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將“保護”幌子，遮蔽民生之痛——評成品油臨時調控措施的邏輯悖謬
文/葉雨秋

2026年3月23日，國家發(fā)改委一紙公告引發(fā)輿論嘩然：在美以伊沖突推升國際油價的背景下，國內成品油價格本應每噸上調2205元、2120元，最終卻以“保護民生”之名僅上調1160元、1115元。這一“折中方案”被部分專家解讀為“及時有力舉措”，卻掩蓋了一個荒誕的現(xiàn)實——當國際油價處于100美元/桶的合理區(qū)間時，中國消費者仍需承受比美國市場高出30%的油價；當政府試圖用“少漲”彰顯民生關懷時，卻選擇性忽視了定價機制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這種將“保護”異化為“施舍”的邏輯，不僅無法真正減輕民生負擔，更暴露了能源市場化改革的深層困境。
一、臨時調控：一場“半市場化”的荒誕劇
中國現(xiàn)行成品油定價機制的核心是“10個工作日調整周期+40-130美元/桶調控區(qū)間”。這一機制看似建立了與國際油價的聯(lián)動關系，實則通過行政手段人為割裂了市場供需的真實傳導。當國際油價在調控區(qū)間內波動時，國內價格雖能每10個工作日調整一次，但調整幅度始終受制于“最高零售限價”的隱性約束；而當國際油價突破130美元/桶時，機制更明確規(guī)定“少漲或不漲”，將風險完全轉嫁給煉油企業(yè)。這種“半市場化”設計，本質上是用行政干預替代市場競爭，用價格管制掩蓋壟斷弊端。
此次臨時調控措施的出臺，正是這一邏輯的延續(xù)。在美以伊沖突導致國際油價短期飆升的背景下，發(fā)改委通過“砍半”上調幅度，試圖在“遵循機制”與“保護民生”之間尋找平衡點。但問題在于：既然現(xiàn)行機制已包含“天花板價”設計，為何還要額外出臺臨時措施？若國際油價持續(xù)突破130美元/桶，政府是否會進一步干預？這種“一事一議”的調控方式，不僅破壞了機制的穩(wěn)定性，更讓市場主體無所適從——煉油企業(yè)無法根據(jù)成本變化制定生產計劃，消費者難以形成穩(wěn)定的價格預期，最終導致整個能源市場的扭曲。
更諷刺的是，所謂“少漲”帶來的民生減負效果，實則微乎其微。以每噸汽油少漲1045元計算，折合每升僅減少0.8元左右。對于普通車主而言，每月加油成本僅降低幾十元；但對于煉油行業(yè)而言，這意味著數(shù)十億元的利潤損失——這些損失最終可能通過減少研發(fā)投入、壓縮環(huán)保支出等方式轉嫁，反而可能對民生造成更隱蔽的傷害。
二、價格悖論：中國油價為何“高企難下”？
臨時調控措施的爭議，本質上是公眾對“中國油價高于國際市場”這一長期現(xiàn)象的不滿爆發(fā)。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汽油價格中稅費占比約20%，而中國稅費占比高達30%-40%；當國際油價為100美元/桶時，美國汽油零售價約為3.5美元/加侖（約合6.2元/升），而中國95號汽油價格已突破9元/升。這種差距的形成，既有稅收結構差異的因素，更與定價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不足密切相關。
在美國，成品油價格完全由市場供需決定，政府僅通過稅收調節(jié)收入分配。石油公司每天根據(jù)國際原油價格、煉油成本、運輸費用等因素調整批發(fā)價，競爭機制確保價格始終貼近成本邊際。而在中國，定價權集中于發(fā)改委，價格調整需綜合考慮CPI、企業(yè)利潤、社會穩(wěn)定等多重目標。這種“多目標約束”導致價格信號嚴重失真：當國際油價下跌時，國內價格因“地板價”設計無法同步下調，差額資金被納入風險準備金；當國際油價上漲時，價格調整又因“民生負擔”考量滯后或打折，最終形成“跟漲不跟跌”的輿論質疑。
更關鍵的是，定價機制的市場化改革始終停滯不前。盡管2013年現(xiàn)行機制實施后，調價周期從22個工作日縮短至10個工作日，但“政府定價”的本質未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石油市場早已形成“原油生產-煉油加工-終端銷售”的全產業(yè)鏈競爭格局，五大石油公司市場份額不足50%，獨立煉廠和加油站占據(jù)半壁江山。而在中國，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國企控制著90%以上的原油產量和70%以上的煉油能力，市場競爭嚴重不足。這種壟斷格局下，定價機制再完善，也難以真正反映市場供需。
三、改革方向：從“行政調控”到“市場治理”
要破解成品油定價的困局，必須跳出“調與不調”“漲與不漲”的表層爭論，直面市場化改革的深層矛盾。具體而言，需從以下三個方面突破：
第一，放開價格管制，讓市場決定價格。 政府應逐步取消“最高零售限價”和“天花板價”設計，允許成品油價格在合理區(qū)間內自由浮動。對于國際油價短期劇烈波動，可通過建立“平滑機制”（如設置單次調價幅度上限）減少對民生的沖擊，而非直接干預價格水平。
第二，打破壟斷格局，引入多元競爭。 加快放開原油進口權和煉油產能審批，鼓勵民營企業(yè)、外資企業(yè)進入上游生產和中游煉化領域。通過降低市場集中度，形成“原油生產多元化、煉油加工競爭化、終端銷售差異化”的產業(yè)生態(tài)，讓價格真正由供需決定。
第三，優(yōu)化稅收結構，減輕民生負擔。 逐步降低成品油消費稅占比，將稅收調節(jié)功能從“抑制消費”轉向“引導綠色出行”。例如，可對高耗能車輛征收額外稅費，對新能源汽車給予補貼，通過稅收杠桿推動能源結構轉型

，而非簡單通過提高油價抑制需求。
成品油臨時調控措施的出臺，暴露了中國能源市場化改革的深層困境：當行政干預成為常態(tài)，市場機制必然退化；當壟斷格局難以打破，價格信號必然失真。真正的“保護民生”，不是用“少漲”制造短期安慰，而是通過深化改革建立長效機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競爭成為降低價格、提升效率的根本動力。唯有如此，中國油價才能擺脫“高企難下”的怪圈，真正實現(xiàn)“與國際接軌，與民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