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重慶的一位老街坊走了。

這老爺子活到了102歲。

送行那天，場面冷清得很，沒見什么大人物，也沒聚光燈在那兒閃。

家里人收拾東西的時候，翻出一本日記。

封皮上草草寫著八個字：“不求洗白，但求不忘?！?/strong>

就這八個字，把他這輩子撕成了兩半。

從特務變成教書匠，這中間隔了整整六十年。

在這六十年里，他做了三個決定。

就是這三步棋，讓他從死人堆里爬了出來，也讓他把身上的“鬼氣”洗干凈，重新活成了個人。

第一個決策：把自己徹底抹掉。

1949年冬天，11月20日。

凌晨三點半。

重慶中山四路的一棟小樓里，火盆燒得正旺。

這行動有個代號，叫“焦土”。

他嘴里叼著煙，眼瞅著那些寫滿地下黨名字的紙變成黑灰。

這會兒，擺在他面前的路有兩條。

第一條，也是大伙兒都選的路：飛臺灣。

那天早上六點有一趟專機，那是最后的逃生門票。

第二條：留下來，像釘子一樣潛伏，等著那是沒影兒的“反攻”。

鄭蘊俠一開始選的是第一條。

這人腦子靈，知道大局已定，留下來就是個死。

可偏偏出了岔子。

去機場的半道上，司機猛地一打方向盤，車子失控撞上了路牙子。

后來才知道，那握方向盤的是地下黨。

這一撞，把他的生路給撞斷了。

飛機早就飛沒影了，成都那邊也不安生。

換了別的特務，這會兒估計早就嚇得沒了魂，要么四處亂竄，要么找老上司抱團取暖。

鄭蘊俠沒這么干。

他冷靜得可怕，做了一個決定：哪兒窮、哪兒偏、哪兒沒人待見，就往哪兒跑。

而且，要把過去的自己殺得干干凈凈。

他一路跑到了貴州務川縣。

這是個什么概念？

這意味著，那個黃埔四期的高材生死了，那個蔣介石親自點名為“可用之才”的高級特務死了，那個在臺兒莊戰(zhàn)場上威風凜凜的軍官也死了。

他給自己取了個新名“劉正剛”，在當?shù)卦烁€娶了個大字不識的農(nóng)村媳婦。

心里的算盤他是這么打的：只有把自己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睜眼瞎”和“苦力”，才能躲過那張?zhí)炝_地網(wǎng)。

他在集市上擺個小攤賣雜貨。

扯布的時候，他故意裝作手指頭笨，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全是錯的，就算算錯了也不改，就為了演好這個“笨人”。

要是街坊鄰居聽出他口音不對，起疑心了，他也不辯解，二話不說就往深山老林里鉆，借口說是“想念祖宗，去閉關祈?！?。

這一躲，就是八個年頭。

八年里，誰也沒把這個雜貨郎跟那個策劃了“較場口血案”的劊子手聯(lián)系在一塊兒。

可百密終有一疏。

戳破他畫皮的，不是誰的舉報信，而是他骨子里那點兒怎么也藏不住的“墨水”。

有天，縣供銷社的布匹少了這么兩匹。

人家叫他去問話，看著空蕩蕩的柜臺，他腦子還沒轉過彎，嘴里那句成語就蹦出來了：“不翼而飛?！?/p>

對面辦事員當場愣住了。

一個連算盤都不會打、娶了農(nóng)婦當老婆的雜貨郎，嘴里怎么能吐出成語來？

就這四個字“不翼而飛”，直接把他的偽裝生涯畫上了句號。

第二個決策：拿實話換條命。

1958年秋天，網(wǎng)收了。

抓人前一天晚上，公安在濯水鎮(zhèn)蹲了一整夜。

第二天他趕集回來，前腳剛進門，后腳手就被拷上了。

這下子，他又站在了生死的十字路口。

那會兒臺灣那邊正想著派人回來聯(lián)絡舊部，鄭蘊俠就是名單上的那個“接頭點”。

要是他選擇咬死不說，或者想拿手里的情報跟政府談條件，那等著他的絕對是一顆花生米。

畢竟，他欠下的血債太厚了。

1946年的“較場口血案”，他是現(xiàn)場的總指揮。

就是他，提前一個禮拜安排特務，把警棍和石灰包藏在會場，十分鐘不到，打傷了幾十號人。

1947年的“滄白堂事件”，他裝成圖書管理員坐在那兒鎮(zhèn)場子，把進場的進步學生挨個拍照，當天晚上就抓了五個。

這兩筆賬，槍斃他兩回都夠了。

但他走了第二步關鍵的棋：竹筒倒豆子，全招了，絕不討價還價。

被摁住的時候，他只說了一句：“來得正好，我不想再跑了。”

審訊室里，問什么答什么。

到了1958年底，審判長宣讀判決：“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strong>

這判決在當時炸了鍋。

不少人不服氣，覺得這種滿手是血的特務，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可法院依據(jù)的是當時“可殺可不殺”的原則，還有一個更深層的邏輯：殺一個死硬的敵人容易，把一個配合的特務改造成新人，這事兒更有價值。

聽到判決那一刻，鄭蘊俠說了一句話，被記在了檔案里：“這一判，讓我覺著自己還能活。”

在貴州南部那個舊礦場改的監(jiān)獄里，他開始琢磨怎么活下去：認罪那是底線，還得“還債”。

1959年，他主動交了一份三千字的材料。

這材料寫得實在，沒給自己臉上貼金，把當年重慶滄白堂事件的細節(jié)抖落個底朝天，還供出了潛伏名單里三個還沒被挖出來的特務。

公安順藤摸瓜一查，這三個名字里，有兩個早就改名換姓躲起來了。

就因為他這一招，其中一個后來被抓了回來。

這在監(jiān)獄里頭，叫“重大立功”。

打那以后，他成了監(jiān)獄里的“教書先生”。

手里捏著粉筆，在黑板上教那些大字不識的犯人認字。

頭一回上課，他在黑板上寫了八個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p>

有人好奇問他以前干啥的，他咧嘴一笑：“打仗的?！?/p>

又問他咋這么賣力教書，他說：“你們認字，是為了活命；我認字，是在還債。”

這筆賬他心里跟明鏡似的：只有把過去的自己徹底踩死，才能在新時代里求條活路。

第三個決策：去見那些恨他的人。

1975年，特赦令來了。

鄭蘊俠走出監(jiān)獄大門的時候，已經(jīng)是個快七十歲的老頭子了。

全身上下就一封薄薄的信和一本破字典。

組織上讓他去務川縣二中教書。

這時候，人生最后一道選擇題擺在眼前：是隱姓埋名混完這輩子，還是去面對那些曾經(jīng)被他坑害過的人？

絕大多數(shù)被特赦的人，都會選前一條路。

畢竟，把舊傷疤揭開來，太疼，也太懸。

鄭蘊俠偏偏選了后一條。

1984年冬天，他寫了一封信，寄往重慶。

收信的人叫韓子棟。

看過《紅巖》的人都知道那個裝瘋賣傻的華子良，韓子棟就是原型。

而在當年的較場口血案里，韓子棟的肋骨就是被特務給打斷的。

指揮那場暴行的，正是鄭蘊俠。

信紙只有一頁，沒那些虛頭巴腦的客套，字字都像刀子：

“韓兄，若是當年較場口你肋骨沒斷，今天我就不用寫這信了。

我欠你一次說話的機會，可惜太晚了。

你要是能原諒，回我三個字‘收到信’。

要是不能，我也明白。

——鄭，以前是人，現(xiàn)在是罪人?！?/strong>

這是一場賭博。

他賭的是對方的大度，也是在給自己找個解脫。

過了兩個禮拜，回信到了。

白紙上孤零零三個字：“收到信”。

沒說原諒，也沒罵娘。

但這三個字，對他來說就夠了。

晚年的鄭蘊俠，活得像個苦行僧。

在縣政協(xié)開會的時候，他站起來坦白：“島內對統(tǒng)一誤解挺深，好多謠言是我們當年造出來的?！?/strong>

別人問他“我們”是誰，他低著頭說：“死掉的那個我。”

在課堂上講《項羽本紀》，講到“生為人杰，死為鬼雄”，他會突然停下來，補上一句：“可也有的人，不值得后人記著?！?/strong>

學生問他以前是不是當兵的，他說：“我當了很多年的啞巴?！?/p>

2005年，他病得不行了。

臨走前，他跟縣里提了個請求：想回重慶較場口站一站。

醫(yī)生沒答應，身體也經(jīng)不起折騰了。

那年臘月，在最后一次昏迷之前，他死死抓著護士的手，沒頭沒尾地冒出一句：“我不該打人。”

護士聽得一頭霧水，以為老人家在說胡話。

可對于鄭蘊俠來說，這是他用了一輩子去懺悔的一個念想。

回頭看看，鄭蘊俠這輩子，就是一部關于“咋選路”的教科書。

在歷史的大浪面前，個人的那點勁兒根本不夠看。

他試過逆著水游，結果撞得頭破血流；后來他順著水漂，靠著把自己毀掉式的偽裝、靠著把心掏出來的坦誠、靠著直面罪惡的膽量，終于在時代的夾縫里，給自己掙了個善終。

那個“西南利刃”早在1949年的冬天就死了。

活下來的，是一個知道“悔”字怎么寫的教書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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