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組橫跨晚清至民國的老照片，從軍工革新、文脈童年、市井雅趣，拍到軍隊腐朽、亂世匪患與民間生計，拼接出近代中國最鮮活的百態(tài)圖景。

這張照片，由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于1872年在南京金陵機器制造局拍攝，左側(cè)單膝跪地的男子正是攝影師約翰·湯姆遜本人，他正親自操作這臺新式武器。右側(cè)兩位身著傳統(tǒng)長衫、頭戴瓜皮帽的男子，是金陵機器制造局的中國官員或技術(shù)人員。

這臺看似加特林機槍的武器，實際上是蒙蒂尼機槍，一種由比利時人發(fā)明的37管速射武器。它通過手搖驅(qū)動，可在短時間內(nèi)傾瀉大量火力，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機關(guān)槍”之一。金陵機器制造局的廠房外墻，地面上整齊碼放著大量彈藥筒，顯示出這是一個專業(yè)的軍工生產(chǎn)和測試場地

1896年春，湖南長沙巡撫署后花園，國學大師陳寅恪平生留下的第一張照片。

照片中，右一的孩童正是年僅6歲的陳寅恪，他正伸手握住前面的小樹，其余四位孩童是他的兄弟姐妹，從左至右依次為：陳康晦、陳隆恪、陳新午、陳方恪。

1896年，正值甲午戰(zhàn)爭后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的年代。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時任湖南巡撫，他與父親陳三立在湖南大力推行新政，創(chuàng)辦時務學堂、南學會等，使湖南成為全國維新運動的中心。

清末民初，揚州大明寺西園，中外人士在“天下第五泉”旁的合影瞬間。

照片中清晰可見石碑上的“第五”二字，這正是揚州大明寺內(nèi)著名的“天下第五泉”。它的得名源于唐代品泉家劉伯芻的品評，在《煎茶水記》中，揚州大明寺水被列為天下宜茶之水的第五位。

石碑后方的雙層飛檐亭閣，是為保護泉水而建的“第五泉亭”（也叫美泉亭），始建于北宋歐陽修任揚州知州時，后歷經(jīng)重建。

如今大明寺山墻上“天下第五泉”的石刻，出自清代書法家王澍之手。據(jù)《揚州畫舫錄》記載，王澍因身患痔瘡無法重新書寫，便將無錫惠山“天下第二泉”的拓片上的“二”字鑿改為“五”，再刊石于此，成為一段文壇趣話。

清末，一名清軍士兵留著標志性的長辮，身著一件寬大且不合身的號褂，背后的圓形“兵”字依稀可見。 他的衣著破舊、沾滿污漬，身形佝僂，神態(tài)萎靡，與路邊的乞丐幾乎無異，完全沒有軍人應有的精氣神。

他站在一處破敗的土墻前，旁邊是一個簡陋的小攤，這很可能是一處城門口或營盤外的場景。整個環(huán)境荒涼、破敗，與士兵的形象相得益彰，共同構(gòu)成了一幅王朝末日的景象。

到了清末，八旗和綠營早已喪失了戰(zhàn)斗力，士兵多為老弱病殘，他們的軍餉被層層克扣，連基本的溫飽都難以保障，更談不上訓練和裝備。很多士兵為了糊口，不得不兼職做小買賣，就像照片中這樣，在軍營外擺攤，軍隊成了他們混日子的地方。

這張照片拍攝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初八日，地點在今遼寧錦州，記錄了遼西巨匪周恩波被梟首前的最后時刻，他身著厚實的棉衣，雙臂被麻繩反綁于身后，腳踝套著沉重的木質(zhì)腳鐐，站在一塊木板上。盡管即將被處決，他的神情卻異常平靜，甚至帶著一絲桀驁。周恩波是清末活躍在錦西（今葫蘆島）虹螺山一帶的匪首，麾下有匪眾千余人，人稱“山大王”。

清末的東北，由于清廷統(tǒng)治力衰弱，匪患成災，各路“胡子”嘯聚山林。官府為了維持統(tǒng)治，常采用“招安”的策略，將匪首收編為地方軍官，張作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周恩波也曾接受招安，但因無法忍受約束而再次反叛，最終落得被梟首的下場。

1906年，新軍將領(lǐng)盧永祥曾率部圍剿虹螺山，周恩波率眾逃脫。1907年，他在錦州城西被設(shè)卡的新軍抓獲，經(jīng)審訊后被判處極刑。

民國時期，南方山區(qū)一戶普通農(nóng)家，房屋是典型的干欄式草棚，以竹木為架，茅草覆頂，墻壁用竹篾編織而成，通風透氣但簡陋不堪，是南方山區(qū)常見的民居形式。

照片中坐在門口的老農(nóng)，穿著厚實的棉衣，神態(tài)安詳，最顯眼的就是兩頭大肥豬，在當時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社會，豬是農(nóng)家最重要的“活資產(chǎn)”和“移動儲蓄罐”。那時的豬主要靠剩飯、泔水、豬草和野菜喂養(yǎng)，生長周期長，一頭豬從仔豬養(yǎng)到出欄，往往需要一年甚至更久。這兩頭肥豬不僅是家庭一年辛勤勞作的成果，更是應對婚喪嫁娶、災荒年景的重要經(jīng)濟保障，是衡量一戶農(nóng)家殷實程度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