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歷翻到公元1122年，宋徽宗趙佶覺得自己下了一步妙棋。

他不想再受遼國的窩囊氣，轉頭跟剛冒頭的金國搞了個“海上之盟”。

心里的算盤打得挺響：咱們兩家一南一北夾攻，趁著遼國快斷氣，把那個讓大宋念叨了一百六十年的心病——燕云十六州，給搶回來。

在趙佶看來，這買賣穩(wěn)賺不賠：老鄰居眼看就要倒了，這會兒不伸手，得后悔一輩子。

哪知道，這根本就是自掘墳墓。

這一把梭哈，地盤沒拿回來不說，還把自家兵力不行的老底給露了個精光，直接招來了后來的“靖康之難”。

現在很多人翻書看到這段，都要罵一句“糊涂蛋”，要么就嘲笑當年宋太宗在高梁河飆車逃跑的狼狽樣。

可要是把眼光放長遠點，攤開地圖瞅瞅，你會發(fā)現，拿不回燕云十六州，真不是這爺倆誰腦子一時短路的問題。

這就是個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死結。

在這個局里，北宋不管往哪兒走，看著像是路，走到底全是墻。

咱們先算第一筆賬：地緣和養(yǎng)馬的死循環(huán)。

燕云十六州那塊地太要命了。

正好卡在太行山和燕山接頭的地方，既是華北平原的大門板，又是種地的和放牧的天然分界線。

手里沒了這塊地，是大麻煩。

等于說中原這邊把自家的防盜門給弄丟了。

太行山背面那八個州一丟，山前的大平原就只能光著膀子挨打。

遼國的騎兵只要翻過燕山，腳底下就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地，踩幾腳油門就能沖到黃河邊，中間連個像樣的坎兒都沒有。

對北宋的帶兵人來說，這活兒沒法干。

打仗得看地利。

在大平原上，兩條腿的步兵碰上四條腿的騎兵，要是沒個山頭掩護，那就是給人送菜。

更甚至，北宋自家連馬都缺。

當年唐朝的時候，燕云那片不光是防線，還是頂級的馬場。

但這塊地丟了，北宋只能退而求跑到陜西、河東這些二流草場去養(yǎng)馬。

有筆賬算得很清楚，在北宋裝備還算湊合的慶歷年間，官家的馬滿打滿算也就二十萬匹。

聽著挺多？

得看跟誰比。

跟唐朝巔峰時候沒法比，跟對面的遼國更是差了十萬八千里。

人家遼國那是幾十萬精銳騎兵，標配都是一人雙馬，甚至一人三馬。

這下就尷尬了：想打，打不過，人家機動性碾壓你；想跑，跑不掉，兩條腿累死也跑不過四條腿；想守，守不住，畢竟沒險可守。

這就是北宋打娘胎里帶出來的“地緣壞賬”。

那既然硬件不行，能不能在軟件上想辦法？

比如改改帶兵的規(guī)矩？

這就得算第二筆賬了：皇上的椅子和邊境的安全，到底保哪個？

宋太祖趙匡胤是靠兵變穿上黃袍的，他這輩子最怕做噩夢，夢見手底下的將軍也學他來這么一出。

于是，他折騰出一套繞得人頭暈的軍事制度，核心思想就四個字：強干弱枝。

這套玩法的邏輯很粗暴：寧愿軍隊能不能打仗差點意思，也不能讓武將手里的權太重。

就拿“更戍法”來說，禁軍不能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必須得換防。

折騰到最后，“兵不認識將，將不認識兵”。

真打起來，當官的根本不知道手下誰敢拼命、誰射箭準；當兵的瞅著剛調來的長官也犯嘀咕。

想有凝聚力？

門兒都沒有。

再說指揮權。

大宋把兵權拆成了積木：樞密院管調動，但不管帶兵；“三衙”的長官管訓練管日常，但皇上不點頭，一個兵也別想調走。

這么做確實沒人能造反了，可到了戰(zhàn)場上，這就是要命的bug。

雍熙北伐就是個現成的反面教材。

當時東、中、西三路幾十萬大軍往上壓。

按常理，這么大陣仗，得有個說了算的“大拿”統一調度吧？

偏沒有。

這三撥人各管各的，誰也不服誰。

結果被遼軍逮住空子，挨個收拾，輸得那叫一個慘。

到了宋太宗那會兒，這種“防家賊比防外敵還緊”的心思更是到了頂點。

端拱二年，也就是公元989年，宋太宗下令在邊境挖坑修柵欄，擺明了就是當縮頭烏龜。

最絕的是，他把最能打的部隊都圈養(yǎng)在開封周圍。

這叫“守內虛外”。

你問他為啥不把兵派前線去搶地盤？

人家心里有本賬：前線輸了，頂多丟幾座城；要是精銳都在外面，武將帶著殺回首都，那丟的可就是趙家的江山。

說白了，北宋這套軍事系統，壓根就不是為了“打贏”設計的，而是為了“不許造反”量身定做的。

指望這套自廢武功的系統去硬剛遼國的鐵騎，純屬做夢。

話雖這么說，仗還得打。

可打著打著，北宋碰上了個更現實的麻煩：錢。

這就是第三筆賬：打仗燒錢還是花錢買平安？

打仗就是個無底洞。

在景德元年（1004年），也就是簽澶淵之盟前夕，北宋的軍費已經燒掉了財政收入的七成以上。

這比例太嚇人了。

國庫要是崩了，老百姓這就得揭竿而起。

回頭看遼國，人家那是“平時放羊，戰(zhàn)時打仗”。

牧民把羊鞭一扔，帶上干糧騎上馬就是兵。

人家打仗的成本，比北宋低了去了。

這種不對稱的消耗戰(zhàn)，北宋玩不起。

于是，真宗那時候就簽了“澶淵之盟”。

很多人覺得這是丟臉，是花錢消災。

可要是從財務報表上看，這其實是北宋最理性的止損手段。

每年送給遼國的那點“歲幣”，跟巨額軍費比起來，那是九牛一毛。

更有意思的是，不打仗了，生意就來了。

盟約一簽，邊境開了市場（榷場）。

兩邊一年做生意能有個150萬貫的流水。

北宋的茶葉、絲綢、瓷器一車車拉過去，賺回來的銀子，比送出去的歲幣多多了。

這種長期的和平買賣，日子是過好了，但也落下了個病根：利益集團不想動了。

對當時做大生意的和當官的來說，維持現狀最劃算。

去收復燕云？

那就得斷了財路、加稅，還得提心吊膽怕亡國。

這種賠本賺吆喝的事，誰樂意干？

所以，錢袋子的牽制，讓北宋更沒心思去搞什么軍事冒險了。

還有一個經常被大家忽略的事兒：對手的段位。

咱們老習慣把遼國當成只會彎弓射大雕的“野蠻人”。

這誤會可大了。

遼國，那是個政治軍事都玩得賊溜的“二元制帝國”。

在燕云十六州，遼太宗為了穩(wěn)住這片漢人區(qū)，早就搞起了科舉。

到了遼圣宗統和六年（988年），考狀元這事兒已經在遼國全鋪開了。

這就意味著，遼國在燕云的統治，根基深得很，人才也不缺。

當地的漢人精英，很多人早就認了這個“新老板”。

打仗方面，遼國也不是烏合之眾。

他們有“宮衛(wèi)騎軍”這樣的御林軍，還有部族軍、漢軍、屬國軍，層層疊疊，體系嚴密。

澶淵之戰(zhàn)那會兒，遼國一口氣能拉出二十萬人馬沖到前線。

這動員能力和后勤本事，一點不比中原王朝差。

反觀宋朝，情報工作爛得一塌糊涂。

雍熙北伐前，宋廷以為遼國是“孤兒寡母”好欺負。

誰知道蕭太后是個狠角色，早就把局勢穩(wěn)得像鐵桶一樣。

宋真宗咸平年間，邊關的將領為了騙賞錢，天天謊報戰(zhàn)功，搞得中央對敵情兩眼一抹黑。

連對手是誰都搞不清，這仗怎么贏？

到了北宋后半段，攤子更爛了。

寶元元年（1038年），西夏立了國。

北宋這下子陷入了兩線作戰(zhàn)的泥坑，徹底沒了主動權。

慶歷二年（1042年），遼國趁火打劫，逼著北宋把保護費漲到了銀子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

這就像個病人，本來身子骨就弱，現在還得背著兩個大包袱趕路。

等到12世紀初，女真人起來了，打破了宋遼之間一百年的恐怖平衡。

這會兒的北宋，就像個輸紅眼的賭徒，想借著“聯金滅遼”這把牌翻身。

這就是宣和四年（1122年）那個“海上之盟”。

但這完全是慣性思維下的自殺式操作。

北宋想拿金國當刀使喚，卻忘了自己手里連個盾牌都沒有。

在這場所謂的“合作”里，金國人驚訝地發(fā)現：原來傳說中富得流油的大宋，打起仗來竟然這么不禁揍。

于是，滅了遼國之后，金兵順手就往南推。

不光燕云十六州沒影兒了，連開封都讓人端了，徽宗欽宗倆皇帝被抓走，北宋算是徹底玩完。

回頭看這段歷史，你會發(fā)現：北宋拿不回燕云，從來不是因為哪一場仗沒打好。

這就是個死扣。

地理位置決定了沒法防守，沒法防守導致了怕武將造反，怕造反導致了軍事體制僵化，體制僵化導致了打仗太貴，太貴了就只能依賴和平做生意。

而另一邊的遼國，靠著制度創(chuàng)新和漢化改革，把燕云這塊肉消化得干干凈凈。

這種種地的和放牧的政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在當時那個條件下，北宋根本解不開。

直到很多年后，蒙元帝國建立，用了一種更簡單粗暴的路子——大一統，才算最終把這個地緣死結給斬斷了。

只可惜那時候，大宋早就成了歷史書上的幾行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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