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世紀，中國處在五代十國的亂世。華夏大地烽火連天，各路軍閥和諸侯拼兵馬、搶地盤、爭帝位，政權更迭如走馬燈頻繁；軍閥諸侯之間的戰(zhàn)爭，打得國家民不聊生、百姓流離失所、國庫空虛。

但是在五代亂世中，卻偏偏有一個國家反其道而行之——不爭不搶，不跟群雄卷武力，反倒年年向中原王朝進貢海量金銀綢緞，國庫卻沒被掏空，卻越送越富，百姓安居樂業(yè)，成了最另類的“清流”，它就是偏安東南的吳越國，憑什么能做到呢？

一、亂世另類選擇：不搶地盤，只做“聽話的小弟”

公元907年，朱溫篡唐建立后梁，結束了唐朝289年的統(tǒng)治，正式拉開五代十國的序幕。與此同時，在今天的浙江一帶，一位出生于鹽販，名叫錢镠的地方節(jié)度使憑借著一身武藝和過人膽識，逐漸統(tǒng)一了兩浙地區(qū)，建立了吳越國，被中原王朝封為吳越王。

與五代時期那些野心勃勃、誓要“統(tǒng)一天下”的梟雄不同，錢镠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出身底層，深知底層百姓貧苦和本國實力。他知道吳越國的地盤狹小，軍隊不過數萬，北有強敵后梁、南有閩國、西鄰南唐；如果冒然擴張領土，只會引火燒身，民不聊生，在軍閥混戰(zhàn)的亂世中也是毫無勝算。

錢镠

于是，錢镠就定下“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對任何中原政權都稱臣納貢。簡單來說，就是別跟中原王朝硬剛，乖乖進貢稱臣，保住自家的一畝三分地，讓老百姓過安穩(wěn)日子。

吳越國的進貢，從來都不是小打小鬧。幾乎每年都會進貢，有時一年甚至多達兩三次，乃是實打實的重金投入。比如后梁乾化元年（911年），錢镠一次就進貢綾、錦、綿、香藥等，總計數十萬件（斤、匹）——相當于當時一個中等州縣全年的賦稅總和。

當錢弘俶繼位后，對北宋的進貢更加殷勤，一次就進獻賀登極銀三千兩、絹五千疋，次年又接連進貢白銀萬兩、絹萬疋、綿三十萬兩，還有黃金玳瑁器、龍腦檀香、犀角象牙等無數珍寶，甚至還有能工巧匠和珍稀海產。

要知道，在五代時期，金銀是市場上流通的貨幣，萬兩白銀和黃金價值非常高。如此大筆送財富給中原王朝做“保護費”，換做其他政權早已國庫告急，可吳越國卻能從容應對，核心原因在于，它掌握了“財富密碼”，打造一套自給自足又持續(xù)增值的“金銀永動機”。

二、財富密碼1：自家有“天然銀庫”，進貢不愁錢

吳越國能夠擁有納貢的巨額財富，也是來源于掌握核心的礦脈。吳越國的統(tǒng)治區(qū)域，在今天浙江的麗水、溫州一帶，自古就是江南的銀礦核心產區(qū)，堪稱“天然銀庫”。當錢镠主政時候，就將銀礦開采收歸官方壟斷，在源頭上控制了金銀的生產，不像其他政權那樣靠搜刮或者戰(zhàn)爭手段獲得金銀。

由于吳越國是自己產金銀，自然掌握了巨額的財富，向中原王朝的進貢擁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因此，吳越國的“海量金銀進貢”，并非掏空老本，卻是自己產業(yè)的合理輸送。

三、財富密碼2：重稅不民怨，錢花在刀刃上

除了礦脈之外，吳越國的納貢財富一個來源就是對民間征收重稅和資源經營。吳越國的稅收，也跳出了傳統(tǒng)的田賦模式，各行各業(yè)都征收稅，把國家專營制度做到了極致。

如當時吳越國由國家壟斷經營茶、鹽、酒等剛需品，這是歷代王朝的財政基礎。在此基礎上，它更是把稅收延伸到漁獵、山伐等民生領域，稅收數額巨大，這樣使得吳越各行各業(yè)的老百姓都需要背負沉重的賦稅。

吳越國雖然對百姓征收重稅，但是苛捐雜稅并沒有引起民怨。這一切在于，吳越國并非單純的“收稅”，卻是將征收的稅應用在民生關于的貿易、水利、農業(yè)等領域。

如吳越國設立的“博易務”專門負責商業(yè)貿易與糾紛工作的處理，具備國家資本刺激民間經濟發(fā)展的思想意識，讓民間財富和國家資本實現雙向流動，從而形成“收稅—投資—增值—再收稅”之閉環(huán)，不僅充實了國庫的資金，也保障社會的穩(wěn)定。

吳越國還積極把積極的財富應用在民生建設上。如由于吳越國地處東南沿海，錢塘江潮水泛濫一直都是杭州城的千年大患。每到汛期，漲潮的海水就倒灌沖毀良田、淹沒房屋，百姓流離失所。

為了治理錢塘江的潮患，吳越國第一任君主錢镠上任初期，就立馬下令修建捍海石塘。經過一些能工巧匠的建議，錢塘江的捍海石塘采用“竹籠沉石法”建造，就是用粗壯的竹子編成大竹籠，里面裝滿巨石沉入江底，再用木樁固定，層層疊加，最終建成了堅固的捍海石塘。

堅固的捍海石塘不僅擋住了潮水，還把杭州灣沿岸的大片鹽堿地變成了肥沃良田。這樣，杭州的老百姓終于不用再擔心潮水之患，安心耕種，不僅保障農業(yè)豐收，還為日后杭州的崛起打下基礎。

此外，錢镠還下令疏浚西湖、治理太湖，修建無數河渠堤壩，讓吳越國的水利系統(tǒng)四通八達，旱能澆、澇能排，糧食產量連年攀升。在亂世之中，糧食就是硬通貨，百姓有飯吃就不會造反，國家就有了穩(wěn)定的根基。

四、財富密碼3：悶聲搞海貿，利潤翻十倍

吳越國還靠著沿海優(yōu)勢，悶聲靠著海上貿易發(fā)大財。錢镠從建國開始，為了生產運輸到中原王朝的貢品財富，就定下了“航海立國”的國策，將海外貿易打造稱吳越國的經濟支柱。

吳越國地處浙江東南沿海，擁有豐富的絲綢、茶葉、瓷器等特產，這些都是中原王朝和海外諸國爭搶的寶貝。于是，吳越國朝廷就用特產換海外金銀，為國家財富持續(xù)補血。

當時，吳越國的杭州、明州（今寧波）是兩大核心港口，明州更是直通日本、高麗、東南亞乃至阿拉伯地區(qū)的海上樞紐。于是，吳越國就開通了杭州、寧波等港口，發(fā)展海外貿易，使得商船往來不絕。

吳越國主要靠著兩大“頂流爆品”暢銷海外市場：第一是國家壟斷制作的越窯秘色瓷。當時越窯秘色瓷是五代時期的頂級奢侈品，在海外非常有市場，很受日本、高麗等國家貴族的青睞，價格不菲。根據史料記載，當時吳越國的一件秘色瓷瓶在海外賣得的價錢，在吳越國內可以換得三百畝水田。

第二是江南絲綢。吳越國的絲綢非常受日韓、阿拉伯貴族的追捧，有著廣闊的海外市場。吳越國就是靠著秘色瓷、絲綢換回海外的黃金、白銀，這讓吳越國的金銀儲備持續(xù)增加，日本的扇子、高麗的瓷器、阿拉伯的香料源源不斷運進來，刺激了國內市場。

為了讓江南絲綢更暢銷，吳越國成立了專業(yè)的織錦院，創(chuàng)新“緙絲”工藝，產品暢銷海內外。當時一艘吳越商船從杭州出發(fā)，經泉州、廣州直達東南亞，利潤高達成本十倍。吳越國在五代開創(chuàng)的“海上絲綢之路”，比明朝鄭和下西洋早四百年。

現在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地出土了五代吳越國的瓷器、銅錢，可以看到吳越國的貿易在海外的影響力，根據史料記載，吳越國 “航海收入，歲貢百萬”，海貿收入占財政近半，其進貢的金銀，大多來自海貿利潤，而非國內的國庫存量。

五、進貢的真相：花小錢買70年和平，太值了

吳越國不僅因進貢的巨額財富變窮，反而越來越富，主要也是把進貢變成政治投資，花小錢買了在五代亂世中七十年的和平，為發(fā)展贏得時間和空間。

吳越國第一代君主錢镠，在戰(zhàn)爭的血與火洗練中走上了君主之位，深知戰(zhàn)爭對黎民百姓的危害，武力爭霸的代價就是民窮財盡，自然定下了“善事中國” 的立國方針，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北宋為正朔，將進貢變成交 “和平保費”。

當時，中原王朝也愿意有這么個聽話的吳越國小弟，既能收好處，也能牽制南唐、閩國這些不聽話的諸侯，形成地緣制衡。周邊諸侯國也因為吳越國抱著中原王朝的大腿，不敢輕易來犯，吳越國就這樣在五代十國的戰(zhàn)火中，成功避開了無數次滅國危機，獨享了70年的和平環(huán)境。

由于沒有戰(zhàn)爭的消耗，吳越國便能全力發(fā)展農業(yè)、手工業(yè)、海外貿易，使江南成為當時的富庶之地。更巧妙的是，吳越國的使團去中原進貢時候，還順帶 “帶貨做生意”，也就是借著朝貢的名義，與中原地區(qū)開展貿易，既賺回了進貢的成本，又打響了吳越特產的名聲，做到 “賺錢又賺名聲”。

于是，吳越國的三代五王，始終奉行先祖錢镠留下的“善事中原，保境安民”國策，國家穩(wěn)定，經濟繁榮。到了末代君主錢弘俶時期，吳越國已經成了十國里最富的“土豪”——杭州城人口超百萬，店鋪林立，酒樓茶館、勾欄瓦舍隨處可見，“錢塘自古繁華”的底子全是這時候打下的。

但在公元978年，在北宋統(tǒng)一國土的大勢面前，吳越國的末代國王錢弘俶做出驚人決定：主動納土歸降，將所轄富庶的十三州、八十六縣，以及五十五萬人口悉數獻給宋太宗。這一決策震驚天下，卻保全了百姓免遭戰(zhàn)火的災難，為北宋的統(tǒng)一立下了汗馬功勞。

錢弘俶也因此被譽為“和平統(tǒng)一的典范”，錢氏家族受到宋朝優(yōu)待，子孫綿延不絕。錢镠后人中，出現了錢穆、錢學森、錢鐘書等近代名人，被譽為“千年名門望族”。

結語

吳越國在五代亂世能獲得70年繁華，從來不是“躺平”，卻是最清醒的“反卷”——不逞一時之勇，不貪一世之名，用格局換發(fā)展，用智慧守本心。

當今社會競爭激烈，人們生活壓力大，身處內卷時代的我們，應該學習吳越國在亂世的生存智慧：懂得審時度勢、守住初心、以柔克剛，才能在競爭中真正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