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西柏坡。周恩來拉著一個炮兵旅長的手，對毛澤東說了一句話。毛澤東抬眼打量片刻，笑著回答：很像高崇民同志。

這句話，把兩個人、兩代人、跨越近二十年的命運，瞬間連在了一起。而這一切的起點，是一本叫《活路》的秘密刊物，和一個被蔣介石兩度通緝的東北人。

高崇民這個名字，在民國史料里出現(xiàn)的頻率不低，但他的人生軌跡，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始終站在擋子彈的那一側。

1909年，他考入奉天省立農林學校，兩年后秘密加入同盟會遼東支部。辛亥之后，他旅日留學，回國后輾轉于新聞、教育、政務之間，后來還做了張學良的秘書。這個位置很微妙——既能看到東北軍最核心的決策，又不受任何一方完全掌控。

1931年9月18日，炮聲炸響沈陽。高崇民沒有等到張學良下令抵抗，因為命令根本沒來。他隨后化裝入關，赴北平，9月27日與閻寶航、杜重遠等人在西單牌樓舊刑部大街12號正式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任常務委員。這是九一八后最早的東北流亡民眾抗日團體之一，會員逾四百人。

據(jù)當時同僚回憶，高崇民有一個特點格外突出：敢當面說難聽話。九一八之后，他當面質問張學良為什么不抵抗，言辭之尖銳，已經(jīng)遠超一般人的"提醒"。這種敢言，讓他成了張學良眼中的諍友，也讓他在各方勢力眼中越來越扎眼。

1933年7月，"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被何應欽勒令解散。同年9月18日，他與閻寶航、盧廣績等秘密建立"復東會"，并公開表態(tài)：如果蔣介石不抗日，就不擁護他。這句話，直接觸怒南京。蔣介石隨即下令通緝高崇民。

就在這一年前后，他結識了共產黨人孫達生。兩人來自不同背景，卻在抗日這件事上越走越近。思想上的變化不是一夜之間發(fā)生的，但此后他的每一步，都在靠近中共提出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向。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fā)。高崇民奔走于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共方面之間，始終主張和平解決，爭取"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他還被任命為張楊政治參議機構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參與起草了張楊聯(lián)署的八項抗日主張。這一系列活動，在周恩來心中留下極深的印象——這也是多年后，他在西柏坡第一眼認出"那張臉"時，隨口問出那句話的原因。

高崇民在外奔走，家里的擔子壓在妻子李素質一個人身上。1929年5月，李素質在沈陽病逝。三個孩子，大兒子高存信當時還不到二十歲。母親走得急，父親不能回家，這種失落和冷硬，在一個少年心里留下的痕跡，往往比任何道理都深。

兩年后，九一八來了。高存信在老家看到的，是祖父高東園組織鄉(xiāng)勇、舉起土槍土炮試圖護村的場面。

一邊是大軍潰敗如潮，一邊是老人臨危不懼。這種反差，讓"靠誰來保這個家"不再是抽象的問題。

1932年，他乘船經(jīng)營口、天津，輾轉到北平投奔父親。1933年，在父親建議下報考南京黃埔軍校第十期，順利入讀炮兵本科。這個選擇并不意外：抗日要軍隊，軍隊要大炮，黃埔是當時最系統(tǒng)的軍事院校。高崇民雖與國民黨高層多有齟齬，但他清楚，兒子要有真本領，必須進正規(guī)的軍事體系。

黃埔畢業(yè)，高存信被分配到中央軍炮一旅。但他還沒來得及正式到任，父親的政治麻煩就燒到了他身上。國民黨方面已經(jīng)開始盯著高崇民，連帶著這個軍校出身的兒子也受了牽連。他不得不立即離開南京，轉投東北軍，被分配到洛陽炮兵第六旅第十二團，從"天子門生"變成了東北軍的一名排長。

西安事變期間，炮六旅旅長黃永安背叛張學良，第十二團被包圍繳械。張學良失去自由后，整個東北軍四分五裂，蔣介石趁機分化收編，高存信所在部隊也難逃這個結局。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炮六旅奉命從洛陽開赴河北，在正定浮沱河一線與日軍接觸，很快被打得支離破碎。大批火炮、槍械來不及轉移，就丟在了戰(zhàn)場上。高存信親眼看著這一切，那種被敵人打崩卻無能為力的屈辱感，不是事后能用語言描述的。

就在這段時間，他聽說了另一件事：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伏擊日軍，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同樣面對日軍，一邊潰不成軍，一邊能打出戰(zhàn)績。高存信開始想一個問題：這兩支軍隊，差別究竟在哪里？

想清楚之后，他給北平的父親寫了一封信，說想去延安。高崇民當即支持，寫了一封推薦信，托周恩來轉交。

1937年底，高存信離開國民黨軍，經(jīng)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安排，徒步輾轉抵達延安。從黃埔炮兵到八路軍教員，路線完成了關鍵轉折。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到達延安的半年后，父親也親自來到陜北，與毛澤東、周恩來多次會談。父子兩人，在同一片黃土上，卻難得見上一面。

延安的八路軍，對炮兵的渴望可以用"饑渴"來形容。步兵敢打敢拼，但攻堅戰(zhàn)一多，沒有炮兵就總要吃虧。高存信一到延安，立刻被安排在抗大四隊擔任教員，主講炮兵技術。

1939年9月，他出任東北干部隊隊長。這支被簡稱為"東干隊"的部隊，原定是要開赴東北在敵后發(fā)展抗日武裝的，成員多為東北籍干部和原東北抗聯(lián)人員。1940年春，高存信到西安一帶活動，順路想探望父親。卻發(fā)現(xiàn)父親主持的"東北抗日救亡總會"陜西分會已被國民黨查封，原址附近布滿特務和偵緝人員。察覺到危險后，他只得匆忙撤離，沒能見成。這段遺憾，后來每次提起都難以釋懷。

由于戰(zhàn)略形勢變化，中央最終決定東干隊不進東北，轉而留在晉察冀根據(jù)地。1945年2月，晉察冀軍區(qū)正式組建炮兵干訓隊，高存信任隊長。條件極其簡陋：沒有教材，就自己編；沒有真炮，就用木頭鐵皮仿制模型，靠畫圖、擺沙盤講射擊原理。繳獲的少量火炮被集中起來，優(yōu)先給干訓隊練用。一支炮兵部隊，就這樣在"邊打仗邊辦校"的狀態(tài)下建起來了。

訓練成型后，晉察冀軍區(qū)在干訓隊基礎上組建炮兵團，高存信出任團長。1947年6月，炮兵團擴編為炮兵旅，高存信任旅長，隨即參與青滄戰(zhàn)役、清風店戰(zhàn)役等系列華北重要戰(zhàn)役，逐漸形成一支能打硬仗的炮兵拳頭力量。

延安、華北的這幾年，高存信幾乎把全部精力壓在炮兵建設上。看起來沒什么"浪漫色彩"，但正是這種一點一滴的積累，讓解放戰(zhàn)爭后期的華北戰(zhàn)場不再完全依賴其他戰(zhàn)區(qū)的火力支援。這也是1948年8月，中央軍委要他專程去西柏坡匯報的原因。

1948年8月下旬，高存信從華北前線出發(fā)，一路輾轉到了西柏坡。同來的，是華東野戰(zhàn)軍炮兵縱隊司令員陳銳霆。

一個代表華北炮兵，一個代表華東炮兵，兩人身份頗為"對稱"——但誰都知道，華東炮兵的成長速度明顯快于華北，這次匯報，華北這邊某種意義上是來"補課"的。

到了西柏坡，按慣例先去拜訪各位中央首長。不巧中央正在開會，走了幾處都沒見到人。來到周恩來住處時，周恩來還沒回來，鄧穎超把他們迎進屋，安頓好茶水。陳銳霆早年見過周恩來，不算陌生；高存信則是"久聞其名"——當年到延安，就是憑著父親寫給周恩來的那封信，但兩人始終沒有見過面。此刻要面對面交談，他心里的緊張程度，一點不比上戰(zhàn)場輕。

周恩來趕回來，進門就先和陳銳霆打招呼，夸了句"豫東戰(zhàn)役打得好"，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轉眼看到高存信，他略微打量了一下，問出了那句話：你和你父親高崇民，還有沒有聯(lián)系？這句話不只是寒暄，更帶著對那一代東北愛國人士的惦念。高存信只能如實回答：自己和父親多年幾乎沒有見過面。

毛澤東給出的答復出乎意料地爽快——前線同志想見，就見。當晚，周恩來便帶著高存信和陳銳霆，來到毛澤東住的窯洞。院子里種滿向日葵，花盤一片金黃。推門進屋時，毛澤東正和葉劍英低聲交談，見有人來，起身迎接，逐一握手。

高存信一時不知如何開口。周恩來似乎看出了他的拘謹，拉著他的手，對毛澤東半開玩笑地說：主席，你看他長得像誰？毛澤東抬眼仔細打量，隨即笑道：很像高崇民同志嘛！周恩來接著說：他就是高崇民的兒子。

短短幾句，把西安、北平的往事，與西柏坡小院的此刻，全部連在了一起。高崇民當年在《活路》里提出的"三位一體"，如今已經(jīng)在全國解放戰(zhàn)爭的大局中變成了現(xiàn)實：各戰(zhàn)場正在匯合，準備拿下最后的城池。

談到炮兵，毛澤東說得很實在：你們過去都在黃埔軍校學炮兵，要把炮兵搞好，建設一支強大的炮兵。這既是鼓勵，也是要求。高存信從西柏坡返回后，立即投入太原戰(zhàn)役、新保安戰(zhàn)役等關鍵攻堅。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入城式，他率部列隊走過北平街頭，受到市民夾道歡迎。

1949年5月，炮二旅正式改建為華北軍區(qū)特種兵部隊司令部，高存信任司令員。1950年改稱華北軍區(qū)炮兵司令部，他繼續(xù)擔任司令員。

此后，他歷任志愿軍炮兵指揮所司令員、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高崇民在東北、在北京，走的是另一條路：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父親從政從統(tǒng)戰(zhàn)，兒子從軍從炮兵，各守一方戰(zhàn)線，都在新中國的骨架上撐起了各自的一塊。

1971年7月29日，高崇民在北京病逝。那本《活路》，從1936年的秘密油印本，到后來被寫進黨史，走完了它該走的路。

而那個夏夜在西柏坡，毛澤東笑著說出"很像高崇民同志"的瞬間，是兩代人選擇的一次最簡短的總結：不同的道路，指向同一個方向；不同的戰(zhàn)場，打的是同一場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