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倫敦首次成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東道主——那是第四屆夏季奧運會。在當時，這項賽事尚處于雛形階段，僅有2023名運動員參與角逐，這一數字規(guī)模僅與倫敦奧運會中單純田徑項目的參賽人數相當。

那時的奧運會與今日呈現的面貌截然不同。沒有神圣的長跑火炬?zhèn)鬟f，也沒有將體育場變幻成英倫田園牧歌畫卷的壯麗開幕式。在賽場上，拔河依然是正式的奪金項目，集體體操表演也備受推崇（尤其受到實行兵役制度的北歐國家青睞）。那時的馬拉松選手甚至不被鼓勵在中途補水，以至于當時的冠軍成績若放在今日，恐怕連現代奧運代表隊的入選資格都無法獲得。

眾所周知，那一年是馬拉松首次采用26英里385碼（約42.195公里）這一現代標準距離的年份。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是：這屆愛德華時代的奧運會，是歷史上首次引入以國家代表團巡游為核心的開幕儀式。簡而言之，倫敦見證了“英國隊”這一集體身份的誕生。

曾有評論指出，德國人挖掘了古奧林匹亞的遺址，法國人復興了奧林匹克的精神，而愛德華時代的英國人則致力于將其制度化、組織化。在現代奧運會的早期歲月中，參賽門檻極低，準確地說，任何擁有足夠財力抵達賽場的男性運動員都可以報名——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男爵當時并不贊成女性出現在公共體育競技場上。

面對日益增長的賽事關注度，負責籌辦倫敦奧運會的紳士團體決定提高行政效率：他們規(guī)定只接受通過各國奧委會選拔并注冊的國家代表團報名。這一管理決策在開幕式上得到了視覺化的強化——運動員們身著運動服或民族服裝，以四人一排的隊列步入場館，跟隨在“各自的代表、旗幟和國名標牌”之后。

奧林匹克觀眾的目光由此發(fā)生了不可逆轉的轉移：從關注運動員個體，轉向了他們胸前所佩戴的旗幟。正如愛德華時代的籌委會很快意識到的那樣，旗幟往往是沖突的火種。

美國奧委會派出了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代表團：122名男運動員（無女性）。他們身著統(tǒng)一隊服，胸口印有星條旗。美國隊的領隊們雄心勃勃，誓要將英國從田徑版圖上抹去。他們的主戰(zhàn)場選在了田徑場，而其麾下的現代角斗士們，主要由來自紐約的愛爾蘭裔美國田徑明星組成。

甚至在賽事開幕前，媒體就披露了美國管理層與英國奧林匹克協(xié)會之間關于撐竿跳高規(guī)則的齟齬。英國組織者提前寄出了規(guī)則手冊，并傲慢地認為沒有人會提出異議。正如當時的《每日郵報》所寫：“我們將我們的晚禮服和我們的游戲規(guī)則帶到了全世界?！?/strong>

或許正因如此，為了迎接國王親臨并主持開幕式，白城體育場的準備工作顯得倉促而混亂。旗桿上匆忙升起的國旗中包括了日本（這個國家在多年后才正式參加奧運會），卻唯獨遺漏了瑞典和美國。

瑞典王儲古斯塔夫作為瑞典業(yè)余田徑協(xié)會主席，自奧運復興以來一直是堅定的支持者。瑞典政府與英國政府不同，提供了巨額補貼，派遣了規(guī)模位居第三的國家代表團前往倫敦。當時，作為英國國王與王后貴賓的古斯塔夫王子正端坐在皇家包廂內。

面對國旗缺失的尷尬，王子在皇室東道主面前保持了得體與禮貌。美國委員會卻懷疑這是一種蓄意的侮辱。他們自行準備了星條旗并將其升上旗桿。而瑞典人則只能在巡游中依靠代表團前方的那一面旗幟來維持尊嚴。

巡游在運動員方陣面向皇家包廂時達到高潮。隨著近衛(wèi)騎兵團的小號手吹響號角，旗手們理應降下旗幟向國王愛德華七世致敬。就在那一刻，所有旗幟都低頭致意，唯獨由加州法律系學生、鉛球運動員拉爾夫·羅斯所持的星條旗傲然挺立。

盡管當時的英國媒體忽略了這一細節(jié)，但紐約的愛爾蘭裔報紙《蓋爾美國人》卻捕捉到了羅斯的舉動并大加贊賞。當一名美國體育記者重新發(fā)掘這段往事時，故事演變成了拉爾夫·羅斯在開幕式前晚被一群愛爾蘭裔運動員“拉到一旁”，他們決心以此抗衡壓迫愛爾蘭人的英國暴君。據傳這位年輕的民主主義者當時高舉旗幟宣稱：“這面旗幟絕不向任何世俗君主低頭?！?/strong>

盡管歷史學家對于羅斯是否真的說過這句話，亦或是后世對故事的潤色仍存爭議，但事實不容抹殺：國家代表團制度成為了奧運會的常態(tài)，而那一年的美國隊，也留下了奧運史上首次政治抗議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