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這一章，朱熹《論語集注》說：“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這兩句話，最早出自宋儒程頤之口，由程門弟子劉安節(jié)記錄下來。朱熹讀后，心有戚戚焉，故摘錄到他那本“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的《四書章句集注》中。由此，“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便成為中國士大夫看待人生、家國、世界問題的方法論，由兩宋至明清，一直影響到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分子。

《詩》《書》《禮》《樂》，本為西周以來貴族教育的四大科目，孔子用來教授三千弟子，加上《易》與《春秋》，成為“六藝”，這就是儒家相傳的古典教育傳統(tǒng)。其中，禮、樂二教，固然也有一定的文本，但更注重身體實操，需要將一整套禮儀與樂舞演繹出來，所謂“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黃鐘、大呂、限、弦歌、干揚”為樂。禮樂相配，鋪陳為冠婚、喪祭、朝聘、射鄉(xiāng)等大型典禮，《儀禮》這部經典所記，即西周以來各類典禮的設計方案。可惜關于“樂”的部分，難用文字記錄，早已失傳。其實“禮”的部分，也只不過記得一個流程的枝干，后世若要依此復原周代禮儀場景，一舉手、一投足，表情如何、神態(tài)如何，均已不得而知。就看清儒對種種禮儀細節(jié)的考辨、駁難，各家爭論汗牛充棟，便可知要想復原當年，幾無可能。

孔子對禮樂的推崇，重心本就不在復原，他看重的是“禮之本”。何為“禮之本”？錢穆的解釋是：“禮樂必依憑于器與動作，此皆表達在外者。人心之仁，則蘊蓄在內。若無內心之仁，禮樂都將失其意義?！笨梢姡噍^于器物與動作，內心之仁才是禮之本。由此也就能理解《論語》記載的那句名言——“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人心的教化程度、人倫的親疏關系、人情的厚薄冷暖等都沒有達到所謂的“仁”，而只是盲目去追求一套儀式，能做出來的不過是禮之末節(jié)。因此，要在典禮中顯出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厚誼，功夫還在平日。更需要著力的是，由特殊場合的禮儀回歸到平時的日常起居，在言談舉止、視聽言動中流露出來一種教化、一種教養(yǎng)，才是由內而外的氣質，慧中以秀外，此即所謂禮教。這種自我修養(yǎng)不期然而然的達成，除了在家庭、學校等環(huán)境中觀摩濡染、自我裁節(jié)、反省覺悟之外，更需要一種社會普遍遵循的法則與規(guī)范來予以約束，否則就不可能持久。因此，禮更指向一種禮法秩序，一種制度典章，與今天所說的“法”可以古今呼應。馬小紅所著《禮與法：法的歷史連接》，就是要把今天“法”的歷史連接到中國古代的“禮”。對應于西方的Laws，中國的制度傳統(tǒng)是禮與法的共同體，而總樞紐仍是“禮”。依照這個邏輯，漢代以來的儒家一路向道德發(fā)力，鉆研人的內心修養(yǎng)，一路探索經邦濟民之道，兩者殊途而同歸，構成中國禮樂文明的兩大支柱。

如果借用“冰山模型”理論，可以形象地說明禮樂所包含的幾個不同層次。露在水面以上的可見部分，只是冰山的一角，水面以下的巨大冰體，體量要遠遠超過水面以上。大多數(shù)人眼中的“禮”，指的是儀禮、儀式，可對應于冰山露在水面以上的可見部分。然而探索潛藏在水面之下的那個巨大冰體，這才是禮學研究的主陣地。由“禮之本”可撬開冰體的大門，由禮樂教化進入人心內在，由修身而齊家；由禮教又進入禮法、制度，進入社會、國家的治理，至此便抵達這個巨大冰體的中心區(qū)域。而由禮法的研究進一步往這座冰山的結構底層推進，將進入更為潛在、更為隱性的“禮”的內核，即治理國家的理念、方法、邏輯和內涵，可將其稱之為禮治。

由禮儀到禮教，由禮法到禮治，從身外到內心，從制度到觀念，經長期積淀與凝固，最終形成一整套生活方式，一種思維模式，構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文明樣態(tài)——禮樂文明。禮樂文明足以標志中華文明的獨特性，由此而在世界文明百花園中獨樹一幟。禮樂文明的內核是禮治，錢穆曾指出：“中國政治是一個禮治主義的。倘使我們說西方政治是法治主義，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國政治最高是‘禮’，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是禮治?！蔽鞣降姆ㄖ蝹鹘y(tǒng)，同樣包蘊著一個復雜的體系，法治包括法律，但不僅僅指法律，禮治包括禮儀、禮制，也不僅僅指禮儀、禮制，其背后均有植根于彼此那個文化傳統(tǒng)中的一整套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治理模式。

集中體現(xiàn)周代禮治原理與制度設計的經典，無疑當屬《周禮》一書。在朱熹的眼中，“《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翻開此書，舉凡行政國務、基層教育、財政開支、軍事國防、司法刑律、工程實業(yè)，都包含在“周禮”的大框架中。若能從此書眾職聯(lián)事協(xié)作的縱橫交錯中發(fā)掘出制度設計的邏輯與脈絡，便可“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孫詒讓語）。正因如此，《周禮》一定程度上構成禮治三千年的制度根基，秦漢以后歷代的國家治理和社會運作，均從中參悟取用，執(zhí)一馭萬，受其沾溉無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因時而變，因地制宜，漢唐、宋元、明清一次又一次地脫胎換骨，展現(xiàn)出中華文明獨特的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而又一脈相承。此之所謂革故鼎新、輝光日新。

禮治之中本已包含著樂的精神。《樂記》所謂“禮節(jié)民心，樂和民聲”，樂的本義是音聲，而其精神在和樂、在凝聚。對此，朱光潛的認識最為通透，他說：“樂的精神是和，靜，樂，仁，愛，道志，情之不可變；禮的精神是序，節(jié)，中，文，理，義，敬，節(jié)事，理之不可易。”一個人的身心，要能形成文質彬彬的君子氣象，“知情意各種活動必須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一個國家或社會共同體，要能達到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分子與分子要和而無爭”，在秩序中必含著和悅，人心才能安，正所謂“樂至則無怨”。禮與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古人說“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禮樂實際上已成為中國人看待世界萬物的一種思維方法。晚清曾國藩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在他心目中，所謂學問說穿了就是“學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學禮自然也包含著習樂。現(xiàn)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馬一浮則說得更為一針見血，“凡事取一種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禮，做得恰好便是樂。如作詩，格律是禮，詩中理致便是樂。寫字，識得筆法便是禮，氣韻便是樂”。用這樣的思維來看待物我，大到全球命運、國際關系，小到起心動念、日常點滴，“禮樂無處無之”。由此也就讓程頤、朱熹的那一句千古名言“天下無一物無禮樂”，得以在20世紀蘇醒，進入現(xiàn)代中國的生命體。

文脈的傳承，信有綿綿不絕的力量在。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說，出“禮是傳統(tǒng)，是整個社會歷史在維持這種秩序”。禮樂的復興在不久的將來必將結出碩果。然而這一條復興的康莊大道，必須得從冰山潛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冰體開始，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若拘囿于水面之上的禮儀，連“禮之本”的大門都未能撬開，就將很快因學術之淺而蜷縮到螺螄殼的道場中去。當然，要進入那個冰山的底層，注定是一項艱苦卓絕的事業(yè)，非披荊斬棘、眾志成城者不能成。

原載：《學習時報》2026年4月6日第8版

作者：顧濤，清華大學日新書院院長、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