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百年，欲結《學人自述》。我經歷雖曲折，學問卻不大，濫盜虛名，自覺汗顏。權且談談我是如何治拜占廷學的，為學子參考，并忝列南開“名家”自述，以作紀念。

我學拜占廷史實屬偶然。1978年初春，當我肩扛行李卷走進教務處第一個辦理新生入校手續(xù)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地球上還曾經有過一個拜占廷帝國。即便是在那些史學名家云集講壇的本科四年學習期間，作為世界史專業(yè)的學生，我們選學的課程也不都是吳廷璆、黎國彬、楊生茂等著名教授的外國史，還慕名聽了許多鄭天挺、楊翼驤、王玉哲、魏宏運等中國史教授的課程，因此我到畢業(yè)時對拜占廷史還不甚了了。1982年初，作為當時歷史系唯一留系任教的本科畢業(yè)生，在前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于可先生的大力舉薦下，我參加了教育部委托東北師大郭守田、朱寰等先生主持的“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班”的學習。在一年的進修學習中，我對拜占廷史才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國關于拜占廷學的研究和世界史的其他分支研究方向一樣起步較晚，新中國成立后，當時蘇聯學術界對拜占廷史研究的成果陸續(xù)被引入，列夫臣柯的簡明拜占廷史書和蘇聯科學院多卷本世界史一起被翻譯成中文。但是，在我國高等教育歷史教學中，拜占廷史幾乎沒有什么地位。所以，我那時的拜占廷史知識就是教材水平。

80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的各項措施已經初見成效，社會科學春天的到來為我國拜占廷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為了彌補諸多學科的空白，我國政府派出大批留學人員，有針對性地進修學習。我有幸成為候選人，被派往希臘學習拜占廷史。于可先生幫助我克服了最初的猶豫心情。曾作為教育部高等教育考察團成員到希臘考察過的楊生茂先生和當時在雅典學習的王敦書先生，都建議我去文科較好的亞里士多德大學。于是我就帶著黎國彬、楊生茂兩位先生的親筆推薦信前往學習。臨行前，吳廷璆先生一再囑咐“一定要學好希臘語”。如今看來，這些先生的指引對于我后來走上專攻拜占廷史的道路都極為重要。

1986年《世界歷史》刊登了我和同時在希臘學習的徐家玲老師的文章，題為《應當重視拜占廷史的研究》,我們提出：“拜占廷的歷史不僅僅是一部孤立地描述這個古代強國興衰的歷史，而是一部橫向的關于東地中海地區(qū)的歷史。不研究這一時期拜占廷的諸種矛盾及其斗爭，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世紀歐洲、西亞的歷史發(fā)展。我們研究基督教史，研究阿拉伯、俄羅斯、巴爾干各斯拉夫國家，以及匈奴、蒙古、土耳其和北非的歷史，都要涉及拜占廷歷史，有的則要以此為開端?！碑敃r，我們的導師是前國際拜占廷學研究會秘書長、亞里士多德大學終身教授卡拉揚諾布魯斯先生，他對我們兩位從遠方中國來希臘學習拜占廷史的學生給予了特別的關心，使我們很快從語言和專業(yè)學習中找到了樂趣，并漸漸為神秘的拜占廷歷史和文化所吸引。這篇文章就是我們在學習過程中有感而發(fā)的，其中提出的發(fā)展我國拜占廷學的建議和設想后來得到逐步落實。南開大學在發(fā)展我國拜占廷學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過程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創(chuàng)造了該研究方向發(fā)展的自由寬松的環(huán)境。

1990年，當我應卡拉揚諾布魯斯先生的邀請，準備再度前往希臘攻讀博士學位時，南開大學及歷史系領導在當時那種十分特殊的環(huán)境中大力支持我出國深造，特別是教研室的李景云先生承擔了全部世界中古史的教學工作，支持我在希臘一學數年。當時負責歷史系工作的王敦書先生和教研室主任于可先生始終關心指導我的學習，我在國外苦讀期間他們一直和我通信聯系，幫助我解決了諸多困難。按照希臘法律法規(guī)的要求，我要使用希臘語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和答辯，這對我的壓力極大，幾年的學習過程也相當艱苦。但是苦中有樂，因為隨著學習的深入，一系列關于拜占廷歷史和文化發(fā)展的重大問題激發(fā)了我探尋答案的欲望，特別是一些反復求索而不得其解的關鍵問題促使我產生了更大的興趣。我完成博士學位回國后，陳振江、朱鳳瀚兩任系主任，在南開大學歷史學科各強勢二級學科大發(fā)展的同時，不因其小而不為，大力支持我從頭做起，進行拜占廷史研究和學科建設的基礎工作。這些基礎工作首先從教學開始，即將拜占廷歷史與文化課程納入教學體系。我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同人先后在各高校開設拜占廷歷史與文化課程。南開大學各級組織更支持我逐步完善從本科到博士不同層次學生的培養(yǎng)計劃，在全國率先設立了拜占廷史的研究生培養(yǎng)計劃，使我能夠將所學用于實踐，為本科、碩士和博士開設拜占廷歷史和文化課程，指導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并培養(yǎng)出我國拜占廷史研究的第一批后備力量。

寬松和諧的環(huán)境是學術發(fā)展的必要條件。我正是在南開大學“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氣氛中，全身心投入教學科研工作的。那時，國內專門致力于拜占廷史研究和教學工作的人不多，我們就聯絡各地世界中古史的同行，在中國世界中世紀史學會劉明翰理事長的支持下，于1995年在長沙籌建我國東歐拜占廷研究會，積極完善組織機構，協(xié)調全國有關學者合作聯合攻關。事實上，建立這個松散的民間學術機構是為了加強與國際同行的聯系，因為國際拜占廷學研究會只接收國家會員。當時，我們通過我的導師卡拉揚諾布魯斯先生，與國際拜占廷學研究會多次聯系，正式提出申請?？ɡ瓝P諾布魯斯先生在莫斯科年會上向大會作了介紹。1997年，繼任國際拜占廷學研究會秘書長的伊格諾米基斯教授正式通知我們，我國獲準成為該國際學術組織的正式成員國，相關決定和材料在學會網站上公布。后來，正在英國進行合作研究的徐家玲老師還代表我國參加了巴黎年會。2004年3月，我在哈佛大學教授俱樂部與哈佛大學的拜占廷學同行共進午餐時，80多歲的著名拜占廷學者伊文科教授還饒有興趣地談起，當他們在莫斯科會議上聽說中國有許多人在搞拜占廷史研究時都感到吃驚。為了聚攏國內拜占廷學研究力量，進一步促進我國拜占廷學的發(fā)展并加強對外交流，南開大學大力支持我們建立了“東歐拜占廷研究中心”。在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和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的大力支持下，這個中心通過實施項目，對我國現存有關拜占廷歷史文化圖書資料進行了徹底調查，建立起拜占廷學研究資料中心，匯集了包括《從前荷馬到后拜占廷希臘原始文獻數據庫》在內的圖書資料，成為目前國內相關研究文獻最為集中的中心。同時，它是我國拜占廷學研究會與國際拜占廷學界保持密切聯系的一個窗口，是以正常渠道隨時跟蹤國際拜占廷學發(fā)展新動向的觀察站。到中國訪問的國際拜占廷學研究會和歐美最重要拜占廷研究機構的學者，一般都要來此交流。南開大學已經成為我國拜占廷學者與世界對話的學術站點。

拜占廷歷史和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恰似一座蘊藏豐富的寶山，隱藏在飄渺的歷史云霧中。我和國內同行積極開展重點課題研究，視野不斷擴大，研究的領域一再拓寬，在拜占廷歷史和文化的許多重大問題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相繼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世界歷史》、《考古》等學術刊物上。這些成果雖然還顯得粗淺，但是很快就獲得了國內同行的認可，并初步改變了我國在拜占廷研究領域無書可讀的狀況，大體能夠滿足教學的需要。例如，《拜占廷帝國史》(200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拜占廷通史，或可作為初學者的教材。還有一些專著也可以補充一般讀者和大學低年級同學的參考輔助讀物，例如《君士坦丁堡陷落記》(199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早期拜占廷和查士丁尼時代研究》(1998年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特殊的拜占廷文明》(1998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拜占廷學研究》(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拜占廷文明探秘》(200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走進拜占廷文明》(2001年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出版)等。南開大學校、系組織領導在科研項目的申報管理、培養(yǎng)體系的完善方面，特別是對我本人教學科研的大力支持是我在拜占廷研究領域取得一些進步的關鍵，因而也使我校成為我國拜占廷學發(fā)展的重鎮(zhèn)。而北京大學等兄弟院校的同人的支持與合作也是十分重要的，他們在資金、資料和人員上的慷慨援助對我是極大的幫助。

搞任何一門學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僅需要良好的環(huán)境，而且需要個人喜好并努力鉆研。有人戲稱，搞歷史就是聰明人作傻學問。我理解所謂“傻”就是指能坐得住，能耐得寂寞，能在變化多端、豐富多彩的大千世界的誘惑下，不為所動，持之以恒專注學術。我本人惰性很強，畢業(yè)20余年，正趕上我國改革開放社會巨變的階段，有很多機會能轉去其他行當或單位。但我喜歡南開大學寬松自由的學術空氣和生活方式，喜歡和學生們探討問題。特別是走上拜占廷研究這條路后，我發(fā)現有許許多多問題值得去探討，不僅是要回答學生的提問，也是在解釋自己內心的疑惑。例如，我在學習拜占廷史過程中一直對其起起伏伏的發(fā)展感到不解，以前的一些解釋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但總感到有些東西沒有說透。后來，我通過對大量史料的分析和整體考察拜占廷全部歷史發(fā)展的主要線索，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進行分析，發(fā)現拜占廷軍區(qū)制是拜占廷國家經過幾個世紀的動蕩，逐漸確定下來的一種適應拜占廷社會生存的制度，它的確立和推廣使拜占廷帝國免遭西羅馬帝國那樣的滅頂之災，并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強盛，而后又由于這個制度的瓦解造成一度強大的拜占廷帝國的衰亡?？梢哉f，軍區(qū)制是打開拜占廷帝國從亂到治、由強變弱、終致滅亡之謎的一把鑰匙。我自己感到這個觀點能夠站得住腳，也得到學術界同仁的認可。我的那篇論文還因此獲得1995年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論文評選活動唯一的一等獎。能夠從探討中解決一些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樂趣。我就是在對一個個問題的探討中獲得了很大的樂趣，并將它們拿來與同學和同行分享，不知不覺中過了這么多年，也是在不知不覺中為我國拜占廷學的發(fā)展盡了些許綿薄之力。后來，我多次出國，去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雅典大學、希臘科學院、赫爾辛基大學作主題合作研究和講學，又把我的學習樂趣和心得與國際同行分享，確是其樂融融。

我前面說“拜占廷歷史和文化真是博大精深”,的確如此，我們現在所取得的這些進展只是一些初步的基礎性的建設工作。雖然在包括南開大學在內的各方強力支持下，在我國拜占廷學者的努力下，我國拜占廷學水平有一定的提高，研究領域也有相當的拓展，研究方法更加豐富，研究手段更加現代化，并開始與國際拜占廷學術界進行密切學術聯系；但是，實事求是地講，我國拜占廷學發(fā)展起步晚，目前仍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研究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首先，專門從事拜占廷學研究的學者太少，“孤學無友”,難以形成學術爭鳴的局面，這對拜占廷學發(fā)展顯然不利。其次，拜占廷學資料的引進尚難形成系統(tǒng)，比較分散，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國目前缺乏圖書資源共享的體制，例如許多拜占廷學名著在全國各地重復購置，而重要的拜占廷史原始資料卻無錢補充。這不僅造成了國家用于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有限資金的浪費，而且使相關研究工作資料短缺的困難更加突出。再者，我國拜占廷學研究還亟待整體規(guī)劃，在注重短期課題研究的同時，應注意對未來發(fā)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長期計劃，無論在后備人才的培養(yǎng)上，還是在基本資料建設和研究重心確立等問題上應提出可操作的規(guī)劃，將全國拜占廷學研究力量通過研究管理機制改革協(xié)調起來，以項目促進聯合攻關，為我國拜占廷學在21世紀的發(fā)展奠定堅實基礎。最后，我國拜占廷學研究還應注意理論創(chuàng)新，在充分吸收和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fā)揮我國學者的聰明才智，在研究的角度、選題、方法等方面開創(chuàng)有東方特點的研究道路，特別是對目前國際拜占廷學研究的薄弱領域給予更多的關注。拜占廷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雖屬“顯學”,但在我國仍屬落后學科，改變這一局面有賴于我國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也有賴于像南開大學這樣的治學環(huán)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學拜占廷史剛剛開始，還要繼續(xù)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