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迸炫刃侣劇に郊覛v史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我在一個寒風凜冽的下午抵達了鞍山。風大得讓我完全不想離開酒店。但我只有兩天時間來探索這座擁有厚重歷史的城市。我還是有些不情愿地走出，從勝利廣場步行前往鞍鋼博物館。

當我跨入鐵西區(qū)時，整個地貌似乎完全改變了。勝利廣場附近熙熙攘攘的商店和彩色的廣告牌，逐漸被巨大的灰色建筑、重型運輸車輛所取代。視線中幾乎看不到行人。我從百度地圖上抬起頭，看到了一座宏偉的紅色建筑——“鞍鋼博物館”。當我踏入其中的那一刻，我深知（或者說至少我希望）這次參觀會對我產生深遠的影響。

博物館的規(guī)模令我驚嘆，或許是因為我以前從未見過任何工廠機器。但令我驚訝的是，這里的人竟如此之少。“是周四下午。工作日誰會來這兒呢？”我心想。當我走上陡峭的臺階時，遇見了一位老先生。他穿著干凈利落的格子襯衫和一件外套，坐在機器旁的一塊石板上。他身邊放著一個裝了半瓶茶水的玻璃瓶。這告訴我他已經在這里待了很久，或者至少打算再多待一會兒。當他看向我時，我微笑向他致意。他回以微笑，接著問：“新疆人嗎？”“不是，印度人?！蔽一卮??！坝《龋∵@兒來干啥？”。我說：“來旅游。了解鞍鋼的歷史?！?/p>

他笑著說：“我以前在鞍鋼工作。進去看看。外面冷。”

我走了幾步，忍不住回頭看看。我以為他要么在刷手機，要么是在等人。但他只是獨自坐在那里，在最不舒服天氣的那一天，坐在那一塊兒不適的“椅子”上，凝視著那些舊機器。這讓我感到有些困惑，但這種對工業(yè)的奉獻，對我來說不是完全陌生的。

我對印度和中國工業(yè)歷史的興趣，源于兩個原因。首先，這些新獨立國家的工業(yè)，代表了在殖民剝削的沉重歷史底稿上，構建一個公正、平等未來的夢想。其次，因為我出身于一個工業(yè)家庭，每當我讀到“工廠”這個詞語，總會不得不想起我的根與起源。

“這件事發(fā)生時，你在哪里？多大呀？”我小時候當面對那些被稱為“歷史”的事件時，這總是我最喜歡提出的問題。在我歷史系本科的第一學期，我第一次接觸研究性寫作。當時我請求老師讓我加入一個關于德里工業(yè)貧民窟的口述史項目。那時，我并不知道那些人是誰，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吸引我唯一的原因是做一些屬于自己的嘗試，寫那些在任何書籍中都無法找到的事。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這件事發(fā)生時，你在哪里？”這個問題，其實是歷史研究最原始的起點。由于這些早期的研究經歷，當我開始閱讀中國發(fā)展歷程時，那些與工業(yè)發(fā)展進程相關的個人經歷最能吸引我的注意。就在那時，我遇見了曾居住著無數親手創(chuàng)造當代最成功經濟體的鞍山。

鞍鋼博物館

我最早是從王洪喆老師的作品中了解到鞍山的，他的研究隨后成了我理解鞍山甚至理解我家族歷史之間的橋梁。隨著閱讀的深入，鞍山的故事在時代浮沉中聽起來既新鮮又熟悉，仿佛近在咫尺。讀完他的文章后，我記得自己在谷歌地圖上搜索鞍山，想看看它究竟在中國哪個部分。那時我還不曾知道，這座我甚至不知道方位的城市，竟然會幫我讀懂我的家族歷史。

我的爺爺T.S. Hitkari曾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工廠人”，像“鞍鋼人”一樣。和鞍山一樣，坎普爾曾作為印度的工業(yè)中心而聞名全球，它被譽為“東方曼徹斯特”。由龐大的紡織集團——不列顛印度公司（BIC）引領。BIC承載著殖民遺產，后來成為了國家的建設者之一。它從供應英屬印度軍隊的紡織需求最終演變?yōu)槿《燃壹覒魬舳颊J識的名字。

BIC工廠

我的爺爺曾擔任整個BIC的人事總管，負責管理成千上萬的工人。他的身份與工廠緊密相連，以至于我爸爸告訴我，人們親切地稱他為“BIC的Hitkari，Hitkari的BIC”。他去世時我還很小，不記得他的聲音，也不記得他的喜好。但我記得那些關于他敬業(yè)精神的故事。這種對他工作的極度投入，有時甚至會讓家人感到懊惱。我在讀到鞍山人的生活中看到了爺爺故事的倒影。這種相似性深深地觸動了我，橫跨千山萬水，語言、氣候、文化和地形迥異，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群，怎么會對工作的工廠產生如此深厚的情感聯結，而非僅僅將其視為謀生之地？為什么他們的生活，乃至子孫后代的命運，會與這些工廠的興衰如此深刻地交織在一起？為什么當物質生活滾滾向前時，心的一部分卻仍停留在往昔？這些問題引領我走向了鞍山。

和鞍山一樣，坎普爾在殖民化進程中既有巨大的獲得，也有慘痛的喪失。這座城市見證了1857年大起義期間恐怖的戰(zhàn)斗和屠殺，導致這片地區(qū)的行政、通訊和貿易直到1859年都處于嚴重的癱瘓狀態(tài)。埃爾金工廠（Elgin Mills）作為起義后建立的第一家大型商業(yè)企業(yè)，為復興該地區(qū)的貿易提供了必要動力。

當時，以蘭開夏郡和曼徹斯特為基地的英國紡織廠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1857年，曼徹斯特棉花供應協(xié)會成立，以鼓勵大英帝國海外領地的棉花生產。1861年美國內戰(zhàn)爆發(fā)，大幅減少了美國對英棉花出口。這迫使英屬印度站出來滿足蘭開夏工廠日益增長的棉花需求。成立于1864年的埃爾金工廠專注于紡紗、織造和后整理。在印度北方的工業(yè)化進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埃爾金工廠

我爺爺的一生在很多方面反映了現代印度的歷史。他出生于殖民地印度封建衰落時期的地主家庭，生活軌跡反映了社會聲望與經濟困頓的復雜交織。17歲的他在完成英語文學碩士和法律學士學位后，加入當地英國行政機構擔任食品檢查員。當時他急需一份工作來支撐他父親。為了參加一個面試，他在早晨8:30就守在辦公室門口等候10:30才開始的招聘申請。憑借他的執(zhí)著和教育背景，他在100名應聘者中脫穎而出。為了這份月薪90盧比、差旅補助20盧比的工作 （一共8人民幣左右），他每天堅持騎行20公里去上班。

他與工業(yè)的結緣始于二戰(zhàn)及戰(zhàn)后初期（1943年至1946年），當時他擔任紡紗和紗線檢驗員，這些是為滿足戰(zhàn)爭需求而設立的臨時職位。1947年8月印度獨立后，他被聘為埃爾金一號廠的勞工官。那時，埃爾金一號廠、二號廠、坎普爾毛紡廠和坎普爾紡織廠都已歸入BIC管理。1948年初，爺爺加入了BIC最大紡織單位的埃爾金一號廠。最初，他的工作是負責勞工事務，包括招聘、改善勞動條件和工人福利。在他加入約一年半后，埃爾金二號廠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罷工，導致生產中斷。爺爺被派去與罷工工人談判。經過數日的交談，他接受了工人們的大部分要求，工廠恢復了運轉。英國管理層對他處理危機的能力非常滿意，提拔他為兩家工廠的首席勞工官，并賦予他中層管理職位。

埃爾金二號廠

不久后，他成為整個工廠中僅次于BIC主席的第二號人物。從月薪110盧比的小職員起步，他成為了印度工業(yè)界報酬最高的人。但他從未忘記自己曾經的經濟拮據，他在那些日夜操勞維持工廠運轉的無數工人的臉上，看到了自己曾經的掙扎。他拒絕坐在經理辦公室里，而是故意選擇在工廠車間內辦公，以便工人們能隨時找到他。這樣他也更能理解他們的工作環(huán)境。

1977年的爺爺

幾年后，他又被賦予了另外兩個單位的管理責任。由于無法同時兼顧四個工廠，他建立了與工會的周會制度。他極度重視工人的基本需求，包括合理的工作時間、充足的午休、住房、醫(yī)療以及文體娛樂。當時他已是管理層的一員，頂層高管也完全支持這些措施，因為這部分支出與財團賺取的巨額利潤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和鞍山一樣，坎普爾本質上都是“工業(yè)城市”。無論走到哪里，工廠的身影總在視線之中。它不只是一個工作場所，而是城市居民生活圍繞運行的太陽。工廠就像一個大家庭。在坎普爾和鞍山，工廠提供的都是一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契約。正是基于全面社會保障的承諾，工廠才要求工人奉獻出最好的芳華。就像鞍山的工人村一樣，坎普爾也有工廠住宿區(qū)，擁有專門為“工廠人”服務的學校和醫(yī)院。正是依靠這份工作提供的社會保障，我爺爺才能在撫養(yǎng)自己家人的同時，拉扯大他已故兄弟的孩子們。

雖然鞍鋼和BIC在物質基礎上有著根本區(qū)別（鞍鋼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企，奉行工人階級領導原則；而BIC曾由私人外國資本所有，階級界限森嚴），但這種社會契約在一些方面是重合的。BIC的工人們住在類似于鞍山工人村的住宿區(qū)里。盡管內部存在等級，但他們的孩子和我爺爺的孩子都穿著同樣的BIC布料做成的衣服，在BIC俱樂部的節(jié)日慶典上社交。經理和工人們在工廠組織的板球賽中同場競技，我爺爺經常擔任裁判。他還是坎普爾市的臺球冠軍，甚至代表城市參加過全國橋牌大賽。這些俱樂部與鞍鋼的工人俱樂部差不多。

爺爺當時住在一棟配套的洋房里?！癕acRobertganj 10/417, Ashiyana”——我爸爸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這個地址。那是帶給他們極大快樂和深沉憂傷的地方，是他們最美好也最痛苦記憶的寄托。工廠及其覆蓋區(qū)域的核心地位，可以從一個細節(jié)看到：我爺爺收到的信件，信封上只需寫上“坎普爾，Hitkari”兩個詞，無需其他詳細地址，就能準確送達。

爺爺的房子

盡管工廠體制不同，但爺爺堅信管理層與工人之間的包容和互重。他堅持讓工人的住宅緊鄰管理人員的住宅建造，以便雙方在工作之余也能和諧相處。住在工廠住宿區(qū)意味著爺爺沒有固定的下班時間，隨時待命。當我看到鞍鋼博物館外停放的那輛綠皮運煤火車時，我理解了這意味著什么。我透過模糊的玻璃窗向內窺視，看著那些破舊的座椅，想象著滿身煤灰的工人們從煤礦歸來，談論著一天的辛勞。他們以后可能會去公共澡堂洗去一整天的勞累，在下一班開始前分享一個笑話。

鞍鋼博物館外停放的綠皮運煤火車

我爺爺能叫出大多數工人的名字，始終把他們視作家人。廠里的女工會為他系上“拉克?！保≧akhi，印度慶祝兄弟姐妹情誼的節(jié)日，姐妹在兄弟腕上系繩祈求保護）。許多老工甚至直呼其名，而他以此為樂。他經常親自去檢查。和印度的每個地區(qū)一樣，坎普爾是宗教文化的熔爐，這使得工廠等公共場所在發(fā)生爭端時非常敏感。爺爺親自鉆研工人們的宗教信仰，以便帶著理解去尊重他們，甚至抽時間參加他們的活動。他的大門永遠向每一位需要幫助的工人敞開。曾有一位女工哭著來找他，說在工廠工作的她兒子因莫須有的盜竊指控被警察抓走，而她沒錢交保釋金。我爺爺當即親自開車去警察局，將孩子保釋了出來。

變革的狂風很快襲來。英國老板離開了BIC，將其賣給了印度私人商家。最初幾年，新老板維持了原狀。然而，他們逐漸開始壓榨更高的利潤，卻拒絕投資于設備現代化。印度很快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集體主義的操守和將工廠視為家庭的觀念，在利潤最大化的需求面前潰不成軍。曾經被視為家人的工人，現在在私人商家的眼中，僅僅是可以為了壓榨利潤而隨意扭曲的“勞動力”。

1989年，坎普爾毛紡廠因生活津貼問題產生爭議，所有工會舉行閃電罷工。這次罷工嚴重影響了冬季的紡織生產。我爺爺憑借舊日的情義與工會談判并達成協(xié)議，罷工隨后停止。老板們被迫遵守協(xié)議，但因利潤受損而心懷不滿。他們要求爺爺向警方報案，謊稱協(xié)議是在受脅迫的情況下簽署的。他斷然拒絕，因為協(xié)議是基于誠信達成的，他必須堅持原則。新市場的邏輯與他的人文關懷產生了劇烈沖突。他面臨一個抉擇：要么背叛與他共事數十載的人們的信任，要么辭職并帶著龐大的大家庭搬走。他選擇了后者。最終，在為該組織服務32年后，爺爺被迫辭職。

?我爸爸說，這些變化對爺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總覺得當他擁有一切時，所有人都在他身邊；但當他失去一切時，眾人便像散落的書頁一樣一片一片就飛走了。爺爺非常喜歡讀烏爾都語詩歌。在晚年時，他經常吟誦這段詩句：“我終其一生尋找的，最終也未曾尋見；但借此契機，我卻看透了這人間?！?/p>

這些故事我聽了許多年，卻從未真正理解其精髓。直到我去了鞍山，看到那里的人們，我才意識到，那種被稱為“國家建設者”的尊嚴比任何金錢都要沉重。我以前從未理解這種變革的殘酷，可能是因為我是透過印度自由化后成長的棱鏡去看待它的。如果辭職了，換一份工作，生活繼續(xù)，不是這樣嗎？工作不就是一個場所嗎？我所成長其中的后全球化時代的資本邏輯，從未能理解那種情感聯結。直到我在鞍山，看到那位老工人在刮風的午后凝視著他雙手曾操作過的舊機器，才能理解這些意味著什么。

我終于看清了，這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它從未僅僅是一份工作，也從未僅僅是一個工作場所。對于那些伴隨著機器轟鳴聲醒來的耳朵，舊機器的寂靜是震耳欲聾的。但那種集體主義的精神在某處依然活著。我能從在孟泰公園聚集唱歌跳舞的人群中，或是街道旁無數的麻將社招牌中捕捉到它的身影。

孟泰公園

幾十年后，因為我爸爸在政府任職，我們搬到了不同的城市。但在任何一個城市，我們幾乎都能聽到這樣的詢問：“你們是BIC的Hitkari家族嗎？”。幾年前，爸爸接到辦公大樓安保部門的電話，說有人要見他?！笆钦l？”他問道。一個聲音從后面?zhèn)鱽恚骸案嬖V他，是曾在坎普爾給他父親縫襯衫的Stylo裁縫?！币宦牭侥莻€聲音，我爸爸就立刻出去迎接，把他帶進辦公室。Stylo裁縫和爸爸坐了一個小時，不停地聊起我爺爺。眼里泛著淚光，回憶起那個工廠，回憶起爺爺如何幫助他的許多親戚找到工作。我爺爺擔心的那些書頁或許早已從書中脫落，但它們從未停止向他飛還。

當我走在鞍山的街道和公園時，老工人們總問我為什么不去大連那樣的旅游勝地。我說：“為了了解鞍鋼的歷史。”“鞍鋼”他們笑了，眼中閃爍著光芒。隨即問道：“可是為什么呢？”我說：“因為我也出身于工業(yè)家庭。我爺爺曾是印度最大紡織廠的人事和勞資關系主管?！蔽矣浀闷渲幸粋€人說：“你知不知道人事處長不僅僅是處長，你爺爺更像個家長一樣。是好人。”那個“是好人”留在了我的心里，幫我看見了爺爺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眼中真實的模樣。

在許多方面，他就像一位“家長”。我聽過這樣的故事：女工人們會去找他，抱怨老公酗酒的問題。他會去訓誡那些老公，要求他們對家庭更加負責。老工人也會來找他，傾訴兒子對前途的漫不經心，而他則會給這些年輕人提供一份工作，讓他們變得更認真。

有時想來，這一令人安慰的念頭：如果代價從未如此沉重呢？如果我們不必承受這種沖擊呢？如果一切能維持現狀呢？但歷史的重量是逃避不了的。我不禁問自己，如果我們不曾承受這些，不曾支付這些代價，我們是否還能產生這種同理心，并成為今天的自己？相比于曾經擁有又失去，難道從未經歷過那些“美好的舊時光”會更好嗎？但是，對于那些成就了一切、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它從指間流逝的心靈來說，這又意味著什么？失去卻不仇恨，真的可能嗎？但恨意又何時能有好的結局？

我在鞍山的生活中找到了答案的一絲微光。那些愛過也失去過的人們，從未放棄對生活的熱愛。他們的堅韌告訴我，是什么幫爺爺去面對那些最輝煌的日子轉變?yōu)樽钇D難的時刻。

這也讓我思考，作為工業(yè)家族的后代，我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我雖然沒有受到直接的沖擊，但卻也無法在這場變革中全身而退。當我向人們提起印度這段現代化進程時，許多人要么完全不知道，要么只記得報紙上一兩句關于“某些工廠經營不善”的簡短報道。

?應該如何向他們解釋，那短短兩行的文字，對于那些用長滿老繭的雙手一磚一瓦建立起那個世界的人來說，意味著整個世界的崩塌？作為研究者，我認為我們有責任去講述關于全球南方現代化的那些故事。不是關于悲傷，更是關于韌性，為了表明，在面對這一切時，我們并不孤單；在挺過難關并走出來時，我們亦非獨自一人。

但這件事并不容易。“為我們寫研究論文有什么用？這幫不了我們，對吧？”這是我十年前在德里貧民窟進行口述史田野調查時被問到的問題。那時我給不出答案。我只是為了我的簡歷才做這些嗎？這確實沒能幫到他們，不是這樣嗎？此后的近十年里，每當我動筆寫論文，這個問題就會縈繞在我心頭。

最近，我在王老師對鞍山生活的追憶中找到了答案。他寫道，利用這段歷史去塑造一種“平等文化”的可能性。我想我可能會再花十年甚至二十年去思考如何實現這一點。如今，曾讓坎普爾在世界地圖上熠熠生輝的BIC工廠已經沉寂，我們衣柜里只剩下幾條印有“Cawnpore Woollen Mills”標簽的毯子。那些曾呼喚我爺爺名字的成千上萬人，早已不見蹤影。他們或許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或者在其他省份，工廠似乎正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漸漸遠去。但它何曾停止過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它出現在那些總是在車間地板上流淌的記憶里，出現在關于昔日生活的軼事里，出現在我們不斷偶然遇到的“你們是不是BIC的Hitkari家族”的那一問題中。我發(fā)現雖然那個工作不再運營，但我們還抹不去它與我們之間的關系。好像我爺爺說的“借此契機，我卻看透了這人間”也藏著從那種崩潰的世界中挖掘出一絲光芒的希望。

如何利用這段歷史構建一種平等文化，這是一個沉重的課題。目前的我或許無法給出答復。但或許對這段歷史的銘記與認同，便是它的第一步。目前?我只能說：沒有我的爺爺，我無法讀懂鞍山的歷史, 而如果不了解鞍山的歷史，我也無法真正領悟爺爺那份堅韌不拔的力量。

（本文作者Cherry Hitkari 李雯櫻，出生于印度勒克瑙市，是哈佛燕京學社與德里中國研究所的聯合培養(yǎng)博士研究員，她目前以進修生身份就讀于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