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具有傳奇色彩的“紅色特工”，潛伏敵營十幾年，在隱蔽戰(zhàn)線上為我國的革命事業(yè)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有著“插入國民黨心臟的尖刀”這樣的榮譽稱號。

說到這，想必已經(jīng)有很多人猜到他的身份了，他就是郭汝瑰。到了晚年，回憶起在國軍內(nèi)部的潛伏生涯，他也忍不住感嘆一句：“我在國軍內(nèi)部潛伏了這么多年，真正佩服的國軍將領只有2位?！?/strong>

這2位將軍到底是誰？又為什么能夠獲得這么高的評級呢？他們就是“和平將軍”張治中和著名起義將領傅作義。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張治中在報紙上看到上海已經(jīng)易幟，心里的愛國熱情一下子被點燃，立馬趕往上海參加學生軍。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他跟著學生軍調(diào)到南京，后來又進入武昌陸軍軍官第二預備學校，1914 年畢業(yè)后，張治中在陸軍第八師當了半年入伍生，接著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科第三期。

1916年12月畢業(yè)之后，他又被分配到安徽“安武軍”見習。

1917年，安徽督軍倪嗣沖要率“安武軍”北上支持段祺瑞解散國會，張治中不愿意跟著做這種違背民意的事，就離開上海南下廣州，參加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在駐粵滇軍第八旅從上尉差遣做起，后來還當上了警衛(wèi)隊長、連長、營長。

不過他的革命之路并不順利，1918年，他所在的滇軍在潮州被桂軍繳械，他也被送到了上海，之后又去了川軍第五師當少校參謀，1920年，張治中擔任第三獨立旅參謀長，1921年還差點因為團長叛變丟了性命，最后扮成傷兵才逃出來，回巢縣老家休養(yǎng)。

1922年秋天，張治中進入上海大學學俄文，還補英文，在這期間接觸到了進步思想。次年又去廣州任職，后來幫著建桂軍軍官學校并任大隊長。

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經(jīng)人推薦，他被蔣介石邀請去工作。次年年初，張治中正式任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上校副總隊長，后來還代理總隊長，期間兼任過不少職務。

他曾想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可當時國共有約，中共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干部，沒能如愿，但他和周總理、惲代英合作得很好，結(jié)下了深厚友誼，也深得蔣介石賞識。在黃埔軍校的日子里，他參與平定叛亂、東征作戰(zhàn)，1926年還參加了北伐戰(zhàn)爭。

1927年之后，他經(jīng)歷了蔣介石下野、出國考察，1928年初回國后，在南京國民政府擔任過軍政廳廳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等職，1929年起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一干就是十年。

這十年正是“十年內(nèi)戰(zhàn)”時期，張治中雖四次帶兵打仗，卻沒參與“剿共”，打完仗就主動交兵權(quán)回軍校，這種不戀權(quán)的做法在當時很是難得。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張治中在1932年擔任陸軍第五軍軍長，率領部隊參加淞滬抗戰(zhàn)，抗擊日軍。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他任京滬警備司令長官。

8月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又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在張華浜、川沙口等地與日軍血戰(zhàn)，后來因為和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有分歧，辭了職。

11月，張治中調(diào)任湖南省主席，想“建設一個新時代的湖南”，提出“廉正勤勇”的省訓，在傷兵、兵役、匪患問題上做了不少努力，還兼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長沙分校主任。

可1938年11月的“長沙大火”讓他受到牽連，蔣介石殺了3個人當替罪羊，他也被革職留任，之后就辭去了湖南省主席的職位，去了重慶。

1939年3月，張治中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1940年9月又任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干事會書記長。

在蔣介石身邊，張治中是少有的敢直言進諫的人，1941年3月，他就“皖南事變”上萬言書，痛陳對中共問題處理的不當，力主國共合作抗日。他和中共交情很深，多次作為國民黨代表參加國共談判，1942年就曾和周總理等人談判協(xié)調(diào)兩黨沖突。

1945年，對張治中來說，是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年。這年5月，他在國民黨六大上當選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

后來日本投降，為了避免內(nèi)戰(zhàn)，他又積極推動國共和談，勸蔣介石邀請毛主席到重慶。之后，他作為蔣介石的代表去延安接毛主席，陪著毛主席到重慶，還參與了國共談判。

9月份，張治中又去了迪化處理“伊寧事變”，10月被晉升為陸軍二級上將。10月的時候，《雙十協(xié)定》簽訂，隨后他又送毛主席回了延安。

1946年1月，他參加軍調(diào)處3人小組，主張和平解決國內(nèi)問題，3月調(diào)任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后來又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1948年夏天，眼看蔣家王朝要垮臺，他還向蔣介石進言，可已無濟于事。

1949年4月1日，張治中作為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首席代表飛抵北平，和中共談判，4月15日雙方通過《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可南京政府拒絕簽字，和談失敗。

4月24日，經(jīng)周總理勸說，他毅然留在北平，6月26日發(fā)表《對時局的聲明》，和國民黨反動派決裂。9月，他還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對于張治中，郭汝瑰的評價是“知道什么時候該進，什么時候該退”。

比張治中小5歲的傅作義，出生在山西運城榮河縣。

1912年，傅作義被報送到北京清河鎮(zhèn)第一陸軍中學，對歷史上的著名戰(zhàn)役都很感興趣，1915年他又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步兵科，各項軍事課程成績都很優(yōu)秀。

1918年9月，傅作義從保定軍校畢業(yè)回山西，加入閻錫山的晉軍，從少尉見習官做起，之后慢慢升到中尉排長、上尉營長。1921年他又成了少校團副兼技術隊隊長，后來當上營長之后，他還常常把自己的薪金都補貼在練兵上，這深受官兵的信賴。

1924年8月第2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傅作義營負責警戒，表現(xiàn)出色，被提拔為第4旅第8團團長。1925年1月升上校團長，1926年9月任少將旅長，12月又升中將師長。

1927年，傅作義率部駐守天鎮(zhèn)，抵御國民軍宋哲元部三個月進攻，展現(xiàn)出守城才能，戰(zhàn)后升旅長、師長。之后南北統(tǒng)一，他率部奔襲涿州，占取涿州后成了孤懸之地，死守百日，最后在閻錫山授意下和奉軍停戰(zhàn)議和，涿州之戰(zhàn)讓他一戰(zhàn)成名。

但這場戰(zhàn)役之后，他就被張學良軟禁了起來。1928年4月潛逃天津，6月閻錫山任京津衛(wèi)戍總司令后，任命他為國民革命軍第5軍團總指揮兼天津警備司令。

九一八事變后，傅作義積極主張抗日，1931年9月28日，他和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將領聯(lián)名通電呼吁團結(jié)抗日。

1933年，日軍侵占山海關，他分電閻錫山、張學良、蔣介石請纓抗日。

1月15日又發(fā)表了文章號召御侮，25日率部東進開赴抗日前線，2月任第7軍團總指揮，35軍暫改59軍。5月，傅作義參加長城抗戰(zhàn)，親臨指揮，可后來何應欽令其停戰(zhàn)撤退，他很憤慨，堅持雙方同時后撤才撤兵。

1935年4月，傅作義被敘任陸軍二級上將，6月獲二等寶鼎勛章。1936年，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誘他搞華北親日政權(quán)，他不為所動。

10月，他又去洛陽見蔣介石要求反擊日軍和蒙奸，11月8日秘密部署作戰(zhàn)，之后又指揮紅格爾圖戰(zhàn)斗取得勝利、收復大廟，綏遠抗戰(zhàn)勝利。

全面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傅作義擔任第2戰(zhàn)區(qū)第7集團軍總司令，8月參加平綏路東段作戰(zhàn)，9月在雁門關布防，后來又參與平型關、忻口會戰(zhàn)。

之后閻錫山召開軍事會議討論保衛(wèi)太原，其他人都沉默了，還是傅作義挺身而出請命，兼任太原守備司令部司令。當時他部主力傷亡過半，還倉促擴充新兵，11 月6日日軍進攻太原，8日敵突入城內(nèi)，黃昏后接蔣介石撤退電令，他率部突圍。

1937年底，傅作義部和八路軍120師隔河相望，雙方合作交流，他贊成中共全民抗戰(zhàn)主張，和周總理、王若飛、南漢宸等交好，毛主席還送他了一些政治書籍。

1939年12月，傅作義主動請戰(zhàn)，率部奇襲包頭，完成牽制任務后撤回。1940年，日軍3萬余人進犯綏西河套地區(qū)，2月3日侵占五原。

3月20日晚上，他又率部猛攻五原，血戰(zhàn)兩晝夜收復五原，此役擊斃日軍中將水川伊夫等，全殲特務機關，獲“五原大捷”，創(chuàng)國民黨戰(zhàn)區(qū)收復失地先例，國民政府要授予他“國光勛章”，他卻拒絕了，說功勞是全體官兵的。

此后，傅作義更是戰(zhàn)功不斷。1948年的時候，共產(chǎn)黨派出同志爭取他起義。11月29日，華北野戰(zhàn)軍包圍張家口，傅作義派35軍增援，12月東北野戰(zhàn)軍入關，35軍被圍新保安，西撤道路切斷。

在中共積極爭取和各方推動下，傅作義派代表和解放軍談判，1949年1月14日，鄧寶珊作為他的全權(quán)代表和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正式會談，之后，傅作義宣布北平守軍接受和平改編，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之后，傅作義又促成綏遠起義，1949年9月19日，綏遠宣布和平解放。

提起傅作義，郭汝瑰也直至笑著說了一句“清白如水”。

在軍事學院的講臺上，郭汝瑰講授《戰(zhàn)爭論》的時候，總會提起這兩位將軍，他說張治中是“國軍陣營里最堅定的反戰(zhàn)者”，評價傅作義“真正懂得打仗最高明的不是打敗敵人，而是保護好老百姓”。

也不只一次表示過，自己真正佩服的，也就是這兩位將軍。

當有人追問為什么不多提幾句其他國民黨將領的時候，郭汝瑰也只是淡然一笑，說：“要看戰(zhàn)場擔當，政治選擇，更要看對平民的底線?！?br/>

這樣的評價標準，哪怕到了今天，也十分智慧。哪怕到了83歲的時候，他的回答還是那樣堅定。這種敬佩的背后，是關鍵時刻做出的相似選擇：把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得失之上。

如今重讀這段歷史，我們看到的不僅是驚心動魄的諜戰(zhàn)故事，更是一個民族在危難時刻的精神。當權(quán)力異化成謀私工具時，那些堅持底線的人，反而成了照亮歷史的星火。

郭汝瑰的敬佩“清單”，丈量出的不僅是個人品格，更是一個文明對責任與擔當?shù)挠篮阕非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