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5日清晨，上海虹橋機場的候機室里，李時雨剛端起一杯熱茶，軍統(tǒng)特務便一擁而上�！袄钗瘑T，請跟我們走一趟。”茶水尚未入口，冰冷的手銬已扣住了他的手腕。那一刻，他腦海里閃回三個月前收到的那張微縮電報——“官越大越好，大膽往上爬”，字跡蒼勁，落款是“北方局”。

被押往看守所的卡車顛簸得厲害，車廂門縫透進晨曦。李時雨暗暗嘀咕：果然爬得太高，終究招來風雨�？赊D念一想，自己還能捂住全部秘密，這份“心慌”便被壓到了嗓子眼最深處。

事情要追溯到1934年夏天。那時的他剛從北平法學院畢業(yè)，被黨組織派往奉系軍閥張學良部隊充當文書。潛伏生涯由此開啟。軍營里，他表面循規(guī)蹈矩，夜深人靜時卻借寫公文之便，把東北軍調動、兵站補給等數(shù)據(jù)一筆筆謄進暗格小冊。三個月后，這些數(shù)字就悄悄橫跨沈陽、天津，經海河運輸線送到陜北。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北平已成淪陷區(qū)。李時雨滯留天津，本想繼續(xù)向北找黨，卻因鐵路中斷被困在衛(wèi)城碼頭。正迷茫之際，天津地下黨碰頭人趙杰遞來一張印有法院徽記的介紹信：“老李，先把自己安插進去，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庇谑撬麚u身一變，成了天津地方法院書記官。憑著流利的日語，他拿到憲兵隊發(fā)放的通行證，在津京兩地穿梭。幾年里，他私運電臺零件、燒毀敵方卷宗、掩護同志脫險，忙得腳不沾地。

1939年12月，汪精衛(wèi)飛抵南京籌組偽政權，急需北方“知名人士”背書。李時雨抓住時機，自薦為國民黨北方代表，順利進入汪偽“立法院”。陳公博見他口才了得，干脆拉到身邊當隨員。有人背地里說他“吃漢奸飯”，他裝聾作啞，心里盤算的卻是另一套劇本。

“陳先生，北方對新政權疑慮甚多，若有綱領草案先行宣示，或可緩解。”一次酒局上，他佯裝為汪偽出謀劃策。席間收集到的談話記錄，被他化作一張張極細的米紙，卷進鋼筆夾層。當晚，一只騎車少年從南京下關碼頭穿行，翻山越水把情報送往皖南。數(shù)周后，新四軍提前獲悉日軍“鐵壁掃蕩”路線，主力部隊緊急轉移，避免了重大傷亡。

汪偽末年風聲鶴唳，戴笠領命“肅奸”。陳公博判斷風向不對，開始暗中疏散親信。正好軍統(tǒng)上海區(qū)缺人，他便向戴笠推薦了“老李”。就這樣，李時雨陰差陽錯邁入軍統(tǒng)，被授少將銜，手頭掌握的文件遠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

軍統(tǒng)大樓的天臺差不多每周都升起一面新旗，內部派系傾軋，硝煙看不見卻刀刀見肉。李時雨夾在中間，如履薄冰。有時夜深，他會對好友余祥琴感嘆：“升得越快，離太陽越近，燒著翅膀的滋味可不好受�！庇嘞榍僖詾樗皇侵t虛，拍拍肩笑道：“將來司令部里還得靠你我撐場�！眱扇苏l也沒想到，若干年后，正是這位“好友”遞上了那份逮捕令。

在被捕前，他悄悄往北平發(fā)出最后一封電報：“情況危急，或有犧牲。”翌日即被帶走。審訊室里，探照燈照得人睜不開眼。他被反復拷問“背景”“聯(lián)絡人”，嘴唇咬得出血，仍只給出一句：“為國服務，無愧天地�！睌橙朔榱怂袡n案，找不到一紙確證。三個月后，案件被原封不動轉到上海地方法院。

1947年春，他被判七年半徒刑。囚車駛向提籃橋監(jiān)獄，窗外的梧桐枝頭吐出嫩芽。監(jiān)倉里陰冷，他卻并不絕望，因為聽到看守交頭接耳：“共軍又打下一個縣�！睉�(zhàn)局走向早已告訴他，黎明不會太遠。

1949年2月，國民黨因財政窘迫宣布“減刑大赦”，15年以下刑期一律釋放。走出鐵門的第二天，李時雨已坐在靜安寺路某間咖啡館，等來了上海局交通員�！肮ぷ髡张f。”對方遞給他一把新刻的鋼印。

四月上旬，他登上北往的專列。列車過津浦線，車窗外的麥田泛著青色。抵達北平西直門站時，城頭紅旗迎風招展。幾天后，在中南海勤政殿，他見到了劉少奇。

“同志，15年臥底，不易。”劉少奇的語速并不快，卻句句沉穩(wěn)。

“沒什么，只盼著能多做點事�！崩顣r雨回得輕聲。

組織為他補辦了入伍手續(xù)，授予少將軍銜，并記特等功一次。消息傳回老家，鄉(xiāng)親們才知道，這個當年偷偷改名“時雨”的孩子，竟在刀尖上走了半輩子。

值得一提的是，他拒絕了后來調入高層機關的安排，堅持要求去接管上海治安。理由很簡單：“城市還沒真正安穩(wěn)，需要人盯著�！�1950年底，他又被派往東北，參與肅特工作。行李只有一只舊皮箱，里面裝著兩樣寶貝：一枚黨徽和那支陪伴他多年的鋼筆。

多年潛伏讓他顯得格外寡言，也練就了極強的觀察力。新中國成立初期，各路殘敵尚未清除，他領著小組連夜突擊，破獲潛伏特務網(wǎng)三十余起。東北嚴寒，他常披大衣到夜巡，靴底凍得咯吱作響，同事勸他多歇一宿暖炕，他搖頭道：“咱們慢一步，老百姓就多一分危險�！�

1953年，完成“六一三”專案收網(wǎng)后，他才第一次請假回家，鄉(xiāng)路漫長，車馬顛簸。村口的老楊頭抖著旱煙袋，半開玩笑：“李家那小子，你究竟給誰當官啊？”李時雨笑笑，沒有作答，只是抬頭望了望滿天星光。

晚年有人勸他寫回憶錄，他不肯動筆：“組織需要的，我早寫完；不該說的，一字也不留�！敝钡�1984年病逝，身后只有幾件舊軍裝、一枚發(fā)黃的工作證，以及那支鋼筆。今日翻看檔案，15年潛伏、九度換裝、三易主子、無數(shù)情報，串起的卻是一條最簡單的信念——聽黨指揮。這一句話，他從21歲悄悄寫進入黨志愿書，就再沒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