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歲末年初的兩會期間，各地都在陸續(xù)召開兩會。作為法律人關注的，除了不少律師身為代表、委員的積極獻言獻策外，重頭戲之一就是各地各級法院都會總結前一年的各地法院收結案數(shù)量，以及法官的人均結案數(shù)。

法院的收結案變化，影響著法律市場的規(guī)模，案件類型的變化，影響著各專業(yè)律師的行業(yè)發(fā)展，而法官的人均辦案數(shù)，則是影響著律師代理案件的具體結果和效率。例如，很多律師都很在意二審、再審的維持率，背后是自己案件的二審、再審遭遇。

近些年來，隨著“訴訟爆炸”、“案多人少”的再次被提及，各地法院人均結案數(shù)，成了法院每年工作報道的必有內容，而且呈現(xiàn)出逐年提高、只升不降的態(tài)勢。

每年，都有自媒體根據(jù)公開數(shù)據(jù)羅列出各地法院的法官人均收結案排行榜，法官年人均結案五六百件的比比皆是，甚至有法院達到了人均結案超千件。

然而，隨著年末山東高院的一篇《《周末人物|請寄愁心與明月:一名“90后”法官的千案溫情與萬家燈火》的先進法官事跡報告文章熱傳開來，以及文章中配發(fā)的這名90后法官后撤的發(fā)際線、稀疏的頭發(fā)、憔悴的模樣，以及文章介紹的這位法官也就是入額四年結案了1500件而已。

按照上圖這位優(yōu)秀法官的樣貌改變，很多網友都在討論，一年結案300多件就至于此，那些一年結案動輒七八百件的法官，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法官每年動輒結案幾百件，真的是越多越好嗎？

首先，法院案件數(shù)的多少，不是由法院決定的，而是由社會上的司法需求決定的

隨著經濟下行的壓力觸及和傳導到各行各業(yè)，社會也隨之進入了微觀和宏觀的轉型期，勢必帶來各種矛盾糾紛的大量出現(xiàn)，也帶來各種利益糾紛的需要解決。作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大量的社會矛盾沖突，想要通過司法途徑得到公正的裁決，也是必然現(xiàn)象。

司法作為被動的案件受理、處理機關，尤其是司法文件規(guī)定的立案登記制的規(guī)定和公承諾，不得不面對著上述這些矛盾沖突的涌入。盡管從各種渠道的信息看，各級各地法院也是想了各種辦法延緩立案時間、分流糾紛解決途徑，但司法地位的被動性和立案登記制決定了，收效甚微。

法院收案數(shù)量屢創(chuàng)新高、法官人均結案屢創(chuàng)新高，一方面是社會大眾法律意識提高的表現(xiàn)，是社會司法需求巨大的表現(xiàn)，另一方面則是在法院資源有限、法官編制相對固定的情況下，造就了法官人均結案的屢屢新高。

其次，法官人均辦案數(shù)，并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背后是多種因素決定的綜合體

在很多人的認識中，某個法院的法官人均辦案數(shù)，某位法官的年度辦案數(shù)，基本可以跟法官的工作量劃等號。甚至有網友直接將法官的辦案數(shù)直接除以每年的工作日，得出法官的每天結案數(shù)，仿佛這些案件都是法官自己獨立審理的。

實際上，如今的法官辦案過程，早已不是法官獨自辦案的單打獨斗，而且基本實現(xiàn)了“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的復合辦案模式，有些先進地區(qū)，已經配備了人工智能的輔助辦案系統(tǒng)。

當下親歷過司法訴訟的應該知道，訴訟案件中，別說當事人，就算是律師，除了必要的開庭時，余下的案件審理事務，很少能接觸到辦案法官。

開庭通知、法律文書轉交等初級司法事務，大多是書記員對接；案件法律意見反饋、調解意向協(xié)調、法庭調查、法律文書撰寫等重要司法事務，很多都是法官助理獨自完成，一些法官的辦案過程，只是對案件結果負總責而已。

當然，這些都是那些司法資源配備充足的法院，不排除有些地方經費緊張，不能大規(guī)模的招錄聘任制的書記員、法官助理，亦或是法院內部資源分配不足，有些法官分不到足額的書記員、法官助理，不得不自己帶著書記員辦案。

明白了這些，也就會對法官的辦案數(shù)量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動輒幾百件結案的背后，還要看法官的司法輔助力量配備情況。換句話說，法官司法輔助力量的配備情況，才是決定法官每年可以辦多少案件的決定性力量。正如有網友說的，給我配備三個法官助理、三個書記員，我一樣可以年結案過千件。

再次，法官動輒年結案幾百件的背后，確實有法官在耗費自己的心血在結案

上面圖片中四年結案1500件的90后法官，之所以因為一張照片就讓很多人感動，并不是因為這些人親歷過這位法官的辦案過程，而是知道，法律工作、司法工作，真的是個良心活兒。是否勞累，是否真心負責，并不是辦案數(shù)可以說明的，卻是可以真切的體現(xiàn)在音容、體態(tài)的改變上。

試想，當法官的人均結案達到了一年幾百件，可在法官群體內的司法資源分配并不是均勻的，想要對法律負責、對案件負責、對當事人負責時，就需要犧牲自己的休息和精力來處理案件。

猶如法官先進事跡文章中寫到的，“對適宜現(xiàn)場化解的案件，他以'巡回調解'模式把'調解桌'搬到群眾家門口，既解糾紛又做普法”;“庭審一結束，李明月又忙開了。幾經周折找到案發(fā)時的出警民警，逐一核實案件關鍵事實。隨后，他耐心指導趙某申請調查令，依法調取關鍵證據(jù)，一步步補齊補強證據(jù)鏈?！钡鹊?/p>

這些司法工作，在一心只想著盡快結案的某些法官看來，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甚至認為這些就是純粹在浪費時間。筆者親歷的樓上漏水案中，兩次司法鑒定，案件現(xiàn)場情況雙方爭議巨大，盡管當事人屢屢申請，審案的法官愣是一次現(xiàn)場都沒到，就結案下判決了。

綜上，法官人均結案幾百件的形成，有客觀原因，有結案任務的需要有法官的貢獻，需要綜合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