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生開過兩次追悼會。

第一次是1937年，組織以為他犧牲了，在延安為他隆重召開了追悼會?？删驮谧返繒_過不久，他卻拖著一條被打碎的右腿，一路乞討爬回了部隊。

第二次是1993年，他真正離世。91歲的任弼時夫人陳琮英拄著拐杖前來送別，在靈前潸然淚下：“長征路上，我們已經(jīng)為段蘇權同志舉行過一次追悼會，可他沒有死，拖著打碎了的腳，一路乞討又爬回部隊……他這輩子，受過不少委屈。”

這位開了兩次追悼會的傳奇將領，就是段蘇權。

而他這輩子最讓人感慨的經(jīng)歷，除了長征路上的九死一生，還有1955年授銜時的那段往事:紅軍時期已是正師級，1952年評為準兵團級，按標準可授中將，最終卻只被授予“暫授少將”。

這不是故事，這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1916年，段蘇權出生在湖南茶陵一個普通農(nóng)民家庭。父親雖務農(nóng)為生，卻頗有遠見，省吃儉用送他讀了六年私塾和高等小學。

1932年8月，他帶領一批模范少先隊員參加中國工農(nóng)紅軍，任湘贛蘇區(qū)紅八軍政治部青年科科長。

1933年9月，年僅17歲的段蘇權升任湘贛軍區(qū)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參加鞏固發(fā)展湘贛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和多次反“圍剿”作戰(zhàn)。

1934年8月，他隨紅六軍團西征，任紅六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這段經(jīng)歷，為他后來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堅實基礎。

18歲擔任黔東獨立師政委，這是段蘇權革命生涯的第一個高光時刻，也是他正師級資歷的起點。

1934年10月，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六軍團準備從貴州回湘西，需要組建一支部隊掩護主力東進。

年僅18歲的段蘇權被任命為中共黔東特委書記兼紅軍黔東獨立師政委，師長為王光澤。這支部隊由800多人組成，僅有400余支槍，任務是偽裝成紅軍主力，牽制敵軍，掩護紅二、六軍團主力向湘西轉移。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掩護任務。黔東獨立師在黔東與敵周旋20余天，成功迷惑了貴州軍閥王家烈、四川軍閥劉湘，使其調(diào)集十個團的兵力圍攻獨立師。11月26日，在四川省秀山縣梅邑鎮(zhèn)，段蘇權率通訊班戰(zhàn)士沖鋒時，右腳踝被子彈擊穿，骨頭碎裂，鮮血直流，無法站立。

為了不拖累部隊，段蘇權主動要求留下。師長王光澤只得將他安置在貧苦農(nóng)民李木富家中。李木富夫婦冒著生命危險，將段蘇權藏在后山的山洞里，每天送飯送藥。

傷勢稍愈后，段蘇權拄著李木富請木匠做的拐杖，拿著一個土碗，開始了尋找部隊的漫漫長路。他一路乞討，從秀山到岳陽，從岳陽到萍鄉(xiāng)，再到醴陵，歷時九個多月，于1935年7月回到攸縣皇圖嶺，被茶陵老鄉(xiāng)劉維初收留療養(yǎng)40天。

最終，父親段生日將他接回茶陵老家。這一養(yǎng)傷，就是近三年時間。

組織以為他已犧牲，為他舉行了追悼會。1937年9月，段蘇權從報紙上得知紅軍已改編為八路軍，立即北上尋找組織。在太原八路軍辦事處，他見到了任弼時。

任弼時震驚不已：“段蘇權，我們已在方面軍黨代表會上給你開過追悼會了，原來你還活著！”

回到延安后，段蘇權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1938年任抗大政治教員，后調(diào)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教育科科長。

1939年進入中央馬列學院攻讀政治理論。1940年5月，他主動請纓奔赴抗日前線，任晉察冀軍區(qū)平北軍分區(qū)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共平北地委書記兼平北軍分區(qū)政委，領導創(chuàng)建平北抗日根據(jù)地。

抗戰(zhàn)勝利后，段蘇權率部收復張家口，任熱河軍區(qū)司令員。1947年，任冀熱察軍區(qū)司令員兼政委。1948年3月，在程子華力薦下，接替黃永勝出任東北野戰(zhàn)軍第八縱隊司令員。

在遼沈戰(zhàn)役中，段蘇權率八縱三萬余人南下北寧線，參與錦州外圍作戰(zhàn)，截斷錦州與義縣通道，圍殲敵軍暫二十二師兩個團。在遼西會戰(zhàn)中，八縱頑強攔截敵兵南逃營口，為殲滅廖耀湘兵團立下戰(zhàn)功。

新中國成立后，段蘇權先后任東北軍區(qū)空軍司令員、華北軍區(qū)空軍司令員。1951年，任志愿軍空軍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員兼空二軍軍長，協(xié)助劉震指揮作戰(zhàn)。

他親自學習飛行，在半年內(nèi)完成354次飛行訓練，成為當時少數(shù)能親自駕機的將領之一。

1952年，全軍進行干部評級。段蘇權被評為準兵團級。按照當時的評級標準，準兵團級將領一般對應中將軍銜。

1955年授銜時，全軍57位準兵團級將領中，53人授予中將，1人（賀炳炎）授予上將，僅有段蘇權、解方、袁也烈三人授予少將。

為何段蘇權是“暫授少將”？這背后有組織的多重客觀考量：

其一，他那段“掉隊三年”的歷史，組織得慎重對待。1934年11月至1937年11月，段蘇權因傷掉隊，與組織失去聯(lián)系近三年。雖然1937年歸隊時，任弼時已親自審查并恢復其組織身份，但這段“空白期”在1955年授銜前的審干中再次被關注。作為紅軍高級將領，為何能在敵統(tǒng)區(qū)安然度過三年？盡管調(diào)查結論確認段蘇權沒有問題，但“有歷史遺留問題”的備注，成為他軍銜評定的重要考量因素。

當然，這并非針對段蘇權一人。1955年授銜時，有多位將領因類似歷史問題被“暫授”低銜。如解方因抗戰(zhàn)中期才入黨，缺乏紅軍時期資歷，也被暫授少將。組織的原則是：寧可從嚴，不可冒進；寧可低授，不可高授。這是對歷史負責，也是對個人負責。

其二，他的戰(zhàn)功履歷，組織得綜合考量。雖然段蘇權在紅軍時期已是師級干部，但黔東獨立師是臨時組建的偏師，僅800余人，存在時間僅一個月，與主力師的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語。抗戰(zhàn)時期，平北軍分區(qū)地處偏遠，未經(jīng)歷大規(guī)模戰(zhàn)役。

解放戰(zhàn)爭時期，段蘇權在遼沈戰(zhàn)役中雖立下戰(zhàn)功，但也出現(xiàn)了一些指揮失誤：錦州外圍作戰(zhàn)中，因請示封鎖哪個機場而延誤戰(zhàn)機；小紫荊山陣地失守后未及時上報，試圖自行奪回，導致受到了批評，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授銜。

其三，名額減少，組織需要平衡全局。 1955年授銜前，高層提議壓縮上將、中將名額。原定的177名中將被壓縮至175人?？偢刹坎拷?jīng)過反復研究，決定在空軍和海軍系統(tǒng)各減少一個中將名額。段蘇權因歷史問題被選中，由中將改授少將。

這不是組織不公。授銜工作涉及數(shù)千名將領，必須綜合考慮資歷、戰(zhàn)功、職務、貢獻、影響等多方面因素，平衡各大軍區(qū)、各兵種之間的整體格局。段蘇權的遭遇，是這一復雜過程中的一個縮影。

面對“暫授少將”，段蘇權心里有落差也是能理解的。 按他的革命資歷，從蘇區(qū)到長征，從抗日到解放，全程都在一線拼殺，怎么看都該有個匹配的軍銜。

一個十七歲就參加革命，九死一生走過來的老紅軍，看著身邊不少資歷、戰(zhàn)功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被授予中將，心里難免有落差。

但他沒有跟組織鬧，也沒有到處發(fā)牢騷。他靜下來回想自己的革命路，當年一起參軍的戰(zhàn)友，多少人死在了長征路上，死在了抗日的戰(zhàn)壕里，連個名字都沒留下。

自己能活著看到新中國成立，能安穩(wěn)站在授銜的現(xiàn)場，已經(jīng)是萬幸。軍銜高低，說到底就是一個名分，比起革命的初心，這點得失根本不算什么。

1955年授銜那天，他站在少將行列里。他的周圍，是當年他親自指揮的團長；前排的中將行列中，有幾位當年在他手下當過師長；再前排的上將行列中，則站著曾與他同樣擔任縱隊司令員的戰(zhàn)友。有同事小聲說：“老段，你該站前邊去，向前走兩排?！彼麉s淡淡一笑：“組織上叫我站這里，我就站這里。 ”這句話，體現(xiàn)了一名老共產(chǎn)黨員的黨性覺悟。

此后幾十年，他再也沒有因為軍銜的事有過半句怨言，始終守著一個老紅軍的本分，該干啥干啥，后來還去了抗美援朝戰(zhàn)場，在前線指揮作戰(zhàn)，回國后又投身空軍建設，踏踏實實干好每一件事。

授銜后，段蘇權歷任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福州軍區(qū)副司令員、解放軍軍政大學副校長、軍事學院政委等職。

他全身心投入軍隊建設，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軍事人才。1964年，他擔任中國駐老撾桑怒工作組組長，在老撾工作三年，為老撾人民的抗美救國事業(yè)作出重要貢獻。

他始終淡泊名利，隨遇而安。 一次到昆明出差，他沒有找熟人，悄悄住進招待所。

登記時寫明“段蘇權，男，48歲，湖南茶陵人，干部，工作組組長，6級”。服務員不信，自作主張改為16級，安排他住三人間。

段蘇權坦然接受，沒有爭辯。兩天后，昆明軍區(qū)副司令員陳康聽說他來了，趕到招待所探望，服務員才知道這位工作組組長真的是行政6級。這件事成為戰(zhàn)友們提起段蘇權時的笑談。

他重情重義，終生不忘救命恩人。 1950年，他聯(lián)系上當年收留他的茶陵老鄉(xiāng)劉維初，派人探望，還將劉維初的兒子接到東北讀書，送進大連工程學院，后來成為高級工程師。此后幾十年，他一直關心劉維初的生活，多次接老人到北京居住。

對于當年在秀山救他一命的李木富，他尋找了幾十年。1983年，時任軍事學院政委的段蘇權專程回到秀山，查看五個山洞，走訪干部群眾，卻未能找到恩人。

1988年，段蘇權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這是對他一生貢獻的肯定。

1993年9月28日，段蘇權因患腦溢血去世，享年78歲。臨終前，他留下遺言：“我死了以后，別給我穿軍裝，別蓋軍旗，用黨旗裹著我就行?！?/p>

家人遵從他的意愿，為他穿上中山裝，骨灰盒上覆蓋黨旗，沒有軍裝，沒有軍旗。

在他的追悼會上，91歲的任弼時夫人陳琮英拄著拐杖前來悼念，也就是開頭那一幕。她說的話實在令人動容。

段蘇權的一生，從14歲入黨、18歲當師政委，到率部掩護主力、右腳被打碎、乞討歸隊，再到解放戰(zhàn)爭指揮八縱、建國后創(chuàng)建空軍、抗美援朝揭露虛報戰(zhàn)功，直至1955年暫授少將卻坦然接受，晚年尋找恩人重情重義，臨終不穿軍裝只蓋黨旗——這是一部傳奇。

他的授銜故事，不是“不公”的例證，而是一段佳話。它體現(xiàn)了組織的審慎與負責，也體現(xiàn)了評定工作的復雜與艱難。

同時更體現(xiàn)了老一輩革命家不計個人得失，服從組織安排的崇高修養(yǎng)。

段蘇權或許有落差，但他從未讓落差影響工作；他或許有遺憾，但他從未讓遺憾改變忠誠。他用一生詮釋了什么是不計個人名利，什么是黨叫干啥就干啥。

這，正是那段授銜佳話留給我們的最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