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10日，蔣介石書桌上擺著一份軍法處的判決書，那是他這輩子最不想看到的東西。

他幾乎沒怎么猶豫，抄起桌上的紅筆，對著那個叫“王正鈞”的名字旁邊“無期徒刑”四個字，狠狠劃了個叉，然后寫下力透紙背的兩個字：死刑。

這根本不是辦公，純粹就是泄憤。

這一筆下去，直接把一個默默無聞的中校參謀送上了斷頭臺，不為別的，就因為他是那個人的心腹——那個讓蔣介石恨到骨子里、每晚做夢都能嚇醒的“國防部”次長，吳石。

這就是后來震驚中外的“吳石案”，但在當(dāng)時，這就是一場甚至不敢見報的屠殺。

你要知道，1950年的臺灣，氣氛壓抑得能擰出水來。

國民黨剛退到島上，腳跟還沒站穩(wěn)，海峽對面解放軍的戰(zhàn)鼓擂得震天響。

蔣介石那時候最怕的，根本不是什么飛機(jī)大炮，而是身邊的影子。

吳石是誰？

那可是掛著中將軍銜的高官，能直接參與臺軍最高級別的防御部署。

對手不僅看著你的底牌，甚至還幫你出主意怎么打，這就叫降維打擊。

很多人想不通，我也琢磨了好久，吳石圖個啥？

他是老同盟會成員，黃埔系的“學(xué)霸”，在國民黨軍隊里混到了副部級，金條美元那是伸手就來。

這要是換個普通人，這時候肯定想著怎么在島上“茍”著，把下半輩子混過去得了。

可歷史這玩意兒，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兒。

總有那么幾個人，腦回路跟咱們凡人不一樣。

吳石是真看透了，抗戰(zhàn)那是“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爛到根子里了。

反觀共產(chǎn)黨那邊，那股子廉潔勁兒和組織力，對他這種職業(yè)軍人來說，誘惑力太大了。

這真不是一時沖動，是一個頂級精英算了一筆大賬后的選擇。

事情壞就壞在1950年春天。

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這哥們兒骨頭太軟，進(jìn)去沒幾天就全招了。

這一下，多米諾骨牌倒了一地。

吳石暴露的時候，其實是有機(jī)會跑的，但他沒動。

在審訊室里，這位中將表現(xiàn)得那叫一個淡定，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一個字沒有。

他想干什么？

他想把火就控制在自己身上，把線切斷，保住下面的人，其中就包括他的副官聶曦和那個倒霉的王正鈞。

說到王正鈞，這人才是真的硬漢。

作為吳石的親信，所有的情報傳遞基本都是他經(jīng)手的。

軍法處那幫人其實也不傻，那時候殺人太多，軍心都要散了，所以一開始判了個無期，意思就是“放水”，留條命算了。

誰知道這判決書送到蔣介石手里，老蔣一看就炸了。

在他看來，吳石的背叛是打他的臉，而王正鈞這種小人物居然也敢死扛著不認(rèn)罪，這是在挑戰(zhàn)他的權(quán)威。

那支紅筆改判的死刑，說白了，就是殺雞儆猴。

不是為了維護(hù)法律，純粹是為了嚇唬那些還沒死心的人。

這案子一出，整個臺灣島的政治生態(tài)徹底變了天。

從此以后，“保密防諜”成了懸在所有人頭上的達(dá)摩克利斯之劍。

蔣介石借著這個由頭，對軍隊和行政系統(tǒng)來了一次大清洗。

那陣子，別說你真有事，就是發(fā)兩句牢騷，或者家里藏了本魯迅的書，人可能第二天就蒸發(fā)了。

這種“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戾氣，一直持續(xù)了幾十年。

那時候的人，活得那是真憋屈，連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

現(xiàn)在回頭看，吳石和王正鈞這兩個人，真是那個時代的異類。

吳石臨死前寫了首詩：“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他把自己比作史可法，這格局一下就打開了。

他把最高機(jī)密的《臺灣海防圖》送出去，不是為了錢，是為了讓解放軍打過來的時候，少死點人。

這不就是咱們現(xiàn)在說的“為了大義”嗎？

可惜啊，那時候懂他的人太少了。

在馬場町刑場上，槍聲響過之后，一切都?xì)w于沉寂。

王正鈞倒下的那一刻，大概也沒后悔過跟了這位長官。

他們本來可以是既得利益者，舒舒服服過日子，卻偏偏選了條最難的路。

這事兒給咱們的震撼，不在于諜戰(zhàn)多精彩，而在于人性在絕境里的那道光。

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四聲槍響。

吳石、陳寶倉、聶曦、王正鈞倒在血泊里，結(jié)束了他們驚心動魄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