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書城》雜志2010年第4期（第46-53頁）、《中國經(jīng)營報》、作者博客等

作者：C.J

原題：《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又名《祭顧準》）

“推薦給我看的朋友說，你看了，會哭。我不以為然。結(jié)果，真的有眼淚出來……”

—— 一位讀者

三十五年前（此文寫于2009年12月3日——編者注），十二月三日，零時過后不久，顧準在風雪夜去世。寫這篇文章，了解他，紀念他，感謝他。

一

1952年，37歲的顧準被撤去上海市財政局長職務(wù)。

關(guān)于這次撤職，沒有檔案材料，只有一份當年2月29日新華社電訊稿的幾句話：“顧準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屢經(jīng)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strong>

人人穿黃布軍裝的年代，一個穿背帶褲，玳瑁眼鏡，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這個評語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歲在上海會計師事務(wù)所當學徒養(yǎng)活一大家子人，十五歲已經(jīng)寫出中國會計業(yè)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認，“整個大華東地區(qū)找不出他這樣有才干的人”。

但是這個人“不服用”。

中財部曾有意調(diào)他，但他堅持留在上海，“一入閣只是盆景，長不成喬木了”。

不光不去，他還不同意上級“民主評議”的運動式征稅的方法，認為應(yīng)該按法律規(guī)定的稅率來征，不光不同意，還連續(xù)寫文章來論證誰對誰錯。

他被撤后曾有人為他申辯，一位領(lǐng)導(dǎo)說“顧準不聽話，不給他飯吃”。

撤職當天，他一句話不說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晚上，他的秘書陪著他坐了整整一個通宵，沒有暖氣，腳都凍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勁推開了門，走了出去”。

一個人在盛年時由狂熱汲于嚴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際遇的李慎之（哲學家、社會學家、國際問題專家，曾任周恩來外交秘書、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寫過，“我覺得我的精神暫時是破裂了。舉一個例子，我現(xiàn)在絕對不能聽我所深愛的音樂，因為它會引起我無可忍受的混亂的反應(yīng)，我覺得，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無邪的遐思，現(xiàn)在對我都是不相干的。一個人在能夠喜悅或者能夠悲哀以前，首先必須自以為是正直的，是誠實的，然而我卻不能”。

撤職沒有具體原因，顧準連檢查都不知道該怎么寫，他想寫民主評議的事，被人叮囑“不要寫這個”，他連批判他的會議都沒權(quán)參加，市委簡報上的顧準檢查，是由他的繼任代寫的。

不聽話，不服用的結(jié)果，是被剝奪參與這個世界的權(quán)利。

那段時間里他“別無一事……夜不能成寐，臥聽馬路上車聲雜沓，漸漸沉寂，到又有少數(shù)人聲的車輛開動的聲音時，也就是天色欲曉了?！?/p>

但他沒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懷疑，當然有激憤和悲挫，但從他的日記來看，從來沒有過靈魂深處的破裂，他的獨立性保持終身。

他只是要求復(fù)查撤職事，被駁回，答復(fù)是六個字：“此事已經(jīng)解決”。

顧準1940年離滬參加新四軍，這是1942年3月5日攝于江蘇阜寧縣東坎鄉(xiāng)

二

朱學勤（著名學者、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曾經(jīng)提過一個問題：“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并不缺少道義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氣，卻沒有一個人像顧準走得那樣遠，挖得那樣深，何以如此？”

顧準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幾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腦袋里的樁子拔掉的過程，這也是他的可貴——因為這意味著這種路徑其實人人可為。

剛離開高位的時候，他的思想還比較正統(tǒng)，很典型的在體制中成長起來的人，認為自己命運的原因只不過是“遭人陷害”，沒想過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頭看自己身居高位時的傲慢之感，覺得好笑，說那時只是“小職員哲學”——徒有一點囫圇吞棗的報章雜志的學識，卻“才子式的亂闖亂撞，碰到對的，就干一陣，碰不對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細密化，過去實在不夠”。

這好象也是賦閑的人常見的反思，并無特殊之處。

一月之后，他找了幾本初等幾何、代數(shù)、微積分……開始學習數(shù)學，覺得在階級斗爭和政治動向之外別有天地，他試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guān)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進中央黨校為止，全部業(yè)余時間都用在數(shù)學上。

他受過西方經(jīng)濟學的訓練，很容易上手，為數(shù)理中的邏輯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過他很快跨越對三角尺和圓規(guī)的單純迷戀，他說“邏輯只是工具，研究經(jīng)濟一定要研究歷史?！?/strong>

他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這個大步跳出了當時扎在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籬笆，正好又趕上中央黨校在學術(shù)上的黃金時期，書盡管有限，但他已經(jīng)可以直接閱讀到凱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動手改譯資本論。

朱學勤說，后來那一代知識分子未能達到顧準的成就，是因為“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

知識讓人求實，邏輯讓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那是一個會把人席卷而去的時代，他怎么能在風暴中趴在地上緊緊扣住這兩顆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連氣息都不沾染？顧準后來說過，這一年的生活讓他養(yǎng)成“讀史”的習慣。這種習慣的好處就是“樣樣東西都要自己學著去判斷”。

習慣一旦生成，就會自動帶著人去往未知之地。

戰(zhàn)爭年代的顧準（右一）

三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經(jīng)世致用的念頭時，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顧死活”的方式讀書，作筆記，下蠻力，用笨功夫，來解開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開始思考凱恩斯為資本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否會失效？

“我做過一個摘記，認為不會?！彼f，“可是，（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報告不是這樣說法。這是說，我與他們（美國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學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喃喃自語“這糟糕不糟糕？”

但他無論如何在邏輯上不可能認同計劃經(jīng)濟體制“目前這一套規(guī)律，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沒有邏輯上的嚴整性的”，他譴責斯大林“以道德規(guī)范式的規(guī)律吹噓、粉飾太平的理論來描寫社會主義經(jīng)濟……這個理論體系，看來是注定要垮臺的”。

幾天之后，在中央黨校的研討會上，他忍不住想把這想法拿出來說說，跟別人討論一下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這個時候，中國的計劃經(jīng)濟剛剛?cè)嫱菩?年。

“這個題目，不必討論了吧?！睂W員說。

他只好收起來了。

上海市財政局局長顧準在發(fā)言

他已經(jīng)看到了那條醒目的紅線，他在日記里規(guī)勸自己“可是不能繼續(xù)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頹唐之感，“過過家庭生活，滿足于幾間房子，積幾個錢買個收音機，老來準備結(jié)庵黃山拉倒了吧”。

張愛玲看曹雪芹增刪十年的紀錄時感嘆“看到了天才的橫剖面”，我看顧準那兩年日記時也有這樣的感受。

從這橫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靈和頭腦并非天賦，他們是一步步變得強壯的。

7月3日，他終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經(jīng)寫起了，歷史上第一次寫東西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費勁的……反復(fù)改稿，都更加強調(diào)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確地與一切經(jīng)濟工作中都應(yīng)該政治掛帥的指示相對立為止”。

他使勁推開了馬克思所說的“地獄與科學共用的大門”，這扇門一旦推開，從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猶豫。

推門而入時，他已經(jīng)看到了未來會發(fā)生什么，1964年，他翻譯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里面有一句話：“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環(huán)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覺方法突然消失，……使我們面對誰都知道、可是誰都不愿正視的各種毛骨悚然的事實……”

他精確地預(yù)言，“中國的政治空氣的大改變將從一年以后開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風雨，一定要躲過去?！彼麑懙?。

顧準的讀書卡片

四

“觀察，而不是憤慨，可觀察與紀錄的就多?！彼谌沼浝飳懙?。

他在河南商城勞動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鋤，有時只能雙膝跪在泥里，靠雙臂支撐著爬行，雙膝破損，臂膀全部紅腫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但他寫道，“也只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條件下，才有機會學習我國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這門課”。

早已經(jīng)沒有了在上海時穿背帶褲的習慣，他的新工作是撿糞，因為饑餓，糞越來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別人邊上，等著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糞，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撿起來”。

這樣每天15、16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之后，他在日記里對自己有抱臂旁觀的總結(jié)：“充裕建設(shè)中的勞力來源，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凡是這樣的隊伍，軍事化程度高，效率遠高于民工……政治掛帥就是用政治手段來實行經(jīng)濟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勞動隊三餐只吃紅薯葉子，但在他眼里“已經(jīng)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紀錄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東西。他難以掩飾自己的卑微之感“人變得下流了”。

“哀鴻遍野”的饑荒中，他已經(jīng)沒有余心再像1956年那樣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激憤了，連感喟都沒有。他在日記里寫下所見的浮腫、死亡和人相食的慘劇。

他分析當中的歷史必然：“旱與災(zāi)二者之后，決心對地球宣戰(zhàn)，從歷史命運說，是有某種必然性……減少農(nóng)村人口以改變糊口經(jīng)濟的現(xiàn)狀，除此之外，寧有他途？”

我讀到這兒，以為他這種讓人心寒的冷靜，是來自斯賓諾沙式的史觀“不贊美，不責難，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認識而已”。

但是再翻后幾頁，他回憶到寫這一段時“心臟一陣陣絞痛”。

這句話像刺一樣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這瞬間，我理解了他——他認識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識分子式的智力滿足，也不是為了“為芻堯獻”，更不是為了向誰證明自己是對的，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滅和重建，是為了這塊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還有我們這樣的后代。

他當然有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裝扮成漠然的旁觀者，他只是從憤怒出發(fā)，向遠處走去了。

他為哀鴻遍野時卻努力求飽感到羞愧，但是，他說他要保存自己，“至少應(yīng)該記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后代一個經(jīng)驗教訓?！?/strong>

“大聲說話，理應(yīng)有此機會”，他寫道。

1960年1月，他用扁擔挑著行李回家，“從此一步步進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厲行上調(diào)，城市供應(yīng)一定比較順利，可是這個農(nóng)村哪！”

他再一次寫道“我禁不住一陣陣的心頭絞痛?。?！”

顧準1961年10月在八達嶺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劃為右派為止，將近十年，他沒有日記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紀錄：

從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監(jiān)管開始為止，我（一）把書架上從前讀過的歷史書從頭復(fù)讀一遍，又讀了乾隆“御批”通鑒；（二）系統(tǒng)地讀了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資本論》三卷，其他一些馬恩著作，以及手頭所有的和馬恩有關(guān)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兩項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張卡片；（三）系統(tǒng)地讀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學；（四）因為要了解他們說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補充數(shù)學知識，費四五個月時間，復(fù)習代數(shù)，讀微積分，讀線性代數(shù)，最后一項只開了一個頭；（五）過去有過經(jīng)驗，翻譯是精讀的好方法。于是在讀了一批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學著作以后，著手翻譯喬安?羅賓遜的《經(jīng)濟論文集》第二卷，和約翰?密爾的《政治經(jīng)濟學原理――以及它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yīng)用》。前者已全文譯完，后者譯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兩者合計，已成譯稿約四十萬字。1968年8月監(jiān)督開始擱筆。

所以，紅衛(wèi)兵讓寫罪行交代時，他在自己的大字報上只寫了兩個字“讀史”，貼在墻上。

紅衛(wèi)兵讓他解釋，他說“最近什么也沒做，只讀了些史書，只能這樣交代”。

事后他對張純音（顧準在中科院經(jīng)濟研究所工作時的同事、好友）說：“這是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冷眼旁觀這一切，只當是在讀史，看中國向何處去！”

他并非刻意寧為玉碎，當初在勞動隊時，他在日記里也寫到過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節(jié)，笑靨迎人已達極度，困苦嫌惡之感，痛烈之至”。

但他始終有自己的底線，“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調(diào)人員要他寫材料說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瓜葛。顧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對方當即打了他一個耳光。他干脆把臉送過去。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后，終于打不下去了。

與他一起下放的吳敬璉（著名經(jīng)濟學家）說：“我也還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摹仡^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時的神態(tài)?！?/strong>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從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紅旗，我不反誰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潑污。

他從小就極倔強，老師在他作文上寫“貓屎狗屎，臭不可聞”，他當眾撕碎，“既然臭不可聞，留它作什么？”

樓肇明（著名散文理論家，曾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圖書室主任）與顧準下過棋，曾說很不敢恭維他的個性，“尤其在復(fù)盤時，他往往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對我的漏著、昏著特別敏銳，我雖然贏了棋，卻終是給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訓誨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輸棋，卻像一位十足的贏家?！?/p>

后來他聽說，顧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圣經(jīng)》，有一天他看的時候，被軍宣隊的一位參謀發(fā)現(xiàn)了，便訓斥他，“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么能看這樣的書？”

過了幾天，顧準拿著一本《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去問這位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quán)’，是什么意思??？”

這位參謀答不上來，顧準說：“這個典故出自《圣經(jīng)》。你不讀《圣經(jīng)》，就根本讀不懂列寧?！?/strong>軍宣隊的人從此有意識地避開顧準，即使看見他在看書，也繞著走，以免尷尬。

樓說從那之后他理解了顧準“到頭來，在局外的觀局者看來，似乎被監(jiān)管的對象不是他，而是監(jiān)管者自己。不認輸，不服輸，甚至倒輸為贏，顛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處境”。

六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盡劫難之后的八十年代開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識：“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顧準卻在文革還沒有結(jié)束的年代，不僅要做一個人，而且已經(jīng)對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爾哲學的源頭，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著“神”這個字——“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前提——存在一個必然規(guī)律，而這個“圖式”沒脫離宗教氣味，不是以發(fā)現(xiàn)自然界與社會歷史的奧秘，不斷增加認識程度為其全過程，而要求一個世界圖式，由此建立目的論，建立必然與自由等等一套倫理觀念的東西”。

他評價它“絕對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這種智力上的進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權(quán)力腳下的人類頭腦能夠創(chuàng)造出來的。

他引述普羅米修斯的自白：“說句老實話，我憎恨所有的神——這就是哲學本身的自白，哲學本身的箴言，是針對著凡是不承認人的自覺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與地神而發(fā)的?！?/p>

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覺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這種窮盡事理的邏輯，就不可能扯謊，也不可能屈服。

顧準去世多年后出版的《顧準日記》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結(jié)婚的時候，他們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顧十九歲，她二十歲，一起流亡，他當時發(fā)表文章的筆名多是“懷璧”，情意拳拳。

他說過，她是他唯一可傾訴一切的人。

他被撤職后，“我對她說有些寂寞之感，她說讀書了就不寂寞了，這是對的?！?/strong>

每周六，她都準備一冊小說讀給他聽，他喜愛《安徒生童話》。

她出差，他在日記里寫“悒悒寡歡”。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經(jīng)難熬起來了。

“接秀信，語句公式化，來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嗚咽”。這話讓人心碎。

她讓顧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費買書，她自己的工資用來撫養(yǎng)五個孩子和一個老人。

他記下唯一忘憂的時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點半，在外廚房幫著燒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時腦袋中想起想寫的東西都忘卻，簡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羈押，在自述中說：“我在監(jiān)獄中的態(tài)度非常頑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國唯一兩次被劃為右派的人。

他的母親這時已經(jīng)八十多歲，在屋子里只語無倫次地重復(fù)一句話：“我怎么還不死呢？我怎么還不死呢？”

他從被關(guān)押地回來，把母親送到山西的妹妹家，臨走的時候，他的母親“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

那是他們母子的訣別。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離婚，他痛快地答應(yīng)了。他是從那之后得了心臟病的。

汪璧

方采秀給家人的信中曾說，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復(fù)婚，顧準對此抱著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馬蹄踏碎，鏡破之讖”。

他仍然每周給妻子寫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們商量過，為了保護孩子，寧可讓他們認為父親是錯的。

他們之后只見過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見她滿口的牙都脫落了，嘴癟著，一臉病容，極度憔悴?！澳愫θ撕Φ眠€不夠嗎？”她說。

他“實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寫信說回來取衣服，到了門口，發(fā)現(xiàn)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門外，門關(guān)著，他久敲不開。走的時候，他把一張存折和糧票從門下塞了進去。

回到單位，他收到一張四個孩子簽字的脫離父子關(guān)系的紙，把他的戶口和糧食關(guān)系也轉(zhuǎn)來了。

他在日記里寫：“從此以后，就連他們每月寄糧票來的字跡也看不見。我想念他們?！?/strong>

1969年，他預(yù)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組織保證，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改造，二不影響下放，組織告訴了他實情，但是“死期，死況，遺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為被揭發(fā)在5年前曾經(jīng)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資料”而自殺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濕，揉爛，再放到馬桶里用水沖下去，資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樓的下水道都發(fā)生了堵塞。這樣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為他做過。

他唯一得到的悲憫，是他可能終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來蘇水自殺的，死狀極慘。

她的遺書只有一句話：“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她對孩子都沒有留下遺言，兒子說，她離婚是為了我們孩子，內(nèi)心非常痛苦，在提出離婚之前，已經(jīng)有自殺的念頭。

只有顧準明白“她已經(jīng)實在支持不住了……”

他寫知道死訊后“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然后他寫“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記里，他再也沒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幾乎看不到任何個人化的議論和描述，僅有三次從夢里“痛哭而醒”的紀錄，都是關(guān)于妻子的回憶，“此生所有歡樂場面，都是她給的”。

據(jù)駱耕漠（著名經(jīng)濟學家，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回憶：“那時，顧準手頭拮據(jù)，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臺燈。江明問他，為什么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strong>

他后來看《茵夢湖》，寫一個人失去自己所愛的女人，孤獨終老，他淚流滿面地看完，還書的時候說“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吳敬璉說，“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還跟我說了一句，他說他一輩子只愛過一個人?！?/strong>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適說過的話，“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唯一辦法是忍受痛苦——這話也適用于愛國與學理”。

顧臨終前，簽了認罪書，他哭了，他說這對他是奇恥大辱，但也許能改善孩子們的處境。

但那還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絕在他臨終前來看他，“在對事業(yè)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沒有什么一般的父子關(guān)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風雪，他去世了，“我已經(jīng)原諒了你們，希望你們也原諒我”——這是他最后一句留給孩子的話。

1958年攝于北京，后排左長子顧逸東，右長女顧淑林；中排左起：妻汪璧，顧準母親顧慶蓮，顧準；前排左起：次子高梁、幼子顧重子、次女顧秀林

八

顧準的孤獨不同于因為境遇導(dǎo)致的落寞——落寞里還可以充滿幻覺或者憧憬。他的孤獨，是一個認識到絕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這個絕境當中的選擇。

他曾經(jīng)是最具備理想主義氣質(zhì)的人，等他一旦認識到理想主義變成專制主義的根源之后，幾乎是在頭腦中把自己殺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廝殺，一個人對過去信仰過的東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經(jīng)歷極大的思想危機，從“詩意的理想主義”到“轉(zhuǎn)到冷靜的分析”時，十分痛苦，他說自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列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

但是他克服了。

這個克服不是靠簡單的仇恨和破滅。是靠認識，推導(dǎo)，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誠信仰，并奉獻了全部生活的東西。

同時，批判并不意味著“獨斷，罵倒，抹殺”，而是重估一切價值，“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就像朱學勤說的，“黑暗如磐，一燈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

他曾一再批評中國人正因為沒有笨勁，懶得窮根究底，所以，“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系統(tǒng)的步步前進，不停滯、不倒退的前進。中國人善于綜合，都是根據(jù)不足的綜合?！?/strong>

1974年，顧準與弟弟陳敏之（右）在北京中科院經(jīng)濟研究所院內(nèi)

他沒有著書立說的機會，只能在和弟弟（陳敏之，著名經(jīng)濟學家，曾任上海社科院經(jīng)濟研究所副所長）的通信中，用“熱戀般的熱情”寫下厚厚的筆記，用他說的“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tài)”，寫下《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用吳敬璉的話說，他對一切的研究其實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辦？”——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經(jīng)濟向何處去？

此時，文革尚未結(jié)束，他已經(jīng)風燭殘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沒有人會去聽一個老人的喃喃自語，但他寫道：“學術(shù)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礎(chǔ)，而不是依賴于民主才能存在的東西，因為，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唯有看到權(quán)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quán)威主義是與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學精神才足以保證人類的進步，也唯有科學精神才足以打破權(quán)威主義和權(quán)威主義下面恩賜的民主”。

靠直覺也可以批評，但是，顧準式的批判，是把包裹著理想外衣的絕對真理，從底部撬動的力量，這是鏟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強的力量。

這就是顧準的力量，窮盡事理的邏輯的力量。

像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復(fù)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顧準《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部分手稿，原為與弟弟陳敏之的通信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樓里工作過，我才知道他離我住的地方這么近，不過現(xiàn)在那里看門的人根本不知道顧準是誰，住過哪間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為暮年時，他常常在這條河邊上漫步，他那時仍然穿著背帶褲，一直戴著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里，沒人知道為什么，也沒人問過，我猜他也許是為妻子服喪。

不知道在這條河的邊上，他的頭腦暫時歇息，暮色四合中，一個人走回去的時候，是怎么樣的無望和悲愴？

很多次從電腦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條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顧準——如果他有一個還算平靜的時代，有一張書桌，他將能創(chuàng)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沒有權(quán)力狂妄，也沒有權(quán)力虛無。他早就說過，歷史讓人不可能發(fā)牢騷。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著名學者、思想家、文藝理論家）說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靜，“許多問題一經(jīng)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對人類永恒進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給吳敬璉的話是“待機守時”——“總有一天要發(fā)生變化，發(fā)生變化時要拿得出東西”。

改革開放后，當吳敬璉成為中國市場經(jīng)濟改革的先驅(qū)后，他說，“顧準改變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顧去世十年后，他的兒女們有機會看到了由他的日記和通信整理成的書稿。

“人生只有一個父親，我們對這樣一個父親做了些什么呢？”顧準的大女兒寫道，“為什么我們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愿意獻身于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么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nèi)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

我們也是顧準的后代，能夠正視這些問題，才能無愧于顧準，才能說幾十年來，時代的確是在進步的，兩岸猿聲空啼而已。

顧準反對將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將來的時代評價一個人，不會簡單地基于得失功過。

遇羅克說過，“所謂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鳴”。

顧準簡介

顧準（1915.7.1—1974.12.3），上海人，字哲云。中國當代學者、思想家、經(jīng)濟學家、會計學家、歷史學家。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理論的第一人。文集有《顧準文集》《顧準日記》《顧準自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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