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那個寒冬，小崗村18戶農民在昏黃油燈下按下18枚紅手印，簽下那份“生死契約”：分田到戶，干成了不伸手要糧要錢，干不成干部坐牢殺頭，社員養(yǎng)活孩子到18歲。歷史就這樣被他們“勇敢”地轉了個彎——從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一夜跨入家庭聯(lián)產承包的改開時代。

后來肯定了這個方向，說“鳳陽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一年翻身”。小崗村瞬間成了全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村”，糧食產量從前20年總和一躍而上，人均收入從22元飆到400元。媒體歌頌“敢為人先”，上級領導視察，游客蜂擁而至，仿佛這里就是中國億萬農民奔小康的燈塔。

可轉折點之后呢？

1984年，縣里特事特辦，給了80萬貸款支持小崗辦磚廠，振興集體經濟。開會選址時，村民們異口同聲：“廠子必須離我家近，方便拉貨！”

可建廠不能占自家好地啊——每戶都這么想，地址就死活定不下來。股份怎么分？誰都想多占。誰管賬？誰也信不過別人。工資、利潤怎么分？一人一個算法，談不攏。最后，80萬貸款原封不動打水漂，磚廠胎死腹中。

1991年，上海雪中送炭，無償援助15萬資金、103頭豬，還有技術員，幫著搞養(yǎng)殖。村民們不琢磨怎么建豬場、怎么科學養(yǎng)殖，先搶豬！好豬要自家多搶，差的往別人家推，爭得鄰里結怨、親戚反目。

有人干脆提議：15萬按人頭平分得了！豬場沒建起來，豬被搶到各家各戶。技術員王八念經似的講育種繁殖，他們自己上手，或病死、或賣掉、或直接宰了吃。15萬資金挪用分光。

1992年，嚴宏昌抵押自家房產、四處借錢，投12萬辦米廠。廠子效益不錯，村干部一看“用了小崗村的牌子”，就該是集體財產，向鎮(zhèn)上告狀。鎮(zhèn)里強行接管，任命新廠長。嚴宏昌被一腳踢開，血本無歸。新班子任人唯親、大吃大喝，不到一年庫存掏空，機器賤賣抵債。

1993年，嚴宏昌引進福建技術，投8萬種食用菌，利潤是種糧十倍，福建老板帶技術帶銷路入駐。效益一好，村民們又“發(fā)揮特長”：有人要求“進廠”，有人覺得“廠建在村里就有我一份”，不給就鬧。村干部以收費為名反復勒索，加租金。鎮(zhèn)里還要求大幅提高承包費，否則不許經營。福建老板設備原料一丟，連夜跑路。菌種全部壞死，工廠廢棄。利潤十倍？連本錢都沒保住。

這些年，小崗村還吃過無數補貼：長江村對口幫扶修路、建葡萄園；日本領事投錢養(yǎng)鴨；合肥煙廠給“小崗牌”香煙費；政府修紀念館、廣場、信息中心，修新樓、貼息貸款……粗算下來，上世紀90年代就有1300多萬，外加后來各種輸血。

從毛主義看，這何嘗不是一場諷刺？當年人民公社雖有“大呼隆”“大鍋飯”的毛病，可至少有組織、有紀律、有集體主義精神，農民知道“為集體干活就是為自己”。

可小崗村的實踐證明：沒了集體約束，農民那點“聰明勁”全用在窩里斗上。搶豬、爭地、鬧股份、告狀、勒索……典型的“小農經濟”死循環(huán)。歷史轉折點上，他們按下紅手印“解放”了自己，卻也把自己鎖進了永遠分不完、信不過、干不成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