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隨便問個醫(yī)生都知道，人體里頭七成都是水。

這在今天是個寫進教科書的常識，可倒退幾十年，在東北那嘎達，日本人為了搞清楚這個確切的“含水率”，用的法子可不是坐辦公室里算算數，而是把大活人直接塞進高溫干燥室里去烘。

不給吃不給喝，就那么干烘著，直到這人身上最后一滴水分蒸發(fā)干凈，變成一具徹徹底底的干尸。

這時候再去過秤，拿活著的體重一減，剩下的差額就是水分。

這便是731部隊辦事的邏輯。

在他們的賬本里，從來就沒有“人”這一說，只有“原材料”，也就是他們嘴里的“馬路大”（圓木）。

大伙兒回頭看這段歷史，往往氣得直哆嗦，覺得這幫人就是一群喪盡天良的畜生。

話雖這么說，可要是真把他們當成失控的野獸，那反倒是小瞧了這幫惡魔的手段。

野獸吃人那是為了填飽肚子，那是本能。

可731部隊搞屠殺，那是一筆筆算計好的買賣，是一套為了追求所謂“科研產出”最大化的冷血決策。

每一場慘絕人寰的實驗背后，都站著一個拿著算盤的“決策者”，在那兒冷靜地計算投入和產出。

咱先瞅瞅這“原材料”是咋弄來的。

在別人的地盤上搞這么大一個生化基地，最頭疼的不是技術，而是去哪兒弄那么多活人當樣本。

抓戰(zhàn)俘？

人少不說，還容易炸刺兒。

大街上直接抓壯丁？

動靜太大，容易走漏風聲。

這幫日本人一合計，弄出了個成本極低、效率極高的“誘捕方案”。

那會兒東北地面上，日軍搞“三光政策”，地里莊稼毀得差不多了，老百姓就沒有不餓肚子的。

這正好被日本人抓住了命門。

他們把刺刀收起來，換了一副笑臉。

圍著他們的，是倆穿著破棉襖的小丫頭，手背在身后，眼神里全是防備，可又忍不住盯著那是吃的。

這場景里頭，日本人算盤打得精著呢：只要掏這點口糧錢，就能換來新鮮的活體樣本。

對當時凍餓交加的老百姓來說，這簡直就是沒法拒絕的誘餌。

只要你邁進那個豎著大煙囪的院子，名字就沒了，以后你就是個編號，一根“圓木”。

人弄來了，下一步咋用？

擱現在醫(yī)院里，動刀子前肯定得打麻藥，這是為了不讓人遭罪。

可在731那邊，打不打麻藥，是個得權衡利弊的“科研選項”。

那幫穿白大褂的日本軍醫(yī)覺得，打了麻藥會影響神經反應，血流速度也會變，這樣測出來的數據“不純”。

為了要那個所謂的“精準數據”，他們拍板做了一個沒半點人性的決定：活體解剖，而且絕不打麻藥。

這么干不光是為了折磨人，更是為了看清楚器官在“原裝”狀態(tài)下到底是咋運作的。

記錄下來的那些畫面簡直沒法看：三個全副武裝、穿著防護服的日本兵圍著解剖臺，臺上那中國人已經被折磨得皮包骨頭，人卻還是清醒的。

受害者疼得死去活來，旁邊的日本醫(yī)生壓根兒不當回事，眼睛只盯著記錄本上的數據跳動。

直到器官被割下來泡進福爾馬林瓶子里，這個人在他們眼里的價值才算真正“變現”了。

除了搞基礎生理研究，731部隊還得給打仗服務。

那時候關東軍假想的對手是蘇聯。

真要往北邊打，最大的敵人其實不是蘇軍，是那能凍死人的嚴寒。

那人到底凍到啥程度就沒法打仗了？

凍傷了是用熱水燙還是用雪搓？

這事兒書上沒寫。

731部隊就決定用最笨也最狠的辦法——窮舉法，挨個試。

這就有了那個臭名昭著的“凍傷實驗”。

零下三十多度的東北戶外，他們逼著抓來的中國百姓把手伸出來，就在寒風里那樣晾著。

不是晾幾分鐘，是一晾就是十幾個鐘頭，直到手凍得硬邦邦的，敲上去跟木頭似的，甚至脆得像蘿卜。

這還不算完。

這只是先把“傷”給造出來。

緊接著，人被拖回屋里，開始測試各種解凍的法子。

有的日本兵直接舀起滾開的熱水，往那凍成冰坨子的手上澆。

在這幫家伙眼里，這哪是人手啊，就是塊無機物。

開水一澆，皮肉當場就爛了、掉了，手指頭甚至直接斷下來。

每一次撕心裂肺的慘叫，換來的不過是日本軍醫(yī)在本子上畫個叉：這招解凍，不好使。

為了湊出一本“有效”的戰(zhàn)地急救手冊，不知道多少中國人的胳膊腿兒就這么當成一次性耗材給報廢了。

更讓人恨得牙癢癢的，是他們還想測測人性。

除了毒氣、細菌這些常規(guī)項目，日本人居然想把“母愛”也給量化一下。

他們設計了個缺德帶冒煙的場景：把一當媽的跟孩子關進一個密封屋子里，然后往里灌毒氣，或者是把地板燒熱。

這就是一場賭局，賭的是人性的底線。

那幫日本軍官站在厚玻璃墻外頭，手里掐著秒表，在那兒下注：到了生死關頭，這當媽的是會把孩子踩在腳底下墊著自己活命，還是至死都要護著孩子？

結果讓這幫日本人失望了，也讓他們見識了啥叫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