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斯塔默的專機即將在北京降落，而東京的首相官邸里，高市早苗正公開尋求與中國最高層直接對話的機會。這兩件看似獨立的外交事件，背后卻隱藏著同一個推手。

1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宣布，英國首相斯塔默將于1月28日至31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這是八年來英國首相首次訪華，行程包括北京和上海，期間將與中國最高領導人會面。

幾乎在同一時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月26日公開表示，“為了讓日本的立場得到正確理解，我將包括直接對話的可能性在內進行考慮”，態(tài)度“很積極”。

而兩個美國傳統(tǒng)核心盟友的行動，發(fā)生在同一個時間窗口，指向了一個共同的背景，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式外交”正引發(fā)盟友集體轉向了。

在剛剛結束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特朗普長達一個多小時的演講成為這場“叛離”的導火索。

他公開攻擊西方盟友及其領導人，稱“所有人都在占美國的便宜”，甚至威脅對歐洲加征關稅，令在場歐洲政要“臉色蒼白”。

然逮住了機會，特朗普卻是不愿意放過，特朗普還將格陵蘭島稱為美國應得的“債務償還”，直言如果沒有美國在二戰(zhàn)中的努力，你們現(xiàn)在都說德語。

話里話外的“美國優(yōu)先”意味，很直接的目的，自然便是美國優(yōu)先意味著盟友可棄。

也不難怪，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直言世界已進入“決裂”時代，呼吁中等強國聯(lián)合自保，明確拒絕繼續(xù)對美“逆來順受以求平安”。

德國總理默茨則含蓄批評美國“強權即公理”的外交方式，警告“一個只講實力的世界是危險的”。

而特朗普在演講當晚雖收回部分極端言論，但“其反復無常的外交風格”已造成實質傷害。比利時首相稱“太多紅線被跨越”，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稱美方關稅威脅“不可接受”。

而跨大西洋關系的裂痕越發(fā)加大，如今斯塔默罕見轉向，好像也并非奇怪了。

只是日本也終于是參上了一腳。

畢竟是特朗普把盟友關系簡化為“保護費”談判時，最靠近風暴中心的兩個國家。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焦慮有著雙重來源。

一方面，中國商務部于2026年1月6日發(fā)布公告，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出口。

而這項精準打擊日本制造業(yè)命脈的措施，直接影響半導體材料、精密機床等關鍵產業(yè)。日本經濟產業(yè)省數(shù)據顯示，中國占日本半導體材料出口市場的三分之一，一旦供應鏈斷裂，日本科技產業(yè)將遭受重創(chuàng)。

再者，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出現(xiàn)了令東京不安的轉向。

高市早苗原本計劃搶先訪美，希望拿到一份聯(lián)合抗中的明確承諾。但特朗普政府近期明顯傾向于穩(wěn)定中美關系，不愿在臺灣等問題上過度刺激中國。

這意味著日本想要美國沖在前面、自己充當“馬前卒”的算盤落空了。而如果美國都不愿直面沖突，日本憑什么要承擔前沿風險？

而這種兩面受壓的處境，直接反映在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上。日本主流媒體民調顯示，其支持率從高位已下跌近十個百分點，日本民眾和財團都在追問政府能否處理好對華關系。

甚至直白地說，日本的困境在于，既無法從美國獲得想要的安保承諾，又面臨中國實質性的經濟反制，外交空間被急劇壓縮。

而相比日本的焦慮，英國的選擇顯得更為果斷和徹底。

斯塔默在1月26日接受彭博社采訪時明確表示：“英國不必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作出選擇”。更是以回憶當年推動美英貿易協(xié)議時，許多人要求他在美國和歐洲之間二選一來作例子，表示自己當時的回答是：我不會作出這樣的選擇”。

罕見的說辭，斯塔默還特意強調，英國與美國在商業(yè)、安全和防務領域保持緊密關系，但“如果把頭埋在沙子里、無視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其中蘊含的商業(yè)機會，那并不明智”。

這番話無異于英國外交政策的官宣轉向。畢竟作為美國最鐵桿的盟友，昔日“英美特殊關系”的典范，如今公開拒絕在中美間選邊站隊，其象征意義遠超實際內容。

不過能夠讓斯塔默罕見“表誠”，簡單來說還是英國境內撐不住了。

甚至可以說，斯塔默的立場反映了英國工商界的普遍訴求。要知道中國已連續(xù)多年保持英國在亞洲最大貿易伙伴地位，2025年雙邊貿易額突破1000億英鎊。

而根據倫敦金融城的數(shù)據顯示，中國企業(yè)在英投資涵蓋能源、基礎設施、科技等多個領域，直接創(chuàng)造數(shù)萬個就業(yè)崗位。放棄中國市場，對脫歐后尋求全球化新定位的英國而言，無疑是戰(zhàn)略自殺。

所以斯塔默的訪華行程，正是這一務實外交的具體體現(xiàn)。為此斯塔默還將率領商業(yè)代表團，尋求在綠色能源、金融服務、教育等領域的合作機會。

很顯然，從從東京到倫敦，兩個國家的態(tài)度，兩個國家的動作，兩個美國傳統(tǒng)盟友正在用各自的方式，應對同一個現(xiàn)實：特朗普的“美國優(yōu)先”意味著沒有盟友是特殊的，只有隨時可以重新定價的交易。

不過盟友的離心離德并不意味著世界就此和平。相反，英國學者羅思義指出了未來15年內中美或有一戰(zhàn)的危險前景。

而這一判斷基于一個冷酷的現(xiàn)實：中美實力對比正在發(fā)生歷史性錯位，而錯位期往往是最危險的。

經濟層面，中國增速遠超美國。羅思義指出，美國GDP占世界比重已不到20%（購買力平價），而中國經濟增速是美國的2.5倍。

“如果這一態(tài)勢延續(xù)10年乃至20年，無論采用何種衡量方式，中國的經濟規(guī)模都將大幅超越美國”。

但在軍事層面上說，美國仍擁有壓倒性優(yōu)勢。美國軍事支出超過其后九個國家軍事支出的總和。五角大樓2026年《國防戰(zhàn)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列為“步步緊逼的挑戰(zhàn)”，并大幅增加亞太軍力部署。

這種經濟上趕超、軍事上滯后的格局，對美國構成了致命誘惑。羅思義分析：“美國有了與中國進行軍事對抗的誘惑。要么是直接的軍事對抗，如戰(zhàn)爭；要么是間接的，即通過局部戰(zhàn)爭，與中國進行某種代理人戰(zhàn)爭”。

甚至美國軍方內部有人認為，“美國軍力強大，即使核戰(zhàn)爭也可以承受”。但羅思義警告，這是危險的幻想。畢竟真正的危險在于過渡期的不確定性。

而羅思義估計，“中國大約需要15年，甚至超過10年的時間才能在軍事上真正趕超美國”。

而只有中國的軍力強大到令美國確信無法取得先發(fā)制人打擊能力時，美國才可能放棄攻擊念頭。

所以這15年，正是最危險的窗口期。要知道，一個失去經濟霸權卻緊握軍事霸權的國家，最可能將競爭引向自己仍占絕對優(yōu)勢的領域。

而特朗普留下的遺產加劇了這種危險。他執(zhí)政期間，美國先后退出《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削弱了大國間的軍事透明和信任機制。

2026年初，特朗普政府發(fā)布新版《國家安全戰(zhàn)略》，明確將戰(zhàn)略重心轉向本土及西半球，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自身安全責任。

這種“負擔轉移”政策，也迫使盟友不得不重新評估自身安全戰(zhàn)略，而評估的結果往往是：不能把全部籌碼押在美國身上，所以也便不奇怪，如今西方掀起的“訪華熱”。

在東亞，日本加強西南諸島軍事部署；在南海，菲律賓與美國擴大聯(lián)合軍演規(guī)模；而在臺海，美國對臺軍售持續(xù)加碼。

只得說，每一個動作都在降低沖突門檻，增加誤判風險。而特朗普“交易式外交”留下的最大隱患是：當危機真正來臨時，美國是否值得信賴？盟友是否會全力支持？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而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讓未來15年變得更加危險。

如今，斯塔默預備訪華，要談經貿合作，要解決具體問題。而高市早苗仍在東京等待中方的回應，她需要向國內證明，日本有能力在兩個大國之間找到平衡點。

而特朗普在華盛頓，正準備下一輪對盟友的“談判”。他不知道的是，當他將盟友視為賬單上的數(shù)字時，時代已經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