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3年12月16日，北京中南海頤年堂正在開會。一個消息傳進來，整間屋子瞬間安靜了。毛主席緩緩站起身，領(lǐng)著在座所有人為羅榮桓默哀。
沉默良久，他開口說了一句話："一個人數(shù)十年如一日，忠于黨的路線，很不容易啊。"當(dāng)晚，毛主席徹夜未眠，提筆寫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首悼念戰(zhàn)友的詩。最后兩句是——"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往前推兩年零九個月，1961年3月16日，陳賡大將在上海病逝，年僅58歲。
兩顆將星，一前一后，在共和國最需要他們的時候墜落了。
很多人后來說，如果他們能多活十年，有些事情的走向，也許會不一樣。這話到底有沒有道理？要回答這個問題，咱們得先看看，這兩個人到底是什么樣的人。
先說羅榮桓。
1902年，羅榮桓出生在湖南衡山縣一個普通家庭。1927年秋收起義，25歲的羅榮桓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從此跟著他上了井岡山。這一跟，就是一輩子。
羅榮桓這個人有個特點，用毛主席的話概括就是十幾個字——"無私利，不專斷，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開，放得下。"這十個字說起來輕飄飄的，做起來那是要命的難。你想想，在那個年代，多少人因為路線之爭鬧得頭破血流，多少人因為意見不合就背后捅刀子。而羅榮桓呢？毛主席親口評價他——"對敵人狠，對同志有意見，背后少說，當(dāng)面多說，不背地議論人，一生始終如一。"
這評價有多高？一生始終如一——你去翻翻歷史，能做到這幾個字的人，一只手都數(shù)得過來。
井岡山時期，毛主席還專門跟羅榮桓的妻子林月琴說過一段話，大意是："榮桓同志是個老實人，可又有很強的原則性，能顧全大局，對己嚴，待人寬。當(dāng)然，老實人免不了受人欺負，這也沒什么，歷史總會正確評定人們的功過是非。"
這話說得多意味深長。毛主席太了解羅榮桓了——這個人不爭功、不搶戲、不站隊、不搞小圈子，但關(guān)鍵時刻絕不含糊。
抗戰(zhàn)時期在山東，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東北，兩人一路搭檔打下遼沈戰(zhàn)役、平津戰(zhàn)役。四野從白山黑水一路打到海南島，羅榮桓的政治工作居功至偉。
新中國成立后，羅榮桓擔(dān)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這個位置有多重要？說白了，全軍的思想工作、干部任免、組織建設(shè)，全歸他管。1955年評軍銜，那么多功勛卓著的將領(lǐng)，誰高誰低、誰上誰下，多少人盯著、多少人不服。羅榮桓從1950年就開始主持軍銜評定工作，硬是把這件得罪人到極點的差事辦得服服帖帖。
但羅榮桓的身體早就垮了。1942年就開始帶病指揮作戰(zhàn)，1946年切掉了一側(cè)腎臟。新中國成立后，他一直拖著病體工作，到了1960年代初，腎功能已經(jīng)嚴重衰竭。1963年9月28日住進北京醫(yī)院做腹膜透析。12月16日，終究沒能扛住，走了。終年61歲。
再說陳賡。
如果說羅榮桓是那種沉穩(wěn)厚重、讓人安心的"壓艙石"，那陳賡就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種人——他是軍中公認的"活寶"、"開心果"，走到哪里笑到哪里，段子張口就來，上至毛主席下至普通戰(zhàn)士，沒有他不敢開玩笑的。
但千萬別被他嬉皮笑臉的外表給騙了。這個人的履歷，放到整個中國革命史里都是炸裂級別的。
1903年出生，湖南湘鄉(xiāng)人，祖父是湘軍副將。1924年進黃埔軍校第一期，跟蔣介石當(dāng)面鑼對面鼓地較過勁。1925年東征，第三師被打崩了，蔣介石嚇得要自殺，是22歲的陳賡一把攔住他，背著他跑了好幾里地送上船，救了蔣介石一條命。這個梗陳賡后來講了一輩子，每次講都笑得不行。
1927年南昌起義，陳賡是營長。打會昌時右腳中彈，拔出彈頭接著沖。后來到上海搞地下工作，在中央特科負責(zé)情報，跟李克農(nóng)、錢壯飛他們一起干的就是"刀尖上跳舞"的活兒。
1933年在上海被捕，蔣介石親自勸降，陳賡不吃這套，后來設(shè)法脫險跑回了蘇區(qū)。
抗戰(zhàn)時期，陳賡是129師386旅旅長，打得日軍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八路軍中最善戰(zhàn)之旅"。解放戰(zhàn)爭中，他率領(lǐng)第四兵團一路從中原打到云南，橫掃半個中國。1950年又去了越南，幫越軍打法軍；1951年到朝鮮當(dāng)志愿軍副司令員，打完仗回來就開始搞國防科技教育——1952年，毛主席親自點將，讓陳賡創(chuàng)辦哈爾濱軍事工程學(xué)院。
你看看這份簡歷：搞過特工、上過戰(zhàn)場、指揮過大兵團作戰(zhàn)、援過越、抗過美、還辦了大學(xué)。這叫什么？這叫全能型選手。
1955年，錢學(xué)森剛從美國回來，陳賡專程從北京飛到哈爾濱陪他參觀哈軍工。兩個人有一段著名的對話，陳賡問：中國人能不能搞導(dǎo)彈？錢學(xué)森說：怎么不能？中國人又不比外國人矮一截。就是這次見面，堅定了錢學(xué)森投入中國導(dǎo)彈事業(yè)的決心。
1961年3月15日，陳賡在上海養(yǎng)病。那天是他的生日，他跟妻子傅涯說了一句從來沒說過的話——"傅涯，我今天生日，你給我搟點面條吃吧。"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過生日。
第二天，3月16日，心肌梗塞第三次發(fā)作。他走了，58歲。
陳賡走的消息傳開后，老戰(zhàn)友李克農(nóng)悲痛欲絕。而李克農(nóng)自己，不到一年后的1962年2月也走了。周總理當(dāng)時正在廣東視察，接到消息后再三要求追悼會必須等他回來才開。
羅榮桓走的時候，毛主席寫了那首詩。最后一句"國有疑難可問誰"，不是客套話。
這兩個人，一個是全軍政治工作的定海神針，一個是國防科技教育的開路先鋒，一個管人心，一個管技術(shù)。更關(guān)鍵的是，他們倆有幾個共同點：原則性極強，不搞投機；人緣極好，但不拉幫結(jié)派；對毛主席忠誠，但忠誠的方式不是盲從，而是該說的話照說不誤。
羅榮桓在1963年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過一段話，大意是：黨委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貫徹民主集中制。黨委內(nèi)部既要團結(jié)，又要堅持原則。這話放到當(dāng)時的背景下聽，分量極重。他去世前，已經(jīng)隱隱感到某些苗頭不對勁，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diào)組織紀律、強調(diào)民主集中制、強調(diào)實事求是。
陳賡也是一樣。他在哈軍工期間，不管外面的風(fēng)怎么吹，始終堅持一條——搞軍事教育就得講科學(xué)、講專業(yè)、講實事求是。他說過一句話，大意是"紅與專的問題，光講紅不落實在專上也是空的"。這在當(dāng)時是需要勇氣的。
1961年陳賡走了，1962年李克農(nóng)走了，1963年羅榮桓走了。三年之間，三位重量級人物接連離世。而此時距離1966年，只剩下不到三年。
歷史沒有如果。
但歷史允許我們回頭看一眼，想一想：如果這些人還在，如果這些聲音還在，那些年的很多事情，會不會有一個不同的走向？他們未必能改變歷史的洪流，但至少，他們會是洪流中幾塊不肯被沖走的石頭。
羅榮桓走的時候，毛主席說他"原則性強，對黨忠誠，對黨的團結(jié)起了很大作用"。這句話翻譯一下就是——有些人在的時候，你覺得沒什么；等他們不在了，你才發(fā)現(xiàn)，他們一直在默默地撐著某些東西不倒塌。
陳賡走的前一天，還在病床上寫他的《作戰(zhàn)經(jīng)驗總結(jié)》，想把自己一輩子打仗的本事留給后人。結(jié)果只寫完了序言，人就沒了。他兒子陳知非后來說了一句話特別讓人感慨——"那時候連硝酸甘油這樣的擴冠藥物都沒有，要是擱到現(xiàn)在，放個支架就行了。"
一個是元帥，一個是大將。一個61歲，一個58歲。他們用一身傷病換來了國家的安定，讓中國的醫(yī)學(xué)有條件發(fā)展，但自己卻沒能等到醫(yī)學(xué)進步的那一天。
毛主席那首詩的最后一句，與其說是在問羅榮桓，不如說是在問這個國家、問這個時代——"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這個問題，后來的歷史，用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才給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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