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對美國進行了一次‘巴甫洛夫式的訓練’，就是要明確地告訴美國：只要你敢對中國采取行動，就一定會遭到中國的反制?！?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接受新西蘭Channel33中文電視臺專訪時強調，中國在對美斗爭中所展現的立場，對其他國家起到了示范作用。

01

新西蘭創(chuàng)造了多個對華“第一”

竇蓉：今年是新西蘭的大選年，拉克森總理曾擔任企業(yè)CEO，尤其重視經濟發(fā)展。談及經濟，新西蘭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很深——中國已連續(xù)十多年成為新西蘭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那么，對于新西蘭這樣一個經濟體量較小、以農業(yè)出口為主的國家而言，您認為我們需要采取哪些舉措，才能真正吸引更多中國投資或促進中國與新西蘭的經濟合作，推動本國經濟發(fā)展呢？

王文：其實新西蘭，對中國來講不是一個小型經濟體。

竇蓉：不是小型經濟體嗎？

王文：對中國而言，我認為新西蘭整體給人的印象是，它是一個極為安全、寧靜的國家。盡管距離有些遙遠，但它是一個高度發(fā)達的國家。因此，我們并不覺得新西蘭是一個規(guī)模很小的經濟體，相反，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經濟體。而且，從雙邊關系的一些重大事件來看，新西蘭創(chuàng)造了諸多對華“第一”。

新西蘭是第一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也是第一個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MOU）的西方發(fā)達國家，還是第一個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國家。從這些方面足以看出，雙方彼此尊重，相互認可對方的優(yōu)勢。在中國看來，新西蘭無疑是發(fā)達國家，而中新關系正是中國與發(fā)達國家雙邊關系的典范。

所以我認為，新西蘭是發(fā)達國家中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之一。這些年來，中國和美國、G7國家的關系都非常微妙，甚至有很多斗爭，但是中國和新西蘭之間，我們很難聽到負面消息，盡管可能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我認為整體上都是正面的。

02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下的韌性透視

鄭經緯：3月初，中國兩會就要召開，大家都很關注中國經濟。在今年的兩會，中國政府會不會有一些“靈丹妙藥”，能夠讓中國經濟變得更好？

王文：我認為中國經濟并不像一些西方媒體描述的那么糟糕。大概過去的兩三年，在整個西方媒體圈里面流行的一個論調，叫Peak China，即“中國見頂論”。這種論調，我認為和現實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

中國經濟最大的壓力，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房地產。從2021年開始到現在，房地產行業(yè)相對比較低迷。低迷到什么程度呢？從2021年到現在，差不多四年左右時間，主要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大概都跌了30%、40%，甚至50%左右，這是一個很大的沖擊。

第二個方面，中國出現了人口老齡化現象，比如少子化問題。所謂少子化，我們可以通過一組簡單的數據來直觀理解：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十五六年間，即1962年到1978年，中國每年的出生人口約在2500萬至3000萬之間，這意味著大約每三年新增人口就超過1億。正是基于這樣的人口增長態(tài)勢，1978年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倡導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到2010年以后，人口增長速度開始逐漸放緩。到了2023年，也就是三年前，人口數量達到了頂峰，為14.2億，此后便不再增長。在過去三年里，中國人口呈凈減少狀態(tài)，每年減少約100萬到200萬人口。

30%的人口年齡在60歲以上，而年輕人數量較少。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生產力和勞動力方面的問題。當然，生產力和勞動力并非最關鍵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消費能力下降。因為可以讓機器人進入工廠，機器人不會進行消費，卻能持續(xù)工作。勞動力并非最為關鍵，正如你剛才所提及的，如今中國的制造業(yè)已實現自動化。最為重要的還是消費能力的下滑。

這就給中國經濟帶來了一定壓力。因此，當前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便是刺激消費。2025年，消費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約為65%，整體表現良好，穩(wěn)住了經濟基本盤。由此可見，盡管房價下跌了40%—50%，中國經濟整體仍保持相對穩(wěn)定。若換成西方任何一個發(fā)達國家，房價若下跌50%，恐怕早已引發(fā)金融危機。這主要得益于中國人儲蓄率較高。所以，全球恐怕只有中國，政府會呼吁大家減少儲蓄。

當前刺激消費的核心在于創(chuàng)造新需求。例如，我們推行以舊換新政策，涵蓋汽車領域，尤其是新能源車；再如城市老舊房屋改造——許多家庭居住的是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購置的老房子，通過對這些舊房進行整體拆除與重新改造，能夠有效拉動全鏈條消費?；诖?，我認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fā)展前景依然十分廣闊。

鄭經緯：我觀察中國的情況，發(fā)現央行目前也在實施貨幣政策。當下處于貨幣寬松階段，資金正逐步釋放，不過釋放的節(jié)奏較為保守，但已經呈現出一定的態(tài)勢。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存在貨幣寬松的趨向呢？

王文：刺激消費的方式和手段其實非常多樣。比如，第一種方式是通過政府財政補貼，鼓勵民眾購買更多日常消費品。就像去年，我把家里用了十年的洗衣機換了，隨后也更換了電視。如今，更換這些家電花費并不高，只需兩三千元人民幣就能搞定。我還換了新款華為手機。

2025年末全國住戶存款余額達167.04萬億元，人均存款約為11.89萬元。這些儲蓄自疫情后開始大幅增長，大家不禁會想，是不是因為疫情帶來了不安全感？然而，即便疫情結束，儲蓄仍在持續(xù)增加。所以，倘若能讓民眾將這儲蓄中的一半用于消費，那會是怎樣的概念呢？這意味著中國當下的GDP將增長50%。2025年中國GDP為140萬億，若能額外消費75萬億，就相當于GDP增加了超過50%。由此可見，從這個層面而言，刺激消費至關重要。

第二點，盡管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速度相較于過去有所放緩，目前只到5%，但與大多數發(fā)達國家相比，這一增速仍較為可觀。

另一方面，中國整體的生活水平在過去實現了顯著的高質量提升。

比如說鄭經緯老師，不知道您有多少年沒回中國了？現在，我們的城市治安整體上非常安全，就像奧克蘭、像新西蘭一樣安全。北京和中國絕大多數城市一樣，如今也像奧克蘭那般藍天白云常駐，生活更為舒適，食品也更有安全保障。更重要的是，我們持續(xù)推進反腐敗工作，營商環(huán)境因此變得越來越好。

我認為中國經濟還有一點被西方低估了。過去十幾年間，中國的物價水平保持穩(wěn)定，通脹率始終處于低位。這一點大家感受最直觀——中國近二十年來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基本維持在1%左右。1%的通脹水平是非常低的，這一水平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以中國的日常消費為例，對于中低收入群體而言，他們的收入雖不高，但日常消費成本卻很低。比如公共交通方面，乘坐公交車有政府補貼，票價僅需一元；地鐵的價格也十分便宜。再如蔬菜、肉類等普通生活物資，價格同樣保持在低位。從這個角度來看，中低收入者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整體上我認為是相對可承受的。

美國華文媒體里最近幾個月流行一個說法，叫“斬殺線”。中國沒有所謂的“斬殺線”，反而有保障底線。比如過去十幾年，中國通過扶貧讓一億多人脫貧；如今，政府對這些相對中低收入群體也建立了監(jiān)測機制。

比如說，我舉個簡單又有趣的例子。因為孩子上學，我搬到了學校附近的學區(qū)住，但我自己另有一套房子，只有周末才回去，那套房子比學區(qū)房大一些。剛開始的時候，居委會給我打電話問：“家里的水電都沒在用，是不是出什么狀況了？”他們是出于關心，擔心我可能有健康問題，或者財務上遇到了困難——畢竟水電表都沒有走字。

所以在中國，其實有這樣一套監(jiān)測機制：如果你遇到困難，從小區(qū)居委會到當地政府，都會主動提供幫助。我覺得這個思路非常好。西方現在經濟狀況混亂，應該學習中國的宏觀調控模式，而不是過去那種計劃經濟了，現在的宏觀調控和當年的計劃經濟已經不一樣了。

竇蓉：其實說到消費問題，我有個疑問想請教王教授。作為對經濟一竅不通的普通民眾，我想談談自己的切身體會。我是陜西西安人，上個月剛回國回老家。在這時，西方媒體常報道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同時我也了解到不少政策，比如大宗商品以舊換新、各類補貼和國補等。這讓我聯想到新西蘭New Market那邊的景象——所有店面都空著，格外冷清蕭條，實體經濟狀況很差。所以我原本以為，如果中國經濟真的不景氣，大概也會是這般模樣。

但是我回去后實際感受到的并非如此，整個社會的繁榮度和欣欣向榮的氛圍，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樣。我想請教王教授，為什么我們一邊在討論經濟發(fā)展似乎沒有那么理想，而民眾實際看到的卻是國內旅游市場火熱、高鐵上座率很高的景象，這兩者之間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呢？

王文：我覺得這就需要我們的媒體人，需要我們學者更多地反映實情。

一方面要承認自身存在的不足，當前的經濟增長確實低于過去10%、12%乃至最高13%的年度GDP增速，我們不得不正視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

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經濟增速的放緩恰恰換來的是高質量的發(fā)展，是更可持續(xù)的穩(wěn)健發(fā)展。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推動民眾對中國實際情況的深入了解，看清西方媒體對中國經濟的刻意打壓背后的用意。他們持續(xù)唱衰中國經濟預期，試圖以此遏制中國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甚至不希望中國實現崛起，這種企圖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我們當然需要更加客觀地去講，一方面我們要正視我們的經濟下行壓力，第二方面我們要看到未來的希望。

鄭經緯：我想今年中國的兩會應該還是會著重經濟刺激，尤其是刺激消費。到時候大家可別錯過我們的報道。當然，整體來看，中國經濟目前確實存在不少剛才提到的短板，該如何彌補這些短板？又有哪些具體舉措呢？

王文：我認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fā)展，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2035年經濟總量要在2020年基礎上實現翻一番。若能達成這一目標，中國經濟總量大概率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若按15年翻一番來計算，從復利角度推導，對應的年均增長率為4.7%，即年均GDP增速需達4.7%。對發(fā)達國家而言，4.7%的增速已相當可觀。未來十年，只要經濟增速能保持在4.6%，就已屬理想狀態(tài)，足以達成目標。

從這個角度來講，是完全可能的，因為2025年我們又實現了5%的增長，所以在未來，我認為4.6%的經濟增速是完全沒問題的。

“十五五”規(guī)劃是在兩個月前召開的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上通過的，其中明確了一個重要目標：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這個水平大致相當于新西蘭目前的發(fā)展程度。

當然，中國人口眾多、基數龐大，要達到新西蘭這樣的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意味著未來我國經濟將持續(xù)增長。正如剛才鄭經緯老師提到的，兩會將繼續(xù)推動高質量發(fā)展與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fā)展，意味著中國人民能夠享受到更高品質的產品，以及更多自然、文旅等生活體驗和服務；高水平開放，則意味著我們要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開展更深入的合作，其中也包括新西蘭。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發(fā)展是世界各國共同的機遇。

鄭經緯：這個想法真不錯，因為中產階級群體擴大后，新興城市會隨之崛起，原本的五線城市說不定能發(fā)展成一線城市呢。

王文：所以房地產行業(yè)其實仍有機會，不一定局限于北上廣等一線城市。應該說，我認為未來中國經濟不會再像過去那樣高度依賴房地產。過去，中國經濟約30%到35%的增長依靠房地產，因為它的拉動效應顯著。但現在，若房地產對經濟的貢獻率降至10%以下，那么剩下的90%要靠什么支撐呢？靠其他消費領域，靠高科技產業(yè)，還有出口、投資等其他經濟驅動力。

所以我們會看到，中國經濟在過去這些年，已經實現了一個巨大的轉型，這個轉型很多國家都沒有實現，就是我們去房地產化的轉型。即使沒有房地產，但中國經濟還能非常好。

03

雙向奔赴：中國反圍堵與西方對華務實回歸

鄭經緯：下一個話題，英國首相斯塔默1月28日到訪中國，此前韓國總統(tǒng)李在明、加拿大總理卡尼也相繼來訪，接下來還有德國的相關人士，各方似乎正排著隊前來。他們紛紛來到中國，究竟是為了什么？難道真的僅僅是出于經濟考量嗎？

王文：其實當下，整個西方世界正面臨一個重新審視中國經濟的新契機。過去這些年，人們總在說“中國已達巔峰”，但最終卻突然發(fā)現中國依舊實力強勁。二十多年前，“中國崩潰論”的論調也曾甚囂塵上，可中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穩(wěn)步發(fā)展至今。

所以現在，西方國家的領導人開始重新審視中國經濟的優(yōu)勢。比如斯塔默，以及前幾天的卡尼，再往前推兩個月，則是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當然，這段時間還有你剛才提到的韓國總統(tǒng)李在明，以及芬蘭總理、愛爾蘭總理也都紛紛來訪。由此可見，我認為各方正在逐漸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擁有如此龐大的市場、如此聰慧的人民、如此豐富的新興科技，以及如此穩(wěn)定的政策環(huán)境。

中國的政策始終保持高度穩(wěn)定，不會朝令夕改。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確定性的國家，我們的政策規(guī)劃已清晰延伸至2035年——不僅明確告知未來五年的發(fā)展方向，而且五年規(guī)劃的執(zhí)行率一直處于極高水平。如今，2030年乃至2035年中國將發(fā)生的變化，我們都已做好周密規(guī)劃。這種確定性為世界帶來了希望，讓各國堅信：投資中國是可靠的，與中國交往是穩(wěn)定的，同中國成為朋友、建立貿易投資伙伴關系更是值得信賴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認為整個西方世界正開始重新審視中國。這也意味著，大約八年前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推行的所謂對華封鎖或脫鉤戰(zhàn)略，已經徹底失敗了。過去常被提及的“decoupling”（脫鉤）政策，如今看來完全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鄭經緯：來的都是美國的盟友。

王文：是的，他們都要跟中國打交道。加拿大總理也是時隔八年首次訪華，在特魯多政府時期，發(fā)生了孟晚舟被非法拘押事件，自那時起，中加關系便開始下滑。同樣是八年前，英國的特雷莎·梅政府結束后，幾任英國首相都表現出親美傾向，因此也一直沒有訪華。如今，斯塔默來訪，同樣是時隔八年后的再次互動，我們將其視為務實外交與理性外交的回歸。

鄭經緯：西方領導人都有選舉壓力，會不會是國內經濟形勢逼著他們要到中國來？

王文：無論是西方國家的領導人還是企業(yè)CEO，都相信與中國合作一定能為本國經濟發(fā)展帶來助力。

比如說英國，他們既需要中國的大量投資和商品，也希望中國進口英國的各類服務。目前，中英服務貿易規(guī)模已達300億，英國在金融領域優(yōu)勢顯著，我們對其金融服務的進口需求，也將為英國經濟復蘇提供助力。因此可以說，與中國合作無疑是機遇，而非挑戰(zhàn)。

竇蓉：說到這里，我想請教教授一個問題：自去年特朗普開啟“2.0時代”以來，各國在關稅壓力與美方強迫性舉措下，開始意識到經濟發(fā)展需拓展更多可能性，因此愈發(fā)重視與中國的深化合作。但有沒有一種可能——這些國家只是將中國視為可權衡的籌碼？比如像印度，當察覺到特朗普政府對其缺乏友好態(tài)度、未展現盟友姿態(tài)時，便向中國釋放部分合作熱情；可一旦美國轉而拉攏或施加壓力，這些國家是否又會倒向美國陣營？

王文：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美國的關稅壓力，無法對沖中國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利好。事實上，關稅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美國仗著自己尚存的幾分余威，對他國加征關稅，卻給自己造成了巨大損失。加征關稅會加劇本國通脹，而美國當前的通脹水平本就不低，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所謂的關稅，實際上不過是一只紙老虎。

過去幾個月，我接觸了好幾位歐洲的學者，包括其他國家的學者他們最愛問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是怎么樣在關稅問題上讓美國人怕的？”

我認為中國對美國進行了一次“巴甫洛夫式的訓練”。比如說我們讓狗坐下，只要我扔塊肉，它就會聽話照做。那為什么也要對美國開展這樣的訓練？就是要明確地告訴美國：只要你敢對中國采取行動，就一定會遭到中國的反制，而且我們的反制是對等的，也就是reciprocal countermeasures，最后美國被迫跟中國來談判。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已開始采取對等的反制措施。正因如此，我們并不懼怕美國——當美國意識到自己對中國出手后也會遭到反擊，并且切實感受到了疼痛，其國內的選民，尤其是農產品從業(yè)者，很快就會面臨產品滯銷、積壓成山的困境。由此可見，在對美斗爭中，中國既敢于斗爭，也善于斗爭，充分展現了大國應有的威嚴。

去年開始就非常明顯了。所以到了去年10月底，中美兩國領導人在韓國釜山會面以后，中美貿易戰(zhàn)就暫時休戰(zhàn)了。這是美國首次在對外貿易戰(zhàn)中休戰(zhàn)。

從某種層面來講，在中美關系中，我們對美國的態(tài)度始終保持著確定性——相互尊重、以禮相待、合作共贏。你對我友好，我便以友好回應；你愿意合作，我就積極開展合作；你若執(zhí)意對抗，我也必定奉陪到底，絕不畏懼。正因如此，中國在對美斗爭中所展現的立場，對其他國家起到了示范作用。

鄭經緯：所以加拿大就開始“站起來了”。他們也看懂了。

王文：對美國，我常說，合作絕不是求來的，而是斗出來的。你若跪下懇求“我們合作吧”，他只會變本加厲地打壓你；但你若明確告訴他“我們合作吧，可你要是不合作、想打我，我一定奉陪到底”，這樣才有可能實現合作。

竇蓉：說到這我想到另外一點，如果我們展開暢想：隨著中國實力的提升，若以競爭的方式爭取更多發(fā)展空間，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美國當初提出“去中國化”，正是因為中國經濟體量的增長讓它感到了威脅。那么現在，如果其他國家逐漸認識到與中國開展外交或進行更務實的交往所能帶來的好處，未來是否有一天我們也能實現“去美國化”？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又能否因此改變呢？

王文：我覺得所謂“去中國化”，完全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不再只是一個國家，中國現在已經化身成為某種生活方式和某種文明。你怎么能跟這種生活方式和習慣做切割呢？你會突然發(fā)現，所謂的“去中國化”，就等同于將所有中國制造的產品從生活中徹底剝離；這就像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脫掉，最終只能赤身裸體。由此可見，“去中國化”完全是一個謊言，或者說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空想。

關于“去美國化”，雖然我最近寫了一篇“去美國化”的文章，在國際上產生了較大影響，但從某種層面來看，“去美國化”或許難以完全實現，不過至少可以推進“減美國化”。過去，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對美國的依賴程度過高，這種依賴體現在貿易、貨幣乃至科技等多個領域。因此，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對我們而言可能更有利于保障自身安全。比如在貨幣領域，若過于依賴美元，美國就可能借此對我們實施制裁；而一旦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其制裁的威力自然會有所減弱。

所以我說De-Americanization，“去美國化”，其實就是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回歸到本國。那么那些剛才鄭經緯老師講的，為什么西方領導人都要到中國來，其實就是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更多地跟中國搞好關系。某種層面上也是一種diversity，一種多元化。這對他們本國的利益是有好處的。

所以，我們中國也并不害怕，即便你把我當作與美國博弈的籌碼，那也歡迎——歡迎把我當籌碼，這恰恰說明我是有價值的，我也愿意與你交往。這樣對你有利，對我也有好處。國際政治本質上是一種更廣泛的交換，只要這種交換是透明、平等且相互尊重的，更多的交換與互動就是如此，外交本就是基于交換與互動展開的。

04

減持美債與資產多元化：

以確定性應對世界不確定性

鄭經緯：另外我們注意到，鮑威爾在1月28日宣布維持利率不變。眼下他即將卸任，通脹問題仍未緩解，而特朗普又面臨巨大壓力，一直在呼吁降息。你認為維持利率不變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多大影響？這一舉措究竟是利是弊？

王文：我感覺這些年中國人對美國利率的關注不像過去那么密切了。實際上美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比中國更為嚴峻，通脹就是個棘手的難題。如今關稅與利率之間形成了一種矛盾的局面。站在特朗普的立場，他必須通過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可一旦降息，通脹又會加劇，因此他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鮑威爾在下臺前宣稱利率不變，某種程度上是對特朗普的又一次“將軍”——我搞不定你，但可以用政策不變來表達反抗，這是美國國內政治的一種體現。

鄭經緯：如果鮑威爾下臺后，美國真的走低利率，對中國經濟有沒有影響？

王文：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維持相對低利率的可能性本就不大。若利率過低，大量對美投資與美元將逃離美國，轉向其他更具吸引力的市場，這顯然對美國不利。假設利率降至1%，巨量美元甚至會涌入中國——畢竟中國一年期利率仍有1%以上，投資年化收益率可達3%—5%。因此，對于美國利率下降的可能性，我們不妨保持相對樂觀的態(tài)度。

中國利率現在跟美國沒有掛鉤，是看自己的需求。中美利差在減少，中國利率目前保持較好彈性，不過未來也不排除為刺激經濟而進一步下降的可能。

中美經濟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態(tài)勢。美國的投資與股市相對活躍，但泡沫成分較大；中國則是泡沫擠壓過度，反而希望適度提升市場熱度。美國股市的市盈率已達到100甚至1000的高位，而中國企業(yè)的市盈率大多僅在10至20之間。美國的房價與物價水平居高不下，中國則相對處于低位。由此可見，中美經濟面臨的問題不在同一層面，中國針對美國的相關政策也在按計劃穩(wěn)步推進。

鄭經緯：我注意到近期拋售美國國債的力度相當大。此前曾有傳言稱特朗普計劃發(fā)行百年期國債，這種債券本質上類似于“打白條”且不支付利息，還要求其他國家用手中有息的美國國債進行置換，以此作為“忠誠”的表現。盡管這一計劃尚未付諸實施，但今年仍存在推進的可能性。中國大規(guī)模地減持美國國債，是否屬于“去美元化”進程中的一環(huán)呢？

王文：對。我認為中國對美元風險和美債崩盤是有預案的。美元債務已到38萬億，我覺得不超過三年很可能到50萬億，美元崩盤已進入倒計時。過去一年黃金價格這么高，就是明顯的信號。

過去一年，黃金價格漲幅達30%至40%。一年多前，每盎司黃金價格約為3600美元，如今已突破5000美元。這背后的核心邏輯，在于投資者的避險需求。手中持有閑置資金時，常見的資產配置路徑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一，存入銀行。目前中國的存款利率僅約1%，而美國的存款收益與通脹水平基本抵消，顯然并非理想選擇；其二，購置房產。當前房地產市場不僅漲價空間有限，還面臨房產稅的壓力，時機尚未成熟，只能暫作觀望；過去投資者還會考慮配置美國國債，10年期美債曾有4%至5%的收益率，尚且可觀，但隨著美債違約風險上升，資金紛紛轉向黃金避險。大量游資涌入黃金市場，推動其價格持續(xù)走高。盡管當前金價已處于高位，但市場普遍認為短期內仍有上漲空間。

鄭經緯：就像避險操作一樣。中國將持有的1.3萬億美元美債減持至目前的6000多億美元，持續(xù)拋售的過程中，是否會轉向購買黃金？政府的這一系列動作本質上也是出于避險考量。

王文：中國避險當然是通過各種方式讓國際債務多元化，不能只是買美元，還可以持有其他國家債務，分散風險，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

鄭經緯：“一帶一路”是否也是一種方式？

王文：當然。外匯儲備是14億人共同努力的成果，規(guī)模超過3萬億美元。

鄭經緯：這個數字保持當前水平比較合適，還是需要再提高一些或降低一些呢？

王文：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guī)模應予以保持，這一水平大致是適宜的。在中國當前的經濟總量背景下，多年來維持這一規(guī)模的外匯儲備，屬于較為理想的狀態(tài)。未來中國將有大量投資流向海外，過去十年間，中國每年的對外投資約為1500億美元，其中進入新西蘭的投資占比極低，大概不足1%，金額約在14億至15億美元之間。若這一占比提升至2%，投資規(guī)模將實現翻倍，這完全具備可行性。新西蘭市場具有較大潛力，更多中國投資及人員的進入，對新西蘭而言將是非常有益的。

鄭經緯：如今中國各行業(yè)企業(yè)普遍制定了“走出去”的戰(zhàn)略規(guī)劃。那么，有哪些更有效的方式能幫助它們更好地融入當地市場？不僅是銷售中國產品，更要實現從“賣中國貨”到“賣世界貨”的跨越？

王文：這個問題很重要。中國企業(yè)“走出去”現已進入第三階段，即深度本地化階段。第一階段始于改革開放后，以零星出海為主，業(yè)態(tài)相對低端，多為開設小店售賣小商品、義烏貨，從業(yè)者被稱為“倒爺”，商品質量普遍不高。第二階段則是成規(guī)模出海，企業(yè)開始在海外建廠，過去十年，紡織、服裝、鞋襪等勞動密集型產業(yè)逐步向非洲、東南亞、拉美等地遷移。如今已進入高質量出海階段，中國高科技產品成為出海主力，例如新能源汽車領域，比亞迪已在巴西等多個國家布局建廠。

新西蘭其實可以考慮引進中國的高科技制造業(yè)，以芯片產業(yè)為例，中國芯片產業(yè)近年來發(fā)展迅速，出口額已連續(xù)兩三年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這類高科技產業(yè)不僅綠色環(huán)保，且新西蘭擁有高素質的勞動力和教育水平，具備承接條件。未來，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將進一步聚焦品牌出海，尤其是高端品牌的全球化布局，通過深度服務當地市場，真正融入當地生活。

鄭經緯：這有點像比亞迪在歐洲設研發(fā)中心，找一群歐洲人制造汽車賣給歐洲人。

王文：華為也是如此，還有中遠海運，它在全球控股或管理著七八十個港口，并協助當地開展運營管理。這些港口不僅分布在非洲、拉美地區(qū)，在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更是典型案例——該港曾瀕臨崩潰，自中遠海運收購后，經過十年的精心運營，如今已成為地中海最大的港口。中國企業(yè)“走出去”的過程，也是服務當地、造福下一代的過程。

鄭經緯：新西蘭市場上也有不少像斐雪派克這樣的家電、醫(yī)療器械產品，但更希望這些品牌能是中國的——比如美的，它就是近年來廣為人知的中國品牌。

王文：所以新西蘭應該是中國投資非常好的目的地，很有潛力。

鄭經緯：時間過得很快，2026年已經開始。先和大家聊聊對中國2026年經濟的展望，最后再和大家分享？

王文：2026年非常關鍵，是“十五五”規(guī)劃開局之年，也是轉型升級進一步加快的一年。無論對中國人還是新西蘭，都是重要機遇年。中國以確定性對抗世界不確定性，以高水平開放對抗某些國家保護主義，中國的確是機遇。希望通過新西蘭中文電視臺33臺跟中國市場更多鏈接，通過更多節(jié)目推介新西蘭，促進中新關系，彼此獲得更多利益。

竇蓉：一聽就是金馬奔騰，馬年以不變穩(wěn)定和開放姿態(tài)，讓更多人通過窗口或學術、市場環(huán)境了解中國。時間關系，今天一小時節(jié)目到此結束。感謝王文教授帶來的精彩對話，希望未來有更多機會和您交流，無論線上連線還是您到新西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