導體的量子隧穿現(xiàn)象分享諾貝爾物理獎。1970年他在貝爾實驗室時還和華人同事朱兆祥（Ray Tsu）共同提出半導體超晶格的概念。1998年，江崎玲于奈因為超晶格研究獲日本國際獎。

日本國際獎的頒獎儀式通常于每年四月舉行。屆時，日本天皇、首相、眾參兩院議長、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駐日外國大使以及約一千名來自政商學界的嘉賓都會出席。頒獎當周被稱為“日本國際獎周”，獲獎者將在此期間舉辦講座、參與學術討論、會見首相并訪問日本學士院（Japan Academy）。

在本次獲得“生命科學”獎的兩位科學家中，審良靜男是全球論文被引用頻率最高的科學家之一，曾獲加拿大蓋爾德納國際獎；陳志堅更曾獲得過生命科學突破獎和被譽為“諾獎風向標”的拉斯克獎。

本次生命科學獎的獲獎理由為：發(fā)現(xiàn)先天免疫系統(tǒng)的核酸感知機制。先天免疫系統(tǒng)如何將病原體來源的核酸識別為“外來物質”，一直是免疫學家面臨的根本挑戰(zhàn)。審良靜男教授和陳志堅教授對這一棘手問題給出了明確答案。他們依次確定了核酸識別的關鍵先天免疫分子傳感器（即檢測外來物質的受體蛋白）及下游信號通路。他們的研究徹底改變了人類對先天免疫的整體理解，為闡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fā)病機制、開發(fā)新型疫苗和免疫療法奠定了基礎。

下文為《知識分子》在2024年陳志堅教授獲得拉斯克獎后對他的采訪。

撰文 |嚴勝男 陳曉雪?

對于陳志堅來說，從來就不存在第二條路。

從細胞轉錄因子NF-kB開始，到發(fā)現(xiàn)RNA傳感中的MAVS蛋白，再到發(fā)現(xiàn)DNA傳感中的cGAS酶，他一路從免疫信號通路的下游游到了上游，最后他解開了一個百年醫(yī)學謎團：免疫系統(tǒng)如何知道自己何時受到攻擊？

作為“早期反應者”，先天免疫系統(tǒng)必須快速識別外部入侵者和內部受損或死亡的細胞。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免疫系統(tǒng)進化出了多種感知受體，每種受體在不同細胞類型中分布，能夠識別特定的重復分子模式并觸發(fā)相應的免疫反應。例如，Toll樣受體（TLR）能夠識別病毒、細菌、真菌和寄生蟲特有的分子模式，而RIG-I樣解旋酶家族則能夠檢測受感染細胞細胞質中的各種形式的病毒RNA。

能夠檢測異常DNA的傳感器尤為重要，因為許多傳染性病原體攜帶DNA，而所有細胞都含有DNA。在正常細胞中，DNA主要存在于細胞核和線粒體內；在受感染或死亡的細胞中，DNA可能會進入細胞質。長久以來，人們從未發(fā)現(xiàn)過一個真正的DNA受體。

直到2012年，陳志堅找到了它，一種在動物、細菌和微生物中都普遍存在的DNA傳感器——cGAS。cGAS漂浮在細胞質中，一旦發(fā)現(xiàn)DNA入侵，便拉響警報，生成第二信使cGAMP，激活內質網中的STING蛋白（干擾素基因刺激劑）引發(fā)免疫反應。這一發(fā)現(xiàn)解釋了免疫系統(tǒng)如何識別并應對病毒感染和DNA損傷。

2024年9月，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yī)學中心陳志堅被授予拉斯克獎（The Lasker Awards）基礎醫(yī)學研究獎，以表彰他發(fā)現(xiàn)“感知外來和自身DNA的cGAS酶，解開DNA如何刺激免疫和炎癥反應的謎團”。拉斯克獎被譽為諾貝爾獎“風向標”，據(jù)統(tǒng)計已有86位拉斯克獎得主獲得了諾貝爾獎。

幾十年來免疫學領域不乏重大發(fā)現(xiàn)，但陳志堅始終專注在自己的這條路上。他是如何做到堅定地走唯一的路？這位從中國福建鄉(xiāng)村走出來的國際著名生物化學家反過來發(fā)問，“如果你有自己的問題，你又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義，為什么不把你的主要精力來追隨你感興趣、又認為很有意義的問題，而去追趕潮流？”

簡單和堅韌是這位生物化學家的性格底色。在純化cGAS酶過程中，他也曾感到束手無策，他們處理了 2000 多個細胞培養(yǎng)皿，純化程度達到了 15000倍，但依然不足以將酶純化到明顯的同質性。擺在他面前有兩種選擇，放棄和再試試別的方法，他堅持了下來，提出了一種基于蛋白質純化和定量質譜分析的混合方法。

他用一種“old fashion”式的生物化學的方式在這場尋找傳感器的競賽中勝出，它的競爭者是遺傳學、系統(tǒng)生物學這些看似更先進的方式。

陳志堅說他自己直到博后出站都沒有做到真正的科研入門，反而是在波士頓一家小公司一邊科研一邊做產品開發(fā)時，才真正了解什么樣的問題重要，什么樣的問題沒那么重要。后來因為向往自由，31歲的陳志堅回到了學術界。在他的講述中，實驗的瓶頸、經費、終身教職、項目、文章，都不能稱為一種苦和累。他說，“壓力總是有的，不過，專注于工作，壓力就會消散；工作沒做好，壓力就會累積”。

他從不花很多時間在社交媒體上面，“Follow your observation，follow your interest”， 其他的事順其自然。他用他的經歷告訴我們堅持的意義，“如果專注于某一個課題，你要相信這個世界上能比你對這個課題更懂的人不多。雖然有些實驗室看上去很大，但真正和一個課題相關的可能就少數(shù)一兩個學生或博后。如果你找到合適的課題并投身其中，你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實驗室競爭”。

他永遠被基礎研究能發(fā)現(xiàn)的永恒時刻吸引，“它（cGAS）已經存在幾十億年，還很可能繼續(xù)存在幾萬年或幾億年，發(fā)現(xiàn)這個永恒事物那一刻，本身就是激動人心的”。

11月5日，陳志堅被授予求是獎。知識分子專訪了陳志堅教授，聽他講述自己的科研人生。

生物化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拉斯克獎得主陳志堅。

01 Old Fashion的勝出

知識分子：首先恭喜您獲得今年的拉斯克獎，能不能先請您介紹一下cGAS發(fā)現(xiàn)的過程？

陳志堅：做cGAS或者DNA sensing（感知）之前，我們是做RNA sensing，就是說免疫系統(tǒng)怎么識別 RNA病毒，比如像流感病毒，丙肝病毒這樣的免疫識別和信號傳導的途徑。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關鍵的蛋白叫做MAVS，這是一個關鍵的蛋白。然后在MAVS的基礎上，我們在上游和下游做了很多工作，前后也大概做了10年。接下來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是DNA是怎么被識別的，特別是胞漿里面的DNA是怎么被識別的。原來我們也不太注意這個問題，但是后來發(fā)現(xiàn)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牽涉到很多細菌病毒，各種帶DNA的病菌、微生物。另外一個也跟很多自身免疫疾病，包括癌癥關系也很大。

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發(fā)現(xiàn)競爭很厲害，有很多實驗室都在做，他們也發(fā)表了不少文章。但是我們認為還是有一個真正的 DNA的受體沒有找到。

我們做了三四年左右的時間。前面有一個日本的博士后在做，有一些進展，但是關鍵的一步沒有做出來。后來我們實驗室有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生化學家，叫孫立軍，他來做這個體外的實驗。他也花了大概兩年的時間，才把試驗給做出來。所以總共有花了4年左右的時間。

有很多實驗室都在做，他們有一些人用系統(tǒng)生物學的手段，有一些人用遺傳的手段，但是最后還是生化的手段成功了。

知識分子：其他人沒有嘗試用生化的手段嗎？為什么其他人考慮了用遺傳的手段或者系統(tǒng)生物學的手段，生化手段在當時會是最優(yōu)的一個選擇嗎？

陳志堅：很多人認為生化的手段過時了，因為現(xiàn)在有了基因組，有了很多這種非常強大，非常有效的遺傳篩選的手段。但其實我是不這么認為，我覺得傳統(tǒng)的生物化學的手段還是非常有用，特別是現(xiàn)在有一些新的技術，比如說像質譜的技術，對我們做生化的人是帶來了非常大的好處。以前我們做純化的時候要純化很多蛋白，現(xiàn)在只要純化一點點蛋白，就可以用質譜找到我們想要的蛋白，所以質譜技術給做傳統(tǒng)生化的（研究者）帶來非常大的幫助，但它不會取代傳統(tǒng)生化。生物化學就是follow activity，最后總可以找到東西，比如說蛋白或者別的分子，聽上去是有點old fashion，但是既然有那么多成功的例子，幾個非常重大的發(fā)現(xiàn)，原始的發(fā)現(xiàn)，都是通過生化的手段做出來的，為什么要拋棄這種有效的手段？

知識分子：從最初的NF-kB，到RNA傳感MAVS再到DNA傳感，您好像就這樣一步步順著免疫這條通道游到了上游來，這和其他的一些科學家還不太一樣。有的人可能會同時布局兩三個方向，用一個方向的研究去支撐另一個方向的研究，您當時是怎樣想的，有沒有過這樣的擔憂？

陳志堅：我們倒是沒有這個擔憂，其實我們還是這是跟隨我們的觀察和發(fā)現(xiàn)，整個過程包括早期為什么會做ubiquitin（泛素），這都是由data來指導的，發(fā)現(xiàn)一個比較有趣的現(xiàn)象，我們跟進，你想搞清楚這是怎么回事，然后又有新的現(xiàn)象。

我們也一般不去追趕潮流，在過去二十幾年也有好幾個非常熱門的研究，比如說micro RNA，比如說到后面iPS細胞（誘導多能干細胞）等等。當然他們一些重要的技術手段我們也一直在用，包括基因編緝CRISPR-Cas9這些技術手段我們都在用。但是我們還是根據(jù)自己的碰到的問題去做。

知識分子：其實現(xiàn)在大家都看到一個熱點出現(xiàn)，會不由自主的就去進入到那個領域，您是如何去抵抗這種潮流？

陳志堅：如果說你有自己的問題，你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并且認為它很有意義，為什么不把你的主要精力來做你感興趣、又認為很有意義的問題，而去追趕潮流？我覺得這個答案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知識分子：研究了這么久的免疫通路，最讓您感到激動人心的環(huán)節(jié)是什么？

陳志堅：當然是我們發(fā)現(xiàn)cGAS的那一刻。就像我剛才說的，我們建立生化手段尋找DNA傳感器，后來發(fā)現(xiàn)它是一個酶，能夠催化合成一個全新的第二信使，這些都是以前從未發(fā)現(xiàn)過的。cGAS已經存在了幾十億年，我們的團隊是最早發(fā)現(xiàn)這樣的分子機制的。我覺得做基礎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你發(fā)現(xiàn)的東西可能是永恒的，幾千年、幾萬年后，這個東西可能仍然存在，所以這還是一個相當激動人心的時刻。這種心情其實并不需要得到什么獎項才能感受到，當你發(fā)現(xiàn)的東西既有意思又重要，那一刻本身就是非常振奮人心的。

知識分子：做研究是技術重要，還是發(fā)現(xiàn)問題重要？

陳志堅：兩個都重要，但總的來說我覺得還是要解決什么問題更重要。發(fā)展技術的一個目的，其實也是要解決問題，就是看生物學里面有什么重要的問題。有了這個問題以后，這個時候就找各種各樣的手段來解決它，可以用生物化學的手段，可以用遺傳學的手段，可以用細胞生物學的手段，各種各樣的手段。有時候還需要開創(chuàng)一些新的技術才能解決提出來的這個問題。所以有時候一些重大問題的解決也需要一些新的技術的開發(fā)，你一些技術比別人做得好，你可能就有優(yōu)勢來解決這個問題。但如果真的要在兩者之間來比的話，我覺得能夠解決什么樣生物學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02 要享受科研這個過程，如果不享受的話那就不值得

知識分子：您是在什么時候您覺得自己可能最擅長的是做科學？從什么時候開始肯定了自己能夠在這條路上可以繼續(xù)走下去。

陳志堅：雖然讀研究生時我也覺得科研挺有意思的，但感覺自己并沒有真正入門。直到我在波士頓的一家小公司工作，那里我一半時間做科研，另一半時間參與產品開發(fā)，我才感覺自己真正入門了，能夠獨立開展工作，分辨出哪些問題重要，哪些不那么重要。在設計實驗等方面，我也覺得自己算是開竅了。所以，相比其他人，我算是入門得比較晚。

知識分子：您曾經在產業(yè)界工作過一段時間，這樣的經歷在國內科學家里比較少見，當時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陳志堅：這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原本沒有考慮去公司工作。在做博士后期間，我?guī)椭粋€朋友推薦工作，之后對方提到還有一個職位空缺，問我是否感興趣。當時我表示不感興趣，因為我更傾向于去大學工作。但因為那家公司在圣地亞哥附近，離我所在的研究所只有一個小時車程，所以我決定去看一看。我發(fā)現(xiàn)公司的研究工作很有趣，特別是他們正在進行的一個名為T細胞治療（car-t）的第一代研究項目，這讓我感到興奮。此外，公司提供的待遇對于博士后來說也很有吸引力。因此，我決定去公司工作。最終，這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在公司工作了幾年，分別體驗了大公司和小公司。當時小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是哈佛的教授，他們對做科研也很支持，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就可以做科研，我那時候也發(fā)表了比較好的論文，為我重新回到大學打下了基礎。

知識分子：您覺得您在產業(yè)界這段經歷對于您去從事科研有什么樣的影響嗎？對選擇研究問題會有幫助嗎？為什么會回來，回來遇到哪些阻礙？

陳志堅：我想會有一些幫助。我們做科研的時候，總是下意識的會找一些跟疾病有直接或者間接關系的一些課題。即使不是很有意的要去做一些跟疾病有關系的東西，但是下意識里面還是會往這方面靠攏的。

我回到學術界最主要是覺得學術界里面更自由一些，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這一點對我來說是比較重要。學校里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science，有cancer research，也有神經科學、發(fā)育生物學、微生物學，非常多樣，所以學校的環(huán)境總的來說更適合科學創(chuàng)新。最后我選擇到西南醫(yī)學中心，我認為這里有最好的做科研的環(huán)境，有很多德高望重的科學家。

知識分子：您剛剛回到學術界時在科研生涯起步階段面臨怎樣的困難？

陳志堅：像所有助理教授一樣，起初幾年要申請項目、發(fā)表文章、招帶學生，壓力自然存在。但我當時更關注如何解決問題，而不是壓力本身。壓力總是有的，不過，專注于工作，壓力就會消散；工作沒做好，壓力就會累積。

知識分子：當時沒有這種壓力，是不是跟您進高校時很年輕有關系，兜兜轉轉還是很年輕？

陳志堅：那時候也算是比較年輕。我回到學校成立實驗室時31歲，開始自己的實驗室是一件很激動人心的事情。我覺得更多的并不是壓力，而是想著怎么把這個事情先做好。另一方面我當初也沒有很大的野心，從來沒有想過說會成為霍華德休斯研究員，更不敢想說會拿院士諸如此類的問題。就是把眼前的課題做好。第一步拿終身教職。

知識分子：是不是也跟您找到一個合適您做研究的環(huán)境有關，比如您可能跟國內目前大家面對的問題是不同的？

陳志堅：美國也有類似的要求，七年內要發(fā)表好文章、有基金的資助，才能獲得終身教職。所有的助理教授都有一定的壓力，但怎么去應對所謂的壓力，我想大多數(shù)人也都是把事情做好，然后別的就順其自然。

知識分子：隨著高等教育擴招博士畢業(yè)生的增多，想要在高校尋求教職越來越難了，如何判斷自己適合業(yè)界還是學界，您有什么經驗可以分享？

陳志堅：首先，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熱愛科研，你才來做這件事情。其次，要判斷自己是否擅長科研，這通常需要幾年的時間來入門，我在研究生階段甚至到博士后階段都還沒有真正入門，直到我進入公司工作后，才感覺自己開始入門了。這同樣需要時間來摸索。

最終，如果你既喜歡科研又能在其中做出新的發(fā)現(xiàn)，那么成為科學家或教授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事業(yè)選擇。如果具備了這兩點，所有問題，包括找工作的困難，都會迎刃而解。

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有很多人跟我們說美國的教職很少，NIH的RO1項目資助率很低，只有百分之十幾。如果整天去考慮這東西的話，我可能老早就不會走這一條道路，但是有時候我覺得還是傻一點好。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別的事順其自然。工作做得好了，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選擇哪種工作，我知道很多做的好的博后都有多個工作機會。

特別是現(xiàn)在網絡社交媒體時代，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很容易有各種各樣的影響。最后還是要靜下心來問自己感興趣的事是什么，把這些問題想清楚了以后，然后你就去做，應該是可以做好。

知識分子：所以您也不會覺得，這個時代面對的問題會比您那個時代更艱巨或者是更嚴重？

陳志堅：是的，我覺得沒有太大差別。每個時代都有其特點和挑戰(zhàn)，比如八九十年代國內科研條件差，而現(xiàn)在條件好多了，但也面臨新問題。無論如何，科研的本質沒變，找到新發(fā)現(xiàn)總是值得欣慰的。回頭看，如果你投入在自己熱愛和擅長的領域，并有所收獲，這就是成功。

知識分子：您從不覺得科研是一件特別苦的事情？

陳志堅：科研本身包括實驗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別痛苦的事情。科研工作肯定不是朝九晚五就能完成的，有時一個實驗可能需要很長時間，這是常有的事。但如果真正投入其中，其實并不會感到特別痛苦。即使現(xiàn)在我不再親自在實驗室做實驗，我仍然花費大量時間閱讀論文、撰寫論文，這些工作雖然繁重，但我也不覺得痛苦。如果你真的熱愛這項工作，即使在工作時間之外，比如回到家中閱讀一篇優(yōu)秀的論文或聽一場精彩的研討會，這也是你愿意主動去做的事情。這和你做其他任何令你享受的事情，本質上是一樣的。

科研還是要享受這個過程，如果不享受的話，那就不值得，還有別的選擇。

03 專注一個課題，你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實驗室競爭

知識分子：哪些東西讓您一步步走到現(xiàn)在？您覺得您做科研的特質是什么？

陳志堅：有一點點韌勁，這一點我覺得還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就是說對做科研有興趣，總會想著一些新的問題，還有解決這些問題的一些辦法，會不斷的去琢磨，然后不輕易放棄。

另外一個就是說搞科研還是需要很專心的去做這個事情。所以這就是我為什么沒有花很多時間在社交媒體上面。

知識分子：現(xiàn)在如果讓您對一些年輕的PI提一些建議，您會提什么建議？

陳志堅：如果你專注于某一個課題，你應該有信心，這個世界上沒幾個人能比你更懂這個課題。即便是在一些大實驗室里，真正深入一個課題的可能也就一兩個學生或博士后。所以，如果你能找到合適的課題并專注于它，你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實驗室競爭。

還有一點，PI在剛開始時還是要盡量親自做實驗。最初的這幾年非常寶貴，你應該用自己的雙手為自己打江山，不能完全依賴學生或博士后來為你打江山。也不要丟了那些做實驗的基本工具，尤其是在國內，年輕的PI一開始可能就會有很多學生，但這不一定是好事。還是要自己進入實驗室，親自做實驗，帶好學生。如果一個年輕的PI一下子有十幾個學生，只做老板不做實驗，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知識分子：您能介紹一下您是怎么分配時間的嗎？

陳志堅：我大部分時間還是想科研的事情，因為別的也沒有需要我們去想的。所以我覺得很幸運，可以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做科研上面。一般大概九點上班，晚上大概七八點鐘左右回家，我的目標是7點前回家。

當然我現(xiàn)在出差也不少，就是說到外面去給講座開會也不少。我是能夠少旅行就盡量少旅行。這樣子我希望有更多的時間能夠在實驗室可以做一些事情，也可以跟實驗室的人交流，跟他們一塊就是分析數(shù)據(jù)，共同解決一些問題，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做，所以我希望是在這方面能夠花更多的時間。

知識分子：做您的學生應該很幸福？

陳志堅：這個我覺得我還是虧欠他們的，還是應該多花一些時間給他們。

知識分子：論文的引用量可以衡量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嗎？

陳志堅：靠引用多少次并不完全說明問題。當然一篇文章被引用了幾千次，這本身還是說明在這個領域里面是有一定的影響。但一篇文章被引用5000次，也不見得就一定比引用1000次的好。所以一個科學發(fā)現(xiàn)，最后的影響力，還有它的重要性，還是要在領域里面，特別是同領域里面的專家來評更有意義，而不是完全靠這個引用率來評。

04 科學是最公道的

知識分子：cGAS-STING這條通路上，目前好像在STING上的藥物研發(fā)會更多一點，cGAS上的轉化會更少一點，cGAS的潛力是不是沒有被充分的認識到？

陳志堅：cGAS的抑制劑現(xiàn)在有很多公司都在研發(fā)。至于cGAS的激動劑，目前還不多，因為這涉及到如何激活酶的活性，這并不容易，但仍然是可行的。對于STING的激動劑，由于存在天然的分子可以激活STING，比如cGAMP是天然的STING激動劑，因此在cGAMP的基礎上進行改進會相對容易一些。目前，抑制劑和激動劑兩邊都在同時進行研發(fā)。

藥物研發(fā)是一個漫長的過程，cGAS的發(fā)現(xiàn)時間還不長，所以我們需要給它一些時間。我在接受拉斯克獎采訪時提到，GLP-1花了40年時間才成為一款神藥，我們希望cGAS的藥物研發(fā)不需要那么長時間，但這需要我們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知識分子：目前的這條通路，您覺得還是有哪些未解之謎等待我們去探索？

陳志堅：cGAS的調控非常關鍵，它既要能夠應對各種微生物的感染，包括病毒、細菌和寄生蟲，又要避免對自身DNA產生免疫反應。一旦cGAS被自身DNA激活，可能會引發(fā)多種炎癥和自身免疫疾病，因此它的調控尤為重要，但這方面的調控機制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去探究。至于STING的下游信號傳導里面也有一些問題沒搞清楚。最近的研究熱點之一是細菌中的cGAS，我們對它們是如何被激活的、具有哪些功能、有哪些不同的系統(tǒng)還知之甚少，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

知識分子：您在美國已經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就，而且成為了美國科學院院士。有沒有覺得自己在華人里已經成為一個榜樣？

陳志堅：我并沒有這么覺得，我只是覺得我們在自己的領域里面做出了一些工作。是不是榜樣我從來沒有去往這方面想，但是我也希望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可以從我這個例子里面得到一些啟發(fā)：不管你是什么樣的背景，或者有些人他可能就輸在起跑線上，但是你只要是跟著你的興趣去做，有一點點韌勁，最后還是可以做出一些東西來的。

我個人覺得（做科學）有一個好處就是說，科學是最公道的，科學家總的來說還是看你所作出的貢獻，你做的東西在這個領域里面是不是受到同行的承認，不是靠一個人的社交技能可以改變的。我覺得絕大多數(shù)科學家都是更注重事實，更注重數(shù)據(jù)，這是高于一切的，高于政治的東西，高于社交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當初發(fā)現(xiàn)了cGAS以后，最早認可我們工作的其實是我們的一些競爭對手，因為一些外行的人他們也搞糊涂了：為什么發(fā)表了這么多DNA sensor（DNA感受器）。他們也搞糊涂了，不知道哪個是真。但是，我們同行里面的一些競爭對手，他們馬上就知道這個是對的，馬上就來祝賀我們。所以我想科學家是一群最尊重事實、最尊重數(shù)據(jù)的人。

參考文獻：
1.https://labs.utsouthwestern.edu/chen-zhijian-james-lab/2024-albert-lasker-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