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阿斯塔納宣布“告別超級總統(tǒng)制”之后，中亞政壇立刻鴉雀無聲。目標是強大的總統(tǒng)、有影響力的議會、負責任的政府。不是用個人威望來承托國家穩(wěn)定，而是把國家穩(wěn)定的承重轉移到制度和規(guī)則上面去。對哈薩克斯坦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能源價格的起伏、鄰國之間爆發(fā)的沖突、資本的外流都會對強人政治的基礎造成動搖。

從2017年開始，哈薩克斯坦就陸續(xù)開始下放總統(tǒng)權力，2022年動蕩之后改革加快：恢復憲法法院、限制總統(tǒng)親屬任職、加強議會作用，拆解超級總統(tǒng)制成為明確目標。現在更像是一種補房梁的過程：拆舊的同時要建新，劃分權力界限，加大監(jiān)督力度，重建繼承制度。

兩院合并為一院，設立“庫魯爾泰”作為最高立法機關，有145個席位，采取比例代表制。單院制并不一定就是更加民主或者集中的，它把權力從“院與院”轉移到了“黨團與規(guī)則”上。兩種解讀并存：第一種是效率派認為減少否決點有利于基建、能源、工業(yè)政策推進；第二種是技術派提醒議程控制更重要，誰設入口、誰定委員會、誰控名單決定實際集中度。比例代表制一旦和高度集中的提名權相結合，就會出現“形式上多元、實際上集中”的情況。

為什么現在要說落地呢？答案為“可預期性”。國際資本看合同是否穩(wěn)定、政策是否連續(xù)、權力交接是否有序。哈薩克斯坦的地緣壓力加大，僅依靠個人信用成本高并且存在很大的風險。制度化另一層含義就是“繼承”，超級總統(tǒng)制把權力圍繞著一個人轉，接班人就是定時炸彈；把可能產生的沖突放進程序和規(guī)則里，降低社會為精英博弈所付出的成本。

風險就在眼前，第一是議會能不能掌握預算、真正監(jiān)督，否則就成了一個空殼子，再漂亮也沒有用。二是黨團能否包容比例代表制，如果名單提名集中，議會辯論熱烈，權力入口仍然狹窄。三是總統(tǒng)與政府的責任邊界能不能落地，防止出現“出了問題怪執(zhí)行，上面永遠對”的情況，建立起可以追責的權責鏈條。

“強總統(tǒng)、有影響力的議會、負責任的政府”不是照搬西方，也不是一蹴而就地變成多黨輪流執(zhí)政的模式，而是將國家平衡點向制度方向傾斜：強總統(tǒng)確保戰(zhàn)略的一致性；有影響力的議會把權力分散到透明的程序中；負責任的政府把執(zhí)行與問責結合在一起，避免權責脫節(jié)。

外界除了關心哈薩克斯坦本身之外，也關注著它起到的示范效應。中亞地緣敏感，通道、能源管道牽一發(fā)即動全身。如果能把強人政治轉變?yōu)橐?guī)則政治，即使緩慢推進，也會影響外溢。是否跟進不能草率決定，各國結構與能力不同，但是風向傳得很快。

這決定了哈薩克斯坦是進行“制度升級”還是“更加精致的權力發(fā)動機”。前者雖然速度慢一些，但是穩(wěn)定性更好，合同也更可靠；后者則更快，但是集中度更高，政策更靈活，風險也更大。2022年前后出現了震蕩，產生了焦慮，“新哈薩克斯坦”成為了改革的敘述。托卡耶夫這次把話說滿了，既是自我約束，又是對社會和外界的一種承諾；承諾的價值在于兌現機制，而不僅僅是語言的力量。

如果庫魯爾泰是145席、比例代表制的話，它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取決于規(guī)則的具體情況：議程設置權交給誰、政黨名單怎么產生、是否足夠開放使得社會各個層面都能夠進入。如果只是給它披上一件現代的外衣，沿用舊的驅動方式，紅利很快就會被消耗殆盡；但是，如果能把預算權、任命權、監(jiān)督權等重要的權力制度化，即使過程曲折，國家的制度信用也會不斷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