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底層民眾來說，如何擺脫困境，是他們當前所急需解決的問題，但困境的擺脫并不在于所謂的個人奮斗，因為一個群體的困境并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而要解決群體的困境，就必須有解決整個群體的能力以及恒心才行。僅僅靠著個人奮斗無法使得整個群體完全脫胎換骨，而底層民眾擺脫自己的困境依賴什么？依賴的是時代的變化而非個人奮斗，因為時代的一粒塵落在個體身上就是一座山。

《烏鴉住宅區(qū)》是一部現實主義影片，本片主要講述的故事就是底層民眾擺脫個人困境的困境。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安德斯一家住在一個混亂的街道上，父親酗酒，母親只能靠著給別人當傭人賺一點點錢，安德斯郁郁不得志，只能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在寫小說上，以此來排解苦悶。某一天，安德斯收到一封來信，信里邀請他去斯德哥爾摩座談，安德斯以為這就是他改變命運的曙光，然而去了之后才發(fā)現，這種邀請對于改變他的生活來說并沒有什么用。此后他郁郁寡歡，即便是身邊的女友不離不棄，他依舊是無法對于生活擁有一點點信心。安德斯最終決定要走出去，然而走出去并不容易。

本片基本上為觀眾們闡述了一種困境，這種困境是被困在底層的民眾們常有的一種心態(tài)，如何出去？如何出去？這個問題拋給影片中的所有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同安德斯一樣對于出去有一種另類的理解。安德斯的出去意味著可以擺脫這個社區(qū)的存在，可以找到一個自己心中理想的港灣來生存，但是這種幻想來源于幻想，在現實之中，安德斯即便是出去，他又何以謀生呢？

生活方式的提高本質上是一種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很漫長也可以很無聊，但是更多的時候，這個過程是必不可少的，都是需要個人一點點的努力得來的。即便是影片中想要表達的個人奮斗來獲取這個過程，本質上也是要奮斗的，這個過程并不會從天而降。

安德斯將自己的悲劇全部歸結于這個社區(qū)，但這個社區(qū)又有什么錯呢？這條街道又有什么錯呢？這個國家又有什么錯呢？個人的發(fā)展真的是可以獨立于時代，獨立于國家而存在嗎？想必經歷了近四十年來的觀眾們對于這樣的問題似乎可以有答案。

如果一個國家失敗了，那么個人的成功是成功還是失敗，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很好的發(fā)展，即便是安德斯這樣的普通人獲得了超脫于自己原有社區(qū)的發(fā)展，那么這種發(fā)展是真正的發(fā)展嗎？安德斯無法回答的問題可以從我國的發(fā)展當中找到一種答案。發(fā)展本身的不均衡性是現實存在的，如何顧及這種不均衡性就可以考驗一個國家的治理水平。我們是任由一個地區(qū)發(fā)展，還是要將發(fā)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是要謀求某一個地區(qū)的與世界接軌，還是說要讓所有的地區(qū)在自己原有的基礎上都有所提升？答案當然是后者。

但是如何要讓所有的地區(qū)都有所提升，僅僅靠著個人的奮斗能實現嗎？安德斯可以離開自己的家鄉(xiāng)，前往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但是千千萬萬個安德斯都能這樣做嗎？當然不能，安德斯自以為超脫了自己的家鄉(xiāng)，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追求遠高于這里的普通人，甚至于自己認為自己命不凡，然而等到安德斯真正的帶著個人主義的夢想來到了斯德哥爾摩之后，他將會遇到的可以想象了。

當一個地區(qū)匯集了越來越多的優(yōu)秀的人，其結果就如同安德斯被邀請到斯德哥爾摩座談一樣，它依舊是這群人里面認知最匱乏的人，只不過這個時候，他更加沒有依靠了，沒有了家庭，沒有了女友，他真的能活得比家鄉(xiāng)更好的生活嗎？這里需要打一個問號。

假設安德斯成功的離開了家鄉(xiāng)，同時也成功了，但這對于家鄉(xiāng)在安德斯眼中的那些不成功的人來說，還有意義嗎？好像也沒有。問題依舊是沒有解決，一切依舊是照舊。安德斯的成功大概率無法帶動家鄉(xiāng)的成功，而千萬個安德斯的成功呢？同樣的，他們的成功跟家鄉(xiāng)沒有關聯。因為超脫出時代的個人奮斗與時代中的普通人并沒有關聯。那么如何才能解決安德斯家鄉(xiāng)的問題呢？

相信經歷了我國現代化發(fā)展史的每一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答案，回答很簡單，從時代的層面上，從國家的層面上要轉換發(fā)展路徑，只有從時代的層面上，從國家發(fā)炸的層面上不斷地調整，我們才有可能在不同的地區(qū)找到不同的發(fā)展模式，最終讓安德斯的家鄉(xiāng)得到更好的發(fā)展。

如果安德斯的家鄉(xiāng)得到了更好的發(fā)展，那么安德斯還會背井離鄉(xiāng)嗎？自然是不會的，無需背井離鄉(xiāng)就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且肉眼可見的生活是一天天好起來的，這對于安德斯來說何嘗不是一種改變，這樣的話，所謂的被困住就有了答案，然而這是1963年，作為后來人，只能帶著點遺憾來看。

你好，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