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斗是古代官場的永恒主題，合作是不可能合作的，致對手于死地才是王道。

大明朝除了制度的崩潰外，官僚的內(nèi)斗也是它滅亡的主因。

要么是文官和太監(jiān)斗（閹黨和清流），要么是文官和文官斗（東林黨和齊楚浙黨），要么是文官和武將斗（馮銓和熊廷弼、溫體仁和袁崇煥、楊嗣昌和左良玉），要么是武將和武將斗（袁崇煥和毛文龍），要么是皇帝和百官斗（崇禎和文武百官）…

大明朝最愛的就是內(nèi)斗，要是哪天不打架，那就不是大明朝了。

上面這些都屬于內(nèi)部矛盾，可歷朝歷代很多次都是亡于內(nèi)部矛盾。

崇禎最痛恨“黨爭”，但偏偏是他讓黨爭發(fā)揚光大，你說蹊蹺不。

那這些人到底是在斗什么？無非兩字，權與利。

袁崇煥和毛文龍爭得就是權和利。

袁崇煥上任薊遼督師后，名義上是薊遼地區(qū)最高軍事長官，毛文龍作為東江總兵，是袁崇煥的下屬，但是毛文龍根本不把袁崇煥當回事，處處跟袁崇煥對著干。

袁崇煥的方案是“遼人守遼土，以守為攻”，主張集中資源固守寧錦防線，依托堅城大炮逐步推進，對后金實施經(jīng)濟封鎖和消耗戰(zhàn)。而毛文龍卻主張“海上牽制，敵后游擊”，以皮島（東江鎮(zhèn)）為基地，聯(lián)絡朝鮮，頻繁騷擾后金側翼，宣稱“使敵不得安枕，不可專力西向”。

袁崇煥認為毛文龍孤懸海外（皮島），耗費巨額糧餉卻戰(zhàn)果有限，且難以節(jié)制，分散了遼東正面戰(zhàn)場的資源。毛文龍則自詡為牽制后金的關鍵力量，強調(diào)其戰(zhàn)略不可替代性，要求朝廷持續(xù)供應糧餉。

袁崇煥視毛文龍為“耗餉而無實功”的掣肘，毛文龍則視袁崇煥為“畏敵退縮”的庸帥，這倆人從一開始就勢同水火。

袁崇煥“五年復遼”的計劃，從崇禎那里換來了“戶部轉餉，工部給械，吏部用人，兵部調(diào)兵”皆聽其便的權力，可毛文龍根本不鳥他，還是自行任命官吏、征收商稅，甚至與后金私下搞糧食貿(mào)易，形成半獨立勢力。袁崇煥試圖核查東江兵力、糧餉，遭毛文龍強烈抵制。

毛文龍這個家伙，是出了名的的慣犯，他在天啟年間就經(jīng)常謊報軍功、殺良冒功、殘害百姓、貪污軍餉，袁崇煥上任后，毛文龍上報東江兵力達“二十萬”，要求巨額糧餉，擺明的就是跟袁崇煥對著干。

袁崇煥將東江糧餉由寧遠海運直達改為經(jīng)登州轉運，試圖卡住毛文龍經(jīng)濟命脈，毛文龍上疏給袁崇煥穿小鞋，兩人經(jīng)常打罵戰(zhàn)，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搞得崇禎不知道誰是忠臣誰是奸臣。

毛文龍自恃功高，常以“海外天子”自居，藐視袁崇煥，袁崇煥以督師身份召見他，毛文龍態(tài)度倨傲，雙方會談時“爭禮數(shù)，語多不遜”。

一個薊遼總督，一個東江總兵，居然當著下屬的面打嘴仗，這成何體統(tǒng)。

袁崇煥要統(tǒng)一事權，要全盤指揮遼東兵馬，毛文龍要保持獨立，要多方面給袁崇煥掣肘。

兩人為了權和利互不相讓，最終的結局只能是“火并”。

如果袁崇煥和毛文龍能夠放下成見，兩人“精誠合作，共赴國難”，那遼東自然有不一樣的結局。

袁崇煥在關寧錦前線以守為攻，毛文龍在后金腹地騷擾牽制后金，等到將后金搞得疲憊不堪的時候再同時出兵，掃蕩王廷，這將是千古功績。

但這種事情永遠也不會發(fā)生，一個以內(nèi)斗為主業(yè)的朝廷，怎么可能放下成見互相合作，這是明朝的癌癥，沒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