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超一線城市，上海博物館里面收藏著很多頂級文物，但有一件銹跡斑斑的“破銅盒”，卻也能躋身于鎮(zhèn)館之寶行列。

它的傳奇故事，還得從晚清時期說起。那時候，大量文物從各地流散出來，變成地攤上的“無主之物”。

成就了“南龔北徐”兩位大藏家，“徐”是指徐世章，而“龔”則是龔心釗。

龔心釗年輕時的照片

龔心釗（1870~1949年）出生于合肥，龔家還被列為“龔張李段”四大家族之首。

沒錯，比李鴻章家還要豪氣！他是清末著名外交家，曾在光緒年間出任駐加拿大總領(lǐng)事。

后來大清亡了，他就退隱上海，把心思都寄托在古玩收藏上面，憑借豐厚的家底收藏了大量珍貴文物。

大約在上世紀(jì)30年代，他的哥哥龔心銘花費整整10根金條，在一個叫“清暉閣”的古玩店買下那件“破銅盒”，具體出土地點已不可考。

楚國金餅

龔心銘去世后傳給弟弟，而龔心釗如獲至寶！

他收藏了千余件紫砂壺、玉器、宋拓碑帖、印章等文物，卻最看重兩種。其一是楚國金餅近100塊，這種先秦時期的黃金，價值已經(jīng)遠遠超過金子本身。

另一件“破銅盒”被譽為秦國“計量圣物”，它就是著名的：商鞅方升。

銅器價值高不高，主要就是看上面的“字”，而商鞅方升三個面都有刻字。哪怕它銹成一坨“爛銅”，只要字能看清楚，都價值連城！

館藏照片

它全長18.7厘米，容積202.15立方厘米，重0.69千克。

第一段銘文刻著：“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重泉。”

這里的“大良造鞅”，正是鼎鼎大名的商鞅。也就是說在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推行變法時，親自監(jiān)制并頒布的量器：這是一升的容量標(biāo)準(zhǔn)。

什么概念呢？雖然看起來銹跡斑斑，但在2300多年前，它是制作程度最精良的標(biāo)準(zhǔn)器。而且它竟是用三維空間的線段長度來計算容積，和當(dāng)時的“舀水法”完全不一樣。

這種器型和計算方法，可以用不同材質(zhì)來進行“標(biāo)準(zhǔn)化”復(fù)制，然后快速計算出人均一年的口糧是多少。

一個量糧食的“升”，有那么重要嗎？沒錯，甚至可以說這是改變歷史的器物。

先秦時代，每個國家的標(biāo)準(zhǔn)都不一樣，商鞅變法的核心之一就是統(tǒng)一度量！如果沒有這次變法讓秦國快速強大，可能就沒有后來秦始皇的一統(tǒng)天下。

而到了秦始皇時代，嬴政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推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地同域、量同衡等措施。

這才有了根深蒂固的“大一統(tǒng)”思維！

關(guān)鍵是，商鞅方升還刻著第二段銘文：“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p>

這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統(tǒng)一六國后頒布的詔書！

也就是說，它不僅有商鞅時期留下的銘文，還有一百多年后始皇帝留下的銘文。

他再次確認(rèn)商鞅方升為全國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并刻字昭告天下。這個小銅盒，見證了秦國一步步強大。

看到這里，你還覺得10根金條貴嗎？當(dāng)年龔心銘買下后，是“撿到大漏”的狂喜心態(tài)。

抗戰(zhàn)時期，日軍多次威逼利誘龔心釗，想要把商鞅方升買下來。一些歐美古董商，把價格開到10萬美金，這在民國時期可是天價。

而龔心釗始終不為所動，謊稱“已經(jīng)賣給外國人了”。甚至后來龔家因經(jīng)商失敗，一度要把家產(chǎn)抵押給銀行，有人建議拿商鞅方升抵債，仍被拒絕。

龔心釗臨終前，交待后人無論變賣什么家產(chǎn)，都不能賣商鞅方升和楚國金餅。

1962年上博館方想要征集這件文物，館長親自出面，但被龔安東和朱靜宜夫婦婉拒了。

資料照片

到了特殊時期，方升和50塊金餅在龔家被搜出，后來藏在上海師范大學(xué)。

特殊時期結(jié)束后，文物被悉數(shù)歸還給龔家！而龔家后人經(jīng)過商量后決定“違背祖訓(xùn)”，把方升和剩下50塊金餅，連同600余件文物全部捐給上博。

而上博在1981年，以收購的形式給了一筆錢！2013年商鞅方升還被列入禁止出境文物，成為名副其實的鎮(zhèn)館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