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廣州軍區(qū)那個氣派的大門口，戳著個愣頭青。

這小伙子叫張勝，手里死死攥著個信封，手心都出了汗。

信是他爹張愛萍親筆寫的，要交給軍區(qū)副司令員溫玉成。

那時候的張勝，滿腦子覺得這封信就是海難里的那塊浮木。

老爹在北京正遭難，家里早亂成一團糟，臨了跟他說：“去廣州，找溫玉成，我倆熟，有事他能幫一把?！?/strong>

按理說，這信只要遞進去，別說翻盤，起碼能討個人情，日子能好過點。

畢竟兩家那是過命的交情，當年都在新四軍，一起騎馬打仗，死人堆里爬出來的。

再加上張勝自己在團里槍法第一，溫玉成以前下連隊視察，還拍著肩膀夸過他。

可這孩子哪知道，手里拿的哪里是通行證，分明是個燙手的山芋。

接下來幾個鐘頭發(fā)生的事，跟做夢一樣，把他那點單純的想法砸得粉碎，也把那個年月里人是怎么活的，演得太真實了。

崗哨那邊的電話通到了溫玉成辦公室。

張勝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沒一會兒，聽筒里傳來硬邦邦的一句：“溫副司令去北京開會了，信留下就行。”

隨后，那邊讓他就在門口候著，說派人來接。

這話聽著挺順耳，像是公事公辦。

可偏偏就在這時候，軍區(qū)青年部的一位部長路過，兩人聊了幾句。

張勝順嘴提了一嘴溫副司令去北京的茬。

那部長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啥北京?。?/strong>

剛還在屋里給我們開會呢！”

那一下子，張勝覺得后背直冒涼氣。

一個打了一輩子仗的長輩，犯得著跟個孩子扯這種謊嗎？

其實這筆賬，溫玉成心里頭早就盤算得清清楚楚。

那時候的張愛萍，早不是那個威風凜凜的上將，也不是搞原子彈的總指揮了。

前不久，張愛萍找上面匯報工作想回基地，換來的就是劈頭蓋臉的一句：“老實交代你的問題！”

1967年年底，張愛萍就被抓了，關進黑屋子。

褲腰帶鞋帶全收走，走路得提著褲子；飯是從門縫底下塞進去的；左腿被打折了，那是粉碎性骨折，只能拖著條廢腿在地上蹭。

這種時候，張愛萍的信，誰敢碰？

擺在溫玉成面前的，就是個要命的選擇題：

路子一：把信接了，拉老戰(zhàn)友一把。

代價可能是自己也被打成“一伙的”，官丟了不說，弄不好命都搭進去。

路子二：把門關死，裝不認識。

這么干是不地道，也沒良心，但在那個大浪淘沙的時候，這是保命最穩(wěn)的招。

溫玉成咬牙選了第二條路。

而且他干得比“不見面”還要絕。

為了把這層關系撇得干干凈凈，在那通“我去北京了”的電話掛斷沒多久，一輛吉普車沖到了張勝跟前。

跳下來的不是噓寒問暖的叔伯，而是幾個滿臉嚴肅的保衛(wèi)干事。

張勝直接被帶走盤問。

扣的帽子更是讓人哭笑不得——軍區(qū)給張勝那個團打電話，說這兵在溫副司令這兒“撒潑鬧事”。

這下子，張勝這兵是當不成了。

原來那是全團的刺殺尖子、神槍手，直接被發(fā)配到了羅浮山底下的留守農場。

整天干的活兒就是喂豬、劈柴火，下河撈水草，給豬圈鏟大糞。

在那兒熬了一年，連農場都不讓待了，只能卷鋪蓋卷回家，后來給塞到工廠去勞動改造。

這事兒看起來，就是個典型的“人一走茶就涼”的悲劇。

要是故事講到這兒就完了，咱們頂多罵一句溫玉成這人不講義氣。

可歷史這玩意兒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總在你覺得看透結局的時候，給你來個大反轉。

那個為了保命把信拒之門外的溫玉成，后來得好兒了嗎？

他非但沒保住自己，摔得比張愛萍還狠。

就在張愛萍剛被關起來那會兒，溫玉成確實風光了幾天。

1968年初，因為跟黃永勝不對付，他被調進京城，當上了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

這位置看著顯赫，其實就是坐在火山口上。

在這個位子上，當年的“劃清界限”并沒給他換來多久的安穩(wěn)。

也就兩年光景，他莫名其妙就失寵了。

那時候九屆一中全會開完，主席團里頭，就他一個人沒進政治局。

到了1970年夏天，一紙調令把他踢到了成都軍區(qū)當?shù)谝桓彼玖睢?/p>

這對溫玉成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到了成都，哪有什么重用，全是冷板凳。

除了帶著機關兵拉練幾回，基本閑得發(fā)慌。

又過了一年，1971年秋天，溫玉成職務被免，直接秘密關押。

這一關，就是整整六年。

當年在蘆葦蕩里帶著隊伍打鬼子、也就是那出京劇里的英雄原型，如今被軟禁在成都的鄧家花園里。

沒人管飯，他就饑一頓飽一頓；沒人伺候，他就自己掃地澆花。

進去的時候，溫玉成是個一百四的壯漢；出來的時候，成了個不到九十斤的干瘦老頭。

家里人也沒跑掉。

媳婦宋琬明拉著板車，馱著家當被趕出大院，倆閨女想當兵人家不要，只能下鄉(xiāng)插隊，侄子也被開除軍籍趕回老家。

這光景，跟當年張愛萍一家的遭遇，那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現(xiàn)在回過頭看，溫玉成決定不收那封信的時候，心里的算盤打得精：切斷火源，保全自己。

但他漏算了一點：在那個沒規(guī)矩可言的亂局里，個人的“小心”和“切割”根本當不了護身符。

危險不來自某個人或者某封信，而是來自那個誰也摸不透的政治漩渦。

過了很多年，這兩位遭了大罪的老將軍在一個會上碰面了。

提起當年那封沒送到的信，倆人都挺感慨。

沒誰指著鼻子罵誰，也沒抱頭痛哭，就是一種過了半輩子之后的無奈。

在那個誰家都可能家破人亡、人人都活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年月，保命是本能，也是一種悲涼。

大哥別笑二哥，誰也別怪誰。

張愛萍后來復出，又管起了國防科委。

那會兒他都六十多了，一度心灰意冷，自嘲說自己就是片“浮萍”。

還是葉帥一直勸，這位渾身長刺的將軍才肯出山。

家里問他啥時候去上班，他說：“那得快點，葉帥在后面拿著鞭子趕呢！”

那個當年在戈壁灘上喊著“再窮也要搞出個響動”、領著科學家弄出原子彈的張愛萍又回來了。

最后那十年，他接著給國家的兩彈一星拼命。

而溫玉成被審查了好多年，最后上面給的說法是：“辦過錯事，說過錯話，不處分。

按大軍區(qū)副職待遇退休。”

這兩位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將軍，一個脾氣臭、愛頂牛，一個小心眼多、想明哲保身。

可在大時代的浪頭面前，倆人的命卻出奇地像。

張愛萍在黑屋子里數(shù)著太陽光熬日子的時候，估計沒想過，溫玉成有一天也會在那個破花園里數(shù)著落葉過下半輩子。

這可能就是那個年代給后人留下的教訓吧：

暴風雨來的時候，沒誰能躲得干干凈凈。

所謂的“明哲保身”，說白了就是自己騙自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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