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就在那個決定開國將帥座次的大日子來臨前，出了一樁怪事。

大將的最終名單擺到了毛主席的辦公桌上，赫然排在第二把交椅的，是徐海東。

這風(fēng)聲一走漏，徐海東自個兒先坐不住了。

他火急火燎地找到周總理，情緒激動得很，翻來覆去就表達(dá)一個念頭：這位置我坐不得，心里發(fā)虛。

徐海東心里的這筆賬算得特別實在：打從1940年起，他這身子骨就不行了，長期臥床養(yǎng)病，可以說整個解放戰(zhàn)爭他都是在擔(dān)架和病床上度過的。

要說打仗的戰(zhàn)功，要說資歷，或者說這幾年的直接貢獻(xiàn)，能坐這個位置的人選，怎么看都比他多。

他甚至還要主動“壓價”：別說大將了，給個中將、少將都成，大將這帽子太重，戴不動。

可偏偏這事兒，毛主席那是鐵了心不答應(yīng)。

對于徐海東，主席給出的評語就兩句，但這分量壓得死人：“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階級的一面旗幟”。

這里頭說的“大功”，指的可不是在哪次戰(zhàn)斗里抓了多少俘虜，而是在黨和紅軍窮得叮當(dāng)響、弱不禁風(fēng)、眼看就要斷氣的那會兒，徐海東做對了兩道要命的選擇題。

這兩道題，一道考的是錢，一道考的是命。

咱們把鏡頭拉回到1935年10月。

當(dāng)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把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塊硬骨頭啃下來，跌跌撞撞摸到陜北吳起鎮(zhèn)的時候，那場面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

想當(dāng)初從江西老家出發(fā)時，那是八萬六千人的大陣仗，這會兒只剩下稀稀拉拉七千來人。

與其說是正規(guī)軍，倒不如說是一幫衣不蔽體、餓得面如土色的幸存者。

最要命的是，兜里比臉還干凈。

這時候已經(jīng)是寒冬臘月，陜北黃土高坡上的風(fēng)跟刀子似的。

戰(zhàn)士們身上掛著的還是南方的單衣，一個個凍得跟篩糠一樣。

把全軍上下的口袋翻個底朝天，滿打滿算，也就一千多塊大洋。

就這點錢，幾千張嘴要吃飯，幾千個身子要穿衣，傷員要治，還得買槍買彈藥防著敵人隨時撲上來。

這冬怎么過？

這人怎么活？

當(dāng)家方知柴米貴，毛主席這會兒愁得整個人都脫了相。

一分錢憋死英雄漢，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要是物資搞不定，這好不容易保留下來的革命火種，搞不好真就在陜北的西北風(fēng)里滅了。

主席琢磨來琢磨去，把視線落在了比他們先一步到陜北的紅二十五軍身上，也就是徐海東帶的那支隊伍。

說實話，主席心里也直打鼓。

紅二十五軍那也是一路血拼過來的，誰的日子都不好過，地主家也沒余糧啊。

再說了，這支部隊原本是紅四方面軍的底子，跟中央紅軍算不上“嫡系”。

眼瞅著實在揭不開鍋了，主席硬著頭皮寫了一張條子。

大伙兒看仔細(xì)了，是“借條”，不是“命令”。

條子上的語氣客氣得很：“海東同志，特向你借款兩千五百元?！?/strong>

這張關(guān)乎生死的紙條，送到了徐海東手上。

這會兒擺在徐海東面前的，說白了就是一道直擊人性的算術(shù)題。

當(dāng)時紅二十五軍的家底子有多厚呢？

徐海東把供給部長喊來一查賬：總共七千塊大洋。

要是換個一般的指揮官，這心眼可能就轉(zhuǎn)開了：中央既然張口借兩千五，那我給個兩千，哪怕給個一千，再哭哭窮，表表忠心，既不得罪上面，又保住了自家弟兄的口糧，這也算是仁至義盡。

畢竟在那個亂世，手里的錢糧就是兵，就是命根子。

可徐海東偏偏不是一般人。

他盯著賬本，做出了一個讓供給部長下巴都快掉地上的決定。

他壓根沒按“借”兩千五來辦，而是直接從七千塊的老本里，掏出了五千塊。

這五千塊大洋，是白送給中央的，不用還。

而他留給自己部隊的，只有兩千塊。

這筆賬，他是這么盤算的：紅二十五軍再苦，那也只是局部；中央紅軍哪怕只剩幾個人，那是腦袋。

哪有砍了腦袋保四肢的道理？

當(dāng)這五千塊現(xiàn)大洋送到中央紅軍駐地時，多年以后，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起來，毛主席看著那些銀元和徐海東的信，眼淚唰地一下就下來了。

這哪是錢啊，這是大雪天里救命的炭。

有了這筆巨款，中央紅軍置辦了棉衣，買來了糧食，總算是在陜北扎下了根，緩過了一口氣。

但這還不是徐海東干的最硬核的一件事。

如果說送錢是“雪中送炭”，那接下來關(guān)于兵權(quán)的抉擇，那是幫中央“定海神針”。

這就得聊聊當(dāng)時黨內(nèi)那個最大的雷——張國燾搞分裂。

手里有多少槍桿子，往往決定了說話嗓門有多大。

在那個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的年頭，兵力對比就是政治籌碼。

張國燾手里的紅四方面軍，那叫一個兵強(qiáng)馬壯。

在川西北懋功會師那會兒，張國燾看著衣衫襤褸、不到兩萬人的中央紅軍，再瞅瞅自己身后裝備精良的八萬大軍，這心態(tài)就崩了。

從一開始的“主動迎接”，變成了后來的“伸手要權(quán)”。

他的邏輯簡單粗暴：誰兵多，誰就是老大。

等到中央紅軍北上到了陜北，人馬縮水到七千。

而這時候哪怕是南下碰壁后的張國燾，手里依然攥著四萬多精銳。

四萬對七千，接近六倍的差距。

這種巨大的實力落差，讓張國燾徹底飄了。

他狂到連“中央”都不叫了，輕蔑地喊一聲“陜北同志”。

他敢另立山頭，敢抗命不遵，底氣全在這兒。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陜北的軍事天平，急需一塊壓艙石。

徐海東手里的紅二十五軍，就是那塊決定性的石頭。

徐海東這時候有七千多人馬，個頂個都是一路血戰(zhàn)殺出來的精銳。

最關(guān)鍵的一點，從歷史淵源上論，紅二十五軍是從紅四方面軍分出來的，徐海東的老上級就是張國燾。

按常理推斷，張國燾覺著哪怕徐海東不倒向自己，起碼也會騎墻觀望。

只要徐海東不完全聽命于中央，張國燾就有繼續(xù)折騰的本錢。

在這個緊要關(guān)口，徐海東做了第二個關(guān)鍵決策。

他連個磕絆都沒打，直接向中央亮明態(tài)度：紅二十五軍堅決服從黨中央領(lǐng)導(dǎo)，完全接受中央紅軍的指揮。

他不光是嘴上說說，而是干脆利落地把這七千多人的指揮權(quán)交了出去。

這筆賬，徐海東心里跟明鏡似的：他是紅四方面軍出身不假，但他首先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將領(lǐng)。

在黨的分裂危機(jī)面前，哪有什么“老上級”、“老山頭”，只有黨指揮槍。

這個決定，引發(fā)了巨大的連鎖反應(yīng)。

隨著徐海東的七千精銳歸隊，加上地方部隊的擴(kuò)充，紅一方面軍的兵力迅速回血到了三萬人左右。

另一邊，還有個“狠角色”賀龍也站了出來。

他帶著紅二方面軍一萬五千多人，鐵了心站在中央這一邊。

賀老總對張國燾說話更是不客氣，直接在會上拍桌子：“國燾同志，你要是搞分裂，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

得，這下局勢徹底翻盤了。

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加上賀龍的紅二方面軍，再加上中央紅軍本部，總兵力已經(jīng)超過了四萬人。

等到會寧會師的時候，擁護(hù)中央的軍事力量在硬實力上已經(jīng)壓倒了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

張國燾那套“誰槍多誰說了算”的歪理，徹底破產(chǎn)。

回過頭來看，要是當(dāng)時徐海東稍微存一點私心，稍微動一點“保存實力”或者“待價而沽”的念頭，中國革命的歷史搞不好就得重寫。

在那個最黑暗、最混亂、最考驗人心的時刻，錦上添花的人一抓一大把，但真正敢把身家性命都掏出來雪中送炭的，那是鳳毛麟角。

好多人弄不明白，為啥毛主席把徐海東捧得那么高。

其實道理很簡單：在所有人都以為中央紅軍要“破產(chǎn)”的時候，徐海東作為最大的“債主”之一，不光沒逼債，還把自己的全部家當(dāng)都投了進(jìn)來。

這種信任，超越了上下級關(guān)系，那是把命交給你了。

1955年的授銜儀式上，徐海東雖然病得路都走不穩(wěn)，需要人攙扶，但當(dāng)他接過大將軍銜時，全軍上下，沒一個人不服氣。

毛主席曾經(jīng)深情地說過：“徐海東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strong>

這所謂的“大功”，不在于還要打多少仗，而在于在最要命的那一刻，他證明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忠誠。

不是喊口號，而是要錢給錢，要人給人，要命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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