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節(jié)前后，網上就會帶起一股“二十六，燉豬肉”的刷屏節(jié)奏。有營銷號甚至對春晚等官方渠道的“二十六，去買肉”表達不滿，稱是為照顧宗教禁忌的和稀泥。

遺憾的是，這番攻擊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無論“二十六，燉豬肉”還是“二十六，去買肉”，兩者來源都受眾狹窄，甚至不如讓南方觀眾一臉問號的“過節(jié)吃餃子”。倒是與李自成把福王做成“福祿湯”傳說疑似有關。

若要判斷一個民俗是不是全國標配，最簡單方法就是看它的流傳范圍和文獻記載。咱們先拿大家最熟悉的“過節(jié)吃餃子”做個對比，很多南方人就對其不以為然。

可是，“二十六，燉豬肉”“二十六，去買肉”，甚至比至少在北方大部分地區(qū)取得共識的“過節(jié)吃餃子”還差得很遠。

多年輿論宣傳 讓餃子早已不再是一個食品符號

綜合《中國歌謠集成》、《中國民間文學集成》、《中國年俗文化概觀》以及各地方志、各類民俗著作等對各地過年歌謠的統(tǒng)計：

單獨提及豬肉的有約17條，采集自京（大興區(qū)、東城區(qū)），津（西郊區(qū)），冀（承德縣、邯鄲縣南呂固村），豫（西峽縣回車鄉(xiāng)花園村），魯（臨清市胡里莊鎮(zhèn)、曹縣），吉（德惠縣黑林子、扶余市），遼（北鎮(zhèn)縣、寬甸縣、盤山縣），寧（青銅峽市小壩鎮(zhèn)）。

營銷號無中生有“二十六，燉×肉”

同時，提及豬肉與其它肉（羊肉或雞肉）的有約3條，采集自魯（臨清市胡里莊鎮(zhèn)）、豫（駐馬店市區(qū)）、滬（崇明島）。

單獨提及其它肉（羊肉或牛肉）的有約3條，采集自晉（臨縣）、遼（長?？h獐子島）。

“二十六，燉豬肉”原話并不存在于民間

未明確提及為何種肉、只模糊地說“肉”“年肉”“大肉”等的有約35條，采集自京（東城區(qū)、海淀區(qū)），津（東麗區(qū)、河北區(qū)、南開區(qū)、西郊區(qū)、南郊區(qū)葛沽鎮(zhèn)），冀（張家口），魯（棗莊市中區(qū)郭里集鄉(xiāng)），豫（開封、焦作、南陽、遂平縣車站鄉(xiāng)），陜，晉（晉東南地區(qū)、潞城縣），黑（阿城縣、依蘭縣），吉（梅河口市），遼（丹東市），鄂（武漢），蘇（丹徒縣世業(yè)鄉(xiāng)），新（兵團石河子）。

需要注意的是，豬肉對應的日期未必是“二十六”，有12條左右對應的是“臘八”“二十七”“二十八”“過年”等，這種情況只在提及豬肉的這類歌謠中出現(xiàn)；并且忙年歌在方志中記錄極少，更多地存在于民歌采集中。

南方網友都對“二十六”風俗表示懷疑人生

由此可知，真實情況與營銷號聲稱的相反，“二十六，燉豬肉”不僅不是“全國標配”，甚至連同變體在內的留存地區(qū)僅大概5處，還不如營銷號看不上的官媒版“去買肉”“燉大肉”。忙年歌無論形式如何，僅零星分布于北方，很難存在于長江以南與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qū)。

民俗學家鐘敬文指出“民俗，即民間風俗，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chuàng)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按照這個標準，并不“廣大”的“二十六，燉豬肉”連“區(qū)域性民俗”都算不上。

既然“二十六，燉豬肉”是小眾習俗，為什么還能全網刷屏？答案非常扎心：這根本不是民俗的自然流傳，而是一場人為夸大的“偽傳統(tǒng)造神運動”。

事實上，直到2000年以后，隨著互聯(lián)網的興起，“二十六，燉豬肉”才逐步入侵大眾視野。這場偽傳統(tǒng)造神運動，主要有兩個推手：

第一是“民俗簡化”的粗暴洗腦。隨著城鎮(zhèn)化、原子化加速，很多年輕人對傳統(tǒng)民俗越來越陌生。一些營銷號、小團體打著“傳統(tǒng)文化”的旗號，刻意將博大精深的春節(jié)民俗簡化成“從臘八到過年的固定流程”，把小眾風俗當成“全國標配”——它不需要了解南北地域文化差異，簡單粗暴易洗腦，卻也徹底消解了人們對傳統(tǒng)民俗的選擇自主性。

第二是“商業(yè)營銷”的刻意炒作。對于無良商家而言，“二十六，燉豬肉”是一個絕佳的“營銷噱頭”，通過網紅編造“老祖宗傳下來的規(guī)矩”的配文視頻放大這一概念，借“偽傳統(tǒng)”將臘月二十六營造為銷售旺季，制造“不燉豬肉就沒年味兒”的焦慮，忽悠消費者買買買。

燉豬肉背后可能與明朝福王的結局有關

如果說偽傳統(tǒng)的夸大傳播將人洗腦，那么“二十六，燉豬肉”背后可能隱藏的血腥傳聞更加勁爆。它與另一句“洗福祿”，看似喜慶，但大概率和明末李自成起義時，將福王朱常洵做成“福祿湯”的傳聞有關。

福王朱常洵享有大國、著聲藩輔，卻極度貪婪殘暴。不僅兼并土地、橫征暴斂，而且民間藉藉，謂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于大內。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陽，抓獲福王朱常洵，隨后將其處死。

福王的奴隸莊園規(guī)模 已經堪比任一朝貴族封田總和

當然，正史《明史·卷一百二十·諸王五》只言及“賊跡而執(zhí)之，遂遇害”，未見“福祿湯”。

《明福王朱常洵壙志》則記載，福王“慷慨激烈，與城俱亡”，死后“祭葬從優(yōu)，一切喪禮視諸藩倍”。說明福王尸體并未被當作“福祿湯”食材！

福王被宰殺吃肉的事跡多見于野史傳聞

然而，明末清初的野史和民間傳聞中，卻有李自成將福王做成福祿湯的另一種說法。吳偉業(yè)《綏寇紀略·卷八》有云：賊置酒大會，以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意思是李自成將福王的肉和鹿肉混在一起煮，稱之為“福祿酒”（“?！敝父Ｍ?，“祿”與“鹿”諧音）。

后來，這在民間逐漸演變?yōu)椤案５摐眰髡f，宣泄對明朝權貴貪財（祿）、奢靡（養(yǎng)鹿）的不滿。

福祿湯的故事傳播符合民間的最樸素愿望

但“殺豬頭”、“洗福祿”忙年歌散布的地點，恰好被闖軍活動過的地區(qū)覆蓋，這并非簡單的“巧合”。在福王被處死前一個月，李自成大軍兵臨洛陽城，完全有理由故意放出“殺豬（朱）頭”“洗福祿”的讖語，瓦解福王的抵抗意志。

此外，《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記載，李自成的父母婚后久久不孕，于1605年二月進香武當祈嗣，獲得道士梅三島贈藥，果然生下李自成。要知道，開創(chuàng)武當的張三豐曾以元朝遺老自居，多次拒絕明朝offer，“洗福祿”風俗又源于道教文化。這不免令人聯(lián)想，道教、李自成與明朝之間的微妙關系對“洗福祿”成為年俗的影響。

李自成因其父武當求子而誕生的記載

隱含著武當對祖師張三豐抗拒明朝情緒的延續(xù)

傳統(tǒng)的魅力，往往在于其背后的傳承與堅守。無論北方的餃子，還是南方的湯圓，每一種民俗都承載著每一戶尋常人家的美好期盼，沒有高低貴賤，更不存在什么統(tǒng)一標準。

哪怕福祿湯這種辣眼睛傳聞，背后亦是某種民間情緒的激烈表達。只要樸素理想尚未實現(xiàn)，恐怖橋段就會被一代代傳送下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