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聊起創(chuàng)業(yè)，最時髦的詞語叫“超級個體”、“一人公司”。很多人相信，當世界跑步進入AI時代，創(chuàng)業(yè)者不需要所謂的“組織”“協(xié)同”“團隊建設”也同樣開發(fā)新產品、滿足新需求。比如風險投資行業(yè)，就堪稱這股浪潮中的“急先鋒”：

在過去幾年，無數(shù)頂級投資人選擇離開A16z、紅杉這樣的頂級平臺，成立個人的獨立基金（Solo VC）。人們認為這種不設置團隊、不設置復雜決策流程的公司結構，一方面能夠更加“敏捷”，能跟得上當下不斷變化的市場環(huán)境，另一方面能夠激活基金管理人的“創(chuàng)業(yè)者”心態(tài)，更容易與被投企業(yè)在策略優(yōu)先級上達成共識、更能“設身處地”地為被投企業(yè)著想。

埃拉德·吉爾（Elad Gil）是這股獨立基金創(chuàng)業(yè)潮中的絕對榜樣。埃拉德·吉爾2020年開始運營自己的獨立基金，先后投中了美國最大雜貨配送平臺Instacart、全球最大的設計協(xié)作平臺Figma。2023年11月，埃拉德·吉爾完成了個人獨立基金的第三期基金募資，總募資規(guī)模達到了10.95億美元(近80億元人民幣)。兩年之后的2025年11月，埃拉德·吉爾又完成了第四期基金的募資，總規(guī)模達到了恐怖的3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13億元）。

要知道在整個2025年上半年，全球風險投資行業(yè)只有11支基金完成了5000萬美元或以上的募資。毫無疑問，這就叫“資本用腳投票”。

但世界是參差的，并不是每個人都相信“超級個體”的故事。就在風險投資人們大規(guī)模獨立創(chuàng)業(yè)、爭當Solo VC的同時，另一群投資人卻相信“抱團取暖”才是王道——他們就是“對沖基金”投資人，自2024年以來大量獨立對沖基金正在結束運營，把好不容易募集到的資金退回給了LP，回到了城堡、橋水、千禧年等大機構內重新開始“打工生涯”。

并且如今的事實證明，他們賭對了：據最新的業(yè)績報告顯示，由英國投資家克里斯·霍恩(Chris Hohn)創(chuàng)建的對沖基金TCI（The Children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在2025年創(chuàng)造了189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316億元）的凈收益，不僅擊敗了橋水、城堡成為年度業(yè)績之王，更是直接刷新了對沖基金的自然年凈收益新紀錄。

從風險慈善基金到對沖基金

TCI其實是一個半路出家的對沖基金，前身克里斯·霍恩和他的前妻杰米·庫珀-霍恩(Jamie Cooper-Hohn)于2002年共同創(chuàng)立的慈善基金“兒童投資基金會(CIFF)”。

之所以能夠拓展出對沖基金業(yè)務，是因為CIFF采用的是“風險慈善基金模式”，即采用類似風險投資機構的管理模式來運營的慈善基金，股權投資等金融工具所創(chuàng)造的收益是基金的主要資金來源，克里斯·霍恩作為基金管理人也通過“收益分成”的方式來獲得回報。如果CIFF在當年的收益率超過11%，那么霍恩就可以從中拿到0.5%的業(yè)績獎勵。

“風險慈善基金模式”非?！笆袌鰴C制”也“深諳人性”，可以說把基金管理者的里子面子都照顧到了。CIFF成立之后的最初幾年收益都能超過40%，到2006年的時候CIFF已經成為BBC認證的英國最大慈善機構了，資產管理規(guī)模達到70億美元。但一體兩面，基金能享受金融杠桿帶來的超額收益，也照單全收了金融市場的所有不確定性。于是2008年，當次貸危機席卷全球，CIFF也無法幸免于難，資產管理規(guī)模直接縮水了43%，耶魯大學等LP們紛紛選擇撤離。

為了避免慘劇再臨，2009年CIFF做出了兩項重大調整：首先是業(yè)務剝離，將慈善基金和基金投資劃分為兩個獨立的部分以隔絕風險；其次是業(yè)績收縮，返還一部分資金給損失慘重的LP們，資產管理規(guī)模減少到40億美元左右。最終在2012年，隨著霍恩兩口子的離婚，TCI正式從CIFF架構內徹底完成剝離，成為了一家獨立的對沖基金。截止到這一年，TCI（或者可以叫基金投資部門）總共為CIFF掙了19億美元。

不過別看TCI有著慈善基金的出身，名字里仍然帶著“兒童（Children）”，出現(xiàn)在媒體報道里的克里斯·霍恩總是西裝革履、溫文爾雅，但他們最大的標簽其實是“激進”與“大膽”。一個經典的案例是：

2005年，作為持股僅1%的小股東，克里斯·霍恩卻發(fā)布了一份措辭強硬的公開信，強烈反對德意志交易所與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合并計劃，理由是這場合并本質上是一場大型、高風險的跨境收購，除了擴張業(yè)務版圖之外并沒有明確的增量。與此同時，整個合并過程將占據德意志交易所大概6億歐元現(xiàn)金流，克里斯·霍恩認為這是一種低效的資本利用方式，管理層應該優(yōu)先考慮有盈利能力的核心業(yè)務和股東回報，而不是通過一場大交易來滿足自己的野心。

經過董事會反復拉扯與輿論造勢，克里斯·霍恩大獲全勝。交易最終告吹，時任德意志交易所CEO維爾納·塞弗特（Werner Seifert）選擇辭職。維爾納·塞弗特在后來專門寫了一部書來回憶這場失敗的交易，書名叫《蝗蟲入侵：對沖基金如何攻擊德國公司》——書中的“蝗蟲”明確指向了以克里斯·霍恩為首的對沖基金投資人，認為他們“看到套利的機會就蜂擁而至，榨取價值，讓公司陷入更糟糕的境地”，說霍恩這個人“傲慢得令人難以置信，是個典型的孤僻者”。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在交易告吹之后德意志交易所的股價一路飆升，整個2005年的漲幅超過了90%。

類似的劇情也發(fā)生在荷蘭銀行（ABN AMRO）身上。2007年，TCI發(fā)布了一份致荷蘭銀行的公開信，措辭強烈地指出自2000年5月以來荷蘭銀行的累計股價回報率（不計股息）為0%，而同期同業(yè)銀行及道瓊斯歐洲斯托克銀行指數(shù)的回報率約為44%。TCI認為，荷蘭銀行股價“慘淡”的原因在于管理層“暗弱無能”，近幾年的決策沒有實現(xiàn)內在價值增值。

據此，他們向荷蘭銀行管理層提出了五大建議，包括要求荷蘭銀行管理層必須考慮通過出售、分拆或合并關鍵業(yè)務部門，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股東收益；拆分、出售業(yè)務板塊所獲得的資金必須通過股票回購或特別股息的方式返還給股東；這些建議必須限期6個月內向董事會報告執(zhí)行情況。

最后的結果是，2007年秋季，由蘇格蘭皇家銀行、富通銀行和桑坦德銀行組成的財團，該財團以710億歐元的價格收購了荷蘭銀行，TCI從本次交易中獲得超過10億歐元的收益?？死锼埂せ舳髟诤髞硪淮尾稍L中的回憶高度概括了他的心態(tài)：“大多數(shù)投資者都是被動的……壞事發(fā)生時，他們什么也不說，什么也不做。我從業(yè)以來什么都見過。他們根本不像個投資者?！?/p>

總之，TCI就是這樣一個對企業(yè)很殘酷、對LP們很友好、高度忠誠于“業(yè)績”的激進對沖基金，而2008年的“震蕩”反而像是幫他們褪去了緊箍咒，徹底放飛自我。

2009年經過調整后的TCI順利實現(xiàn)扭虧為盈，2012年TCI的收益率重新回到了10%以上，資產管理規(guī)模重新恢復到了80億美元的水平。2019年，TCI的年度凈利潤達到了95億美元，在LCH Investments（愛德蒙·羅斯柴爾德集團旗下的對沖基金研究機構）榜單中排名第一，首次成為全球最賺錢的對沖基金。

“索羅斯老了，現(xiàn)在看我的”

回顧克里斯·霍恩的投資生涯，很容易讓人們想起嗜血的金融禿鷲“索羅斯”。事實上，克里斯·霍恩也確實以索羅斯為榜樣：克里斯·霍恩出生于一個移民家庭，父親是汽車修理工、母親在律師事務所當助理，老兩口結婚之前生活在牙買加——這樣的經歷讓霍恩始終是生活圈子里的“局外人”，覺得自己的“不合群”其實是一種“與眾不同”，只不過缺乏一項重大的“成就”來證明自己。

“對沖基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舳髯铋_始并沒有太明確的職業(yè)選擇，大學本科的專業(yè)是“會計和商業(yè)經濟學”，畢業(yè)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順理成章地進入了“會計師事務所”。但他的導師認為，他的才能應該不僅僅局限在“財務”，因此建議他繼續(xù)深造。于是在90年代初，霍恩申請前往哈佛大學攻讀MBA，并以年級前5%的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進而獲得了華爾街的入場券。1994年，霍恩獲得了第一份投資工作，加入了老牌PE Apax Partners。1996年，霍恩前往美國，在華爾街的對沖基金佩里資本(Perry Capital)工作，并迅速成長得到了獨立創(chuàng)建歐洲分公司的重任，為他創(chuàng)建TCI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2012年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霍恩充分表達了他對“對沖基金”行業(yè)的惋惜，說：“對沖基金界的大腕，像索羅斯和德魯肯米勒——那些過去敢于冒險的人——都已經退休了……這個行業(yè)現(xiàn)在已經制度化了，但我們仍然愿意成為一家愿意承擔風險的基金。”

不過相比于第一次登頂，這次登頂?shù)倪^程就“溫和”很多了。根據LCH Investments發(fā)布的年度報告，2025年TCI的資產管理規(guī)模已經達到了770億美元，過去三年的累積收益已經達到了400億美元，但他們的投資組合非常集中，其中有超過520億美元配置在9家美國上市公司中，包括通用電氣航空航天公司（GE Aerospace）、微軟、Visa、穆迪和標普全球。這些持有資產里，倉位最大的通用電氣航空航天公司，持有股票總價值達到了142億元，去年股價累計上漲達到90%。

此外，TCI還在歐洲投資了法國的兩大航空巨頭空客與賽峰，這兩家公司的股價同樣在去年上漲超過40%。收益頗豐的TCI也向慈善基金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反哺，上一年度TCI向CIFF捐贈的資金數(shù)量達到了6.37億美元。

橫向對比，經歷了達利歐退休、管理層迭代的橋水基金是去年賺錢第二多的對沖基金，收益為156億美元，旗艦基金Pure Alpha的回報率達到了34%。去年深陷“反DEI”風波的德紹集團（DE Shaw）是去年賺錢第三多的對沖基金，收益為127億美元，多策略綜合基金（Composite Fund）和專注于宏觀投資的Oculus基金分別取得了18.5%和28.2%的回報率。而頂級對沖基金城堡投資集團（Citadel）去年的盈利為74億美元——雖然仍然賺錢，他們的仍然是有史以來賺錢最多的對沖基金（自1990年成立以來累計盈利904億美元），但其旗艦基金在扣除到成本費用后凈回報率僅為10.2%，是2018年以來的最差業(yè)績。

換句話說，去年對沖基金們的表現(xiàn)，不但證明了“超級個體”并不是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時代潮流，機構化、組織化仍然能有效地提升人類的產出，更描述了一個這樣的事實：那些折騰的、沖動的、總是求變的組織賺到了更多的錢。

這真是彼一時此一時。遙想2018年，當年全球對沖基金的資本規(guī)模縮水了880億美元，出現(xiàn)了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的最嚴重衰退，一度出現(xiàn)過單月共計196億美元的恐慌性撤資，進而導致超過400家對沖基金管理公司選擇倒閉，但橋水卻在這一年“逆勢而上”，實現(xiàn)了9.1%的收益。心情大好的城堡集團創(chuàng)始人肯·格里芬大手一揮，在2019年1月以2.38億美元的價格買下了曼哈頓中央公園南側的一處豪宅，刷新了美國房產交易史上的新紀錄，刺激的分析師們感嘆：“市場需要被再次提醒，優(yōu)秀的投資者在哪里都是少數(shù)”。

還有一個反常識的地方在于，過去我們認為“抗周期”的關鍵在于專注、在于專業(yè)性、在于心無旁騖地研究線索。但克里斯·霍恩似乎是個截然相反、很容易受到“外部干擾”、喜歡“宏大敘事”的人。他的老朋友、前錨點資本CEO蒂莫西·克羅（Timothy Crowe）說：“很多經理目光短淺，他們能把資產負債表拆解得面目全非，得出他們認為的價值，卻不把這種價值放在全球經濟背景下考慮。我遇到克里斯的時候，心想‘這正是我們想要的經理人’，因為如果你想在歐洲進行事件驅動型套利，你就必須了解宏觀經濟力量將如何影響一家公司的估值?！?/p>

2023年年底，我在寫“獨立對沖基金倒閉潮”的時候，曾經下了這樣一個結論，認為對沖基金就像是投資市場里的“經濟適用男”，是善于“兼顧回報與風險”的角色，一定會成為熱門人選，也一定只能成為“退路”的熱門人選——而現(xiàn)在來看，“時代的交替”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兇猛，“安穩(wěn)、不變、保守”的退路或許早就不復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